商业发展的需要呼唤出版业

一、商业发展的需要呼唤出版业

从其导源上看，不少出版机构直接导源于商业的需要或与商业的发展关联尤著。近代上海的出版业，就外人所经营的出版业来说，商业的发展为报刊的创办提供了可能。同时上海商业的发展也呼唤为其服务的报刊的问世。1850年创刊的《NorthChinaHerald》（《北华捷报》）创刊号所刊的《致读者书》一文中说：“由于上海开埠已有六年，而不到五年的时间，上海已成为亚洲第四大港口；四个月以前，上海与香港之间已开辟了定期航线……我们认为创办一个报刊的时机已经来到。”又云：“若有可能，还要使公众懂得，不能只顾暂时和眼前的利益，而应具有全局和长远的观点，认识到这样做对于英国和整个文明世界的进一步发展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并看到这个巨大的帝国拥有的丰富资源。”⁽²⁾前段话明确无误地说明《北华捷报》缘起于上海商业的发展。后段话表明了此刊的目的在于开发上海。可以说它是上海商务事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它就没有其政治目的。关于这一点，它的创办人奚安门在发刊词中也并不避讳：“我们别为自己假扮……我们的热情和努力，将唤起一种对于广大的商业和亲切的国际政治关系之安适。我们现在是置在起点上，如果可能的话，它的结果不是短促的，消灭的，或旋作旋辍的，而是一个对于营地德国永恒的根深的各国关系的断案。”⁽³⁾也就是说，他既要“唤起广大的商业”，又要“唤起国际政治关系之安适”，两者都是其所关心的，本为拍卖商的奚安门，其办报的立足点或者说其主要目的是商业，从后面我们谈的经营方式和内容中，也可看到这一点。

该刊与商业的发展息息相关，还可以从其新增和变更的刊物的名称话语中见其一斑。1856年《北华捷报》新增一种每日出版的《TheDaily ShippingNews》，应译为“每日航运新闻纸”。1859年增刊《NorthChina＆JapanMarketReport》译为“北华与日本市场信息报”。1861年合并扩充为《TheDailyShippingNewsandMarketReport》译为“每日航运与商业新闻”，1861年底，筹办上海最早的中文新闻纸《上海新报》（英文名为《ChineseShippingListandAdvertisers》，意为“中文船期商品广告纸”），后又改版扩充为《TheDailyShippingNewsandCommercialNews》译为“每日船头货期纸”或“每日航运和商业新闻”。这些名称话语昭然显示其与商业的密切关系。

英商美查于1872年创办《申报》，有人说是他经营茶叶出口贸易及缫丝工业受挫后创办，也有人说是美查经营江苏药水厂获利而后创办。据《申报》人黄协埙说：“以申报所获之利，添设点石斋印书局、图书集成铅印书局、燧昌火柴厂、江苏药水厂。”⁽⁴⁾作为亲眼目睹《申报》成长者，此话应是比较可信的。不管哪一种，《申报》的创办，都是美查商业活动的继续。这一点，前人曾有论及。戈公振说：“美查虽为英人，而一以营业为前提。”《申报》老人张蕴和在《六十年来之申报》中谈到美查的创报动机时说：“美查办报，在我人今日观察，必谓其有何野心，或欲借以操纵舆论，或欲借以侵略文化，然在当时之美查，确未有此种深意，不过视为营业上宣传而已。”从其经营状况看，也确以获利为目的。前期主要靠船期行情和商业广告支撑。报纸获利以后，见印行中国古籍有利可图，又印行《聚珍版丛书》、《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大部头中国古籍，仅《聚珍版丛书》就印行160多种。同时还附设申昌书室、申昌书画室等出版机构。美查还经营其他一切有利可图的买卖。先后陆续经营江苏药水厂、燧昌自来火局和肥皂厂等，甚至到南洋经营经济作物为主的农场。另一英商创立的同治印书馆，也是因为商业的发展，有许多的价单等印件需要印刷，才得以于1866年4月2日成立的。

外商所办的出版机构如此，传教士也并非与获利无涉。就传教士创办的出版机构而言，主要出版宗教类书籍和一些自然科学书籍，这些书籍一些用来馈赠，但并非主要用于馈赠。如墨海书馆出版的许多自然科学书籍都是用于销售的。格致名家徐寿和算学家华蘅芳在咸丰初年就曾购买过该馆的一批书籍回去“朝夕研究”⁽⁵⁾。1857年，由该馆印行的中文月刊《六合丛谈》，除少量的宗教内容外，主要刊登西方科技文化知识、新闻及商务信息，其中商务信息占有很大比重。如第一号内容中，就有“进口货单”、“出口茶价单”、“银票单”、“水脚单”等商务信息⁽⁶⁾。传教士傅兰雅办的格致书室同样以盈利为目的。除经营书籍外，一些理化仪器、照相器材、铅字铜模、印书机器等能获利的产品也同样经营。传教士在上海最大的出版机构广学会也不例外，前章已叙，此不再赘。

从民族资本办的出版机构上说，商务印书馆就是由于商业中所需大量的账单、簿记等需要印刷，夏瑞芳等人见有利可图而成立此馆。这点“商务”二字已赫然昭显其源起。中华书局的创办，则是陆费伯鸿预见到清朝灭亡已成定局，不合时代的教科书必然被淘汰。正是看到教科书的出版中隐含着巨大商机，而于1912年1月1日突然宣布成立的。其他直接导源于商业或与商业密切相关的出版机构还可列举很多。可以说，“商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个人们最不愿与神圣的文化相联系的魔物却导致了上海出版业的勃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