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从业人员结构状况分析

二、出版业从业人员结构状况分析

由于出版业的特殊需要，从事出版业人员的文化水平普遍远高于都市其他行业。吴铁声在回忆中华书局时说：“（中华书局职工）几乎没有文盲，老工人中识字不多的当然也不在少数，但排字工人必须有初中程度。总办事处和编辑所的事务人员，则须有一定经验、专长和文化程度，例如绘画、会计和文书等等。”⁽³³⁾出版业对都市人口结构的改变，不仅表现在都市人口的籍贯构成上，而且表现在都市人口素质的提高上。

上海出版业的从业人员，就其籍贯来说是非常广泛的。作为书业龙头的商务印书馆，其职工的籍贯构成中我们可见其一斑。1931年商务印书馆曾对其职工的籍贯、性别进行调查，状况如表4-2。

表4-2 商务总馆职工籍贯性别人数表

（续表）

注：见庄俞：《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表中江苏籍包含上海市在内。

从表4-2可以看出，人员籍贯构成中，江苏、浙江占绝大多数，占总人数的91.4%。居于前八位的省份依次为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河北、湖南、广东、江西。1931年前后上海公共租界和“华界”的人口籍贯居前八位的地区如表4-3。

表4-3 1931年前后上海公共租界及“华界”人口籍贯前8位的省份

注：此表据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中的表22、表23中的有关数字制成。“人数”项为公共租界及“华界”1930年人数之和。江苏籍包括上海市在内。

表4-3中，江苏、浙江两省籍贯的人口数占两界人口总数的86.1%。居前8位的省份依次是江苏、浙江、广东、安徽、山东、湖北、福建、湖南。这里江浙籍人口居多当然是由于离上海距离近的缘故。而广东人口居第3位，则主要是因为广东对外贸易较早，外国洋行中的中国买办，粤籍人不少。因大量的熟人或亲戚关系，广东人到上海的临时住宿有了保证，所以广东居沪的人数较多。这种情况在表4-2中也得到反映。如在商务印书馆闽籍股东占有不小的部分，在董事会中亦多有闽人。闽籍的李拔可曾历任商务经理、代总经理及董事等职⁽³⁴⁾，故闽人在商务印书馆中人数较多，居第四位。当然这与当时上海出版业中吸纳人员的方式有关。当时除用公开招考的方式吸纳人员外，主要通过熟人介绍或推荐的方式吸纳人员。这样，出版机构中某省人较多或与之联系较多的，自然因地缘的因素而较多地介绍本籍人。这种情况在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里反映得也比较明显。如由于常州人蒋维乔、庄俞的不断引见，投入商务印书馆编写中小学教科书行列的常州人越来越多。1908—1918年，在庄俞代高凤谦而成为商务编译所的国文部长时，已基本形成了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和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中所说的那种“专编中小学教科书的人是清一色的‘常州帮’”的局面。商务编译所中常州籍人员较有名者就有蒋维乔、庄俞、谢仁冰、陆尔奎、方毅、谢观、孟森、恽铁樵、许指严、沈颐、庄适、吕思勉、刘海粟、顾实、陈衡哲等⁽³⁵⁾。编译所的理化部的部长是绍兴人杜亚泉，理化部编辑员都是他的同乡，因而被称为“绍兴帮”，与国文部的“常州帮”并称。在一些小的出版机构中的人员，地缘关系则更为明显。如亚东图书馆同人几乎是清一色的徽州人。

从性别上说，表4-2中的男女比例相差很大。男3125人，女仅479人，其比例为6.52∶1，这远远高于当时上海总人数的男女比例。当时上海“华界”的男女比例为1.35∶1；公共租界为1.56∶1；法租界为1.45∶1，上海总人口的男女比例为1.45∶1⁽³⁶⁾。之所以表4-2中显示的性别比例远远高于当时的上海总人口的性别比例，是因为出版业对从业人员文化要求相对于别的行业为高使然。当时女性的识字率很低，而出版业一般又要求有一定的文化才能工作。这样，大量不识字的女性就被排除在出版业之外。所以，整个上海出版业从业人员中男女性别比例差别很大，男性远远多于女性。中华书局直到抗战时期，在重庆总处，几百个编辑人员中才有两名女编辑，就是一例。

以上我们论及的是上海出版业整体从业人员的籍贯构成状况，下面我们再对上海出版业的负责人的籍贯作一考察。朱联保在《近现代上海出版印象记》中说：“旧上海的书店、出版社的创办人和负责经营管理人的籍贯，就我所知，在177人中，计浙江79人，江苏56人，广东13人，河北10人，湖南9人，福建、四川各3人，安徽2人，江西、云南各1人”。现在无法得知朱先生是根据什么得出上述数字。有一点值得考虑，就是上海出版业的负责人是变化的，除倒闭、新开等因素外，还有兼并和人员调整等情况。所以，在考察上海出版界的负责人的籍贯时一定要落实到具体的时间段。介于这种考虑和资料的可能，我们对1935年上海市教育局调查所得的261家出版机构的负责人籍贯列表如表4-4。

表4-4 1935年上海出版机构负责人籍贯一览表

注：本表据《上海书店调查》为基础，有些籍贯为笔者查阅有关资料补充所得。表中上海的籍贯包括嘉定、金山、宝山、浦东、松江、崇明、川沙在内。

表4-4中江苏、浙江、上海三地人数最多，占总数的82.4%。其次是河北和广东，分别占总数的3.1%。这里，上海、江苏是分别统计的，如把上海纳入江苏省之内，则江苏籍占总数的48.7%，江苏籍与浙江籍之比为1.4∶1。而表4-3上海总人口中，江苏籍占61.5%，浙江籍占24.6%，两者之比为2.5∶1。也就是说，上海总人口中，江苏籍人是浙江籍人的2.5倍，但出版业中仅是浙江人的1.4倍。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首先，与浙江金融集团在辛亥革命以后在上海占显赫地位有关系。有人统计，1912—1927年创办于上海的银行56家，在知创办人或企业代表籍贯的49家中，浙江人创办或参与创办的有37家⁽³⁷⁾，日本学者森次勋在30年代就曾说：“浙江系曾将上海之土著新式银行之大半收归其掌握之下”⁽³⁸⁾。浙江人在上海金融界的这种显赫位置，对于浙江籍人在上海经营出版业提供了较为雄厚的资金支持。如现代书局曾得到四明银行几万元的信贷，就因其负责人洪雪帆的宁波同乡虞洽卿的帮助⁽³⁹⁾。上海出版业中较大的出版机构创办人或负责人几乎全是浙江人。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中，大多是浙江人。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局的创办人也都是浙江人。事实上，这些出版机构，都不同程度上得到浙江财团的支持。其次，近代浙江人文鼎盛，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在政界，都很有声望。特别是在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教育界中，居领导职务的大多是浙江人，这使得浙籍人在上海从事出版业特别是在教科书的编辑出版中处于优势地位。另外，浙江与上海的优越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以及浙人强烈的乡谊观念，都对浙人在上海经营出版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除江浙外，广东、河北和安徽籍的人较多。广东籍人较多的原因是广东的早期买办较多，19世纪80年代在上海经营出版业中规模较大的都是广东人。如徐润、李盛铎皆是。20世纪30年代，虽广东人退居次要地位，但仍具一定势力。至于河北、安徽，因其到上海的交通本身较便利，加之，本身的传统出版就较发达，如河北冀县的书商即使在近代也是非常活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