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艺娱乐的文化追求

第三节　综艺娱乐的文化追求

一、综合调动各种娱乐因素

当今信息时代，娱乐信息急剧攀升，娱乐元素在大众媒介的报道中所占的比例大得惊人。社会上的畅销杂志、广播、商业电影、报纸，大部分都是让人娱乐而不是以教导为目的的。就连那些最严肃的新闻报道，比如政治演说、群众集会，我们也可从中看到引人注意的娱乐元素。大众传媒强大的传播攻势，把娱乐化的东西遍布到社会的每个角落，进入大众的每根神经，体育盛典也越来越呈娱乐化发展态势。

2006年4月，在星城长沙举办的“中国十佳劳伦斯冠军奖”，这中国体育界最神圣的评奖活动，却变成一场具有浓厚娱乐味道的体坛大餐，体现出中国传统与世界潮流的融合，有如一场盛大的party，劳伦斯典礼的嘉宾名单上星光闪耀，出现了周润发、周星驰、冯小刚、张柏芝、杨紫琼等演艺界巨星的名字。前来捧场的赵本山、黎明、赵文卓、苏有朋、伊能静、朱茵、李宇春等明星阵容豪华，极具观赏性，活动设计高潮迭起：有老将李佳军在节目现场向女友求婚，绯闻女运动员郭晶晶突然现身外景与路人访谈，现场中还有几十名“玉米”拿印有李宇春头像的海报等着为偶像捧场……活动中的娱乐要素牢牢吸引了受众眼球。

综艺节目从全国遍地开花到现在已面临着许多难以逾越的“瓶颈问题”，而已经有着9年长龄的《快乐大本营》，在春节期间仍占领着全国市场高达3％的份额，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电视史上的奇迹。2004年11月6日晚，湖南卫视播出了李湘离开后的首期《快乐大本营》，何炅和维嘉两位“单身贵族”开始打理全新改版后的节目。而2005年3月10日晚，时隔仅4个月，它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全新改版后的首次录影，力求把“快乐”二字做到极限，善于借鉴其他娱乐形式，调动各种娱乐因素。

（一）吸取鲜活歌厅文化，增添本地原创色彩

湖南的娱乐文化异常活跃，在全国兴起最早，发展较超前，长沙号称“娱乐之都”，一些大型文化盛典青睐这座“不夜城”，不少品牌歌厅场场火爆、闻名遐迩，是外地人来湖南的必到之处及旅游观光的保留节目。歌厅娱乐产业与传媒产业同居文化产业，长沙歌厅娱乐生命力强，其本土娱乐风格有一些值得借鉴之处。

（本书作者在湖南电视金鹰节主会场）

长沙歌厅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起步，到90年代末已成火爆之势。据悉，当时全国闻名的琴岛歌厅日日爆满，其一年的利润可达上千万元。本土化既能获得本地观众的认可，也能让外地观众看到新鲜，一举两得，这是长沙歌厅文化最主要的特质。近几年，长沙歌厅娱乐模式有向新型剧院文化模式转变的趋势，继承了歌厅文化的本土化、市场化的一面，学习它们真实、自然、贴近生活的风格，同时摒弃了歌厅部分节目过分庸俗、搞笑、消极的一面，提升了节目的高雅化、专业化和艺术化，节目多为国内外专业艺术团高水准的表演。如港岛演艺中心、欧阳胖胖大歌厅等演出的节目形式、环境都向着剧院的规模发展，其气势、派头大大超过了往日的歌厅。新型剧院文化的兴起为长沙娱乐界提升了档次。

为了更好利用本土文化娱乐资源，《快乐大本营》吸取了歌厅段子来刺激观众的“笑神经”。自从李湘离开《快乐大本营》后，何炅和维嘉两位男主持挑起了整台节目的大梁，但无论从视觉习惯、场上的配合等方面来说，“快乐”的老观众总是觉得缺少了一点什么，所以在有一期节目中邀请到的女性嘉宾的比例占到了3/4。女嘉宾中既有哈佛才女范玮琪、主持人谢娜，还请来了一位全国观众不是很熟悉，但的确很能活跃气氛的歌厅常客与本地笑星何晶晶。何晶晶施展她的诙谐与幽默才能，在节目中逗人开心，她把歌厅里的小段子“信口拈来”：“你知道‘fish’（鱼）这个单词怎么记吗？就是因为吃鱼要挑刺，好费事，所以念‘费事’。”像这样搞笑的演绎让现场的笑声此起彼伏，甚至达到了喧宾夺主的“笑果”。把歌厅的文化带到一个上星电视的栏目中，这确是一种尝试和创新，^[5] 从节目内容安排和程式设计上营造出了热闹的场面和欢乐的氛围。

以《快乐大本营》5月27日播出的特别节目——“金玉良缘”为例。作开场演出的是广东深圳艺术体操队的美少女队员表演的“七色彩带”和“混合操”，接下来法国“简·迷离”组合的钢琴加贝斯的摇滚曲风尽情发泄着来自浪漫之都的魅力诱惑，湖北的土家族歌手陈娟不断变换民歌、美声、通俗、摇滚、戏曲等各种唱腔，还一人分唱男女两个声部，让现场观众大开眼界，压轴的是曾经登上央视春晚舞台，代表全国一流舞蹈艺术水平的“剪纸姑娘”，她们天衣无缝的配合让观众叹为观止。参与本期节目的特别来宾阵容强大，主持人团队号称“快乐家族”，胡东、维嘉、谢娜、彭宇组成的“四大才子”穿插全场，表现抢眼。他们穿着笨重的企鹅服互动游戏，还戴着“剪纸姑娘”的头饰模仿演绎，搞笑功力让现场气氛一浪高过一浪。

新改版的《快乐大本营》延续了“快乐至上”的节目精神，节目的前期设计在充分了解嘉宾才艺的基础上，更注重嘉宾与现场的互动。比如“功夫”这期节目中，邀请到少林塔沟武术学校的学员作为特别嘉宾。同样的武术表演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等大型晚会都做过，因此导演的前期设计中考虑的是如何另辟蹊径，运用嘉宾发挥“快乐”的特色。经过与嘉宾和演出资料充分的接触、了解。导演组发现他们生活中也有丰富多彩的一面，其中有位刚满5岁的“小和尚”表现就特别可爱，但是这些在常规的节目中很少体现出来。于是节目现场访问时设计让这个“小和尚”边唱边跳了一段与传统武术毫不相关的流行霹雳舞，稚气十足的表演让现场观众捧腹大笑，几位学员甚至还充满激情地唱了一段《老鼠爱大米》，这些细节甚至比他们的武术表演更加吸引观众。在设计马来西亚知名歌手阿牛的环节时，导演组也把他作为普通人来设计，淡化他的歌手身份，通过游戏、观众互动等形式表现他本人不为观众熟悉的一面。从现场观众反应来看，气氛更加热烈、火爆。

（二）设置多样娱乐形式，讲究明星传播效应

在当今电视节目千百万化，不断花样翻新的时代，《快乐大本营》非常明智地选择了大众娱乐与娱乐大众的传播形态。无论内容或形式，《快乐大本营》囊括了尽可能多的最吸引观众的娱乐因素。

节目设置的娱乐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明星”、“艺术”、“游戏”、“竞赛”、“抽奖”等，不仅内容最吸引观众，对象感把握得非常好，而且现场的观众又常常成为热烈气氛的创造者，调动了节目“互动”的因素。要找到电视节目的热点、趣点、视点和卖点。这样，节目不仅有了看头，更有了好的生存条件。

明星嘉宾一直是节目收视的重要看点，为突出重点嘉宾，避免千篇一律，导演组为每期节目的重点嘉宾都要另辟蹊径、层层深入地设计节目环节，如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飞扬的青春”邀请的特别嘉宾邓超是目前正在走红的电视剧明星，为充分发挥嘉宾特色，导演组根据他的特质和节目主题设计了优质青年大考验、多才多艺、理想伴侣等三个板块，通过道具游戏、才艺表演、男女合作完成任务等方式，激发他的本色反应，表现了他生活中活泼、可爱的一面。

《快乐大本营》每期节目力求丰富多变，在节目的演唱会中，加进了多种伴唱环节。梁静茹在演唱《宁夏》时就有水中芭蕾陪伴；房祖名演唱《要强》时，现场就变成一个跆拳道比赛场，选手在台上进行真功夫表演；黄品冠在演唱时，空中就有一对演员进行空中杂技表演。

由于电视综艺节目的大量涌现，演艺界的明星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面孔千篇一律。不用说各路当红明星，即使是明星“坯子”，甚至“库存”明星都几乎忙得不可开交，有时同一位演员或歌星会在同一天的几个不同频道的节目中做嘉宾。有些明星文化素养不高，连一些最基本的历史知识都答不上来。有人嘲笑这种现状是“几十个频道十几台戏，七八个人一条计”，这种状况实在令人堪忧。但是，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就几乎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所请影视明星，不仅总是比别的电视台抢先一步，而且力求明星综合素质高，节目中既充分显示其专业特长，又注意表现其文化素质与知识水平。节目不仅展现影视明星的迷人风采，更挖掘他们鲜为人知的感人情节，这样就使受众始终对节目保持新鲜感，也保证了节目丰厚的内涵及居高不下的收视率。

《快乐大本营》导演龙梅曾介绍经验：“我们不仅请明星参与，还要让他们描述感受。”参加《快乐大本营》表演的嘉宾梁静茹、房祖名、黄品冠、张震岳等人，在节目中都联系自己的亲身体会，表达了自己的“快乐感言”——房祖名受到父亲爱国情感的影响较深，很注重自己的正面形象，因此他兴奋地说：“我觉得我们就要牢记我们是中国人，为自己是中国人而骄傲、快乐。”经历了感情变故的梁静茹则轻声说：“真希望天下所有人都能终成眷属，爱情甜蜜。”曾经把手摔伤了的黄品冠则说：“健康是最快乐的事情，希望每个人都能把快乐进行到底。”而张震岳则非常简单地说：“不管怎样，只要有音乐，生活就是快乐的。”虽然每个人的快乐感言不同，但他们对快乐的理解却是让人喜欢的肺腑之言。这些新鲜元素和环节加入到《快乐大本营》中，更加强了对观众的吸引力，如果说以前《快乐大本营》的节目只追求好看，而在新版的节目中，除了好看之外，观众觉得更加刺激，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正如何炅所说的：“其实自从湘湘走了之后，这个节目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形式等各方面，都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唯一不变的就是保留了‘快乐’。”^[6]

常规节目加强了主题性策划，冠以相对固定的名称，如“翩翩起舞”、“模秀争霸”、“五朵金花”等，节目整体性更强，根据主题设计拓展了快乐大本营原先以明星、歌舞为主的表现空间，既有普通观众带来的令人叫绝的“吹树叶”、“旦角反串”等表演，又有民间团体肚皮舞俱乐部、唐山老年艺术队的精彩演出，还有导演煞费苦心寻找的“侗家相思歌”、“纳西民歌”等民间、民俗特色浓郁的表演形式。

节目以“娱乐天下”为口号贯彻始终，并通过不同侧面、不同电视手段来表现主题，淡化了明星嘉宾的参与。主持人“脱口秀”的互动形式和游戏、录像片等多元化、娱乐化的表达方式激发了观众收视兴趣。参加节目的表演嘉宾在节目中展示快乐；主持人放下架子将生活中的笑料信手拈来宣泄快乐；电视机前的观众全家一起分享快乐，甚至不少观众反映改版后的节目把重点转向“平民”，节目更加精彩，快乐也不再只是“隔靴搔痒”，快乐更加贴进观众。

二、拓展大众文化发展空间

（一）处理文化普适性与世俗化的关系

这里所谓的普适性是指电视文化的普遍适应性。电视传媒时代的到来，冲击了文化作为主流阶层的特权垄断人类精神生活的观念。

电视文化的普适性首先表现为它的传播者大大增多，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主要是少数享有文化特权的知识精英，而在电视传媒时代，一个巨大的媒介空间使得传播者的范围大大拓宽，文化传播不再是仅属于少数精英们的工作。在当今时代，大量的传播者中有许多是电视媒介的从业人员以及与电视媒介密切联系的文化群体。从《快乐大本营》的主创人员来看，最初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6岁，主要是一些大众传媒时代的新生代青年人，但是他们却是电视媒体的弄潮儿。他们所感受的时代氛围是与电视文化普适性的特征紧密相关的，他们既是电视文化的传播者，又是电视文化的直接接收者。

电视传播技术的发展，使更多的大众具备了接受文化传播的能力，成为新的文化接受群。有声的影像文本，作为一种直接作用于人的视听知觉的传播媒体，将最大多数的民众纳入了它的传播视野中，即使文盲也能摆脱以往文字文本的限制，观看并在一定程度上理解电视文本。电视是一种声画结合的传媒，视听的结合减少了理解的困难，使传播内容对于受众而言更具心理上的亲近感，从而促使受众产生一种积极的媒体接触意识。这一点可间接从大众与电视媒介的接触时间中得到证明。据2000年我国城市居民接触大众传媒状况调查的报告，现阶段城市居民花在电视上的时间最多，平均每个电视观众每天看电视达2小时13分钟。此项调查虽仅针对城市居民，但根据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不难判断，他们花费在电视媒介上的时间应远远高于花在传统纸质媒介上的时间。随着电视文化接受者的急剧增多，电视媒介日益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为了竭尽其能地使潜在的传播对象成为文化的受传者，在电视文化传播形态中需要创建一种适应广大受众的新的电视节目。《快乐大本营》的主创人员对这一方面的把握是相当敏锐的，他们当时创作这档娱乐节目时，所依据的理由就是娱乐文化的普适性在国内被理解得还不够，大众文化的娱乐方式没有得到及时发挥，开辟娱乐性的电视综艺栏目是对大众文化普适性的一种及时回应。

与电视文化的普适性相伴而来的是电视文化的世俗化倾向。由于电视传播的内容直接面向普通大众，所以如何用电视形式发展电视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人们共识的策略。其实，9年来，《快乐大本营》并没有成为划过长空的流星，而是不断走向成功与持续发展，它所具有的强烈的娱乐彩色与正确的思想意蕴也充分说明，只要注意普适性与通俗化的密切结合，完全可以克服媚俗的痼疾，因为真正的好作品无需刻意媚俗，自会受到大众普遍的欢迎。

（二）解决有效复制与严重模式化的矛盾

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学者本雅明曾指出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特点。他认为，技术复制可把原型的模本置入原型本身无法达到的境地，特别是它为原型创造了便于大家欣赏的可能性。本雅明的论述虽然是以照片、唱片和电影等当时流行的复制艺术为例，但他所揭示的复制艺术的特点对处在电视时代的文化产品来说体现得更为明显。电视媒介是一种有效的复制工具，它不断地选取最大多数人易于接受的文本作为底片，并将之大规模地冲印，虽然不是原件，但是却获得了大众的喜爱。

与复制性密切相关的是电视文化的模式化倾向从未缺席。但是面对多元共生的文化信息，电视媒介不能将把关人职责托付给企业生产者与商业经营者，而应重新确立属于媒介的把关人意识。当然，市场经济本身并不必然地扼杀文化，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说过，“电视的产业经营，决不等于企业化和商业化”。电视媒介过分的商业化追求必然会造成电视文化的单一化、平面化。湖南电视台在严格遵循国家对媒介的监控体系，如法规监控、社会监控等方面，努力重塑自己把关人的形象，使得《快乐大本营》等电视娱乐节目既生存于市场之中，又保证电视文化应有的丰富性与独特性，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商业利益与人文关怀的统一。

首先，有规律和适度地运用改版方式，灵活地解决好既定模式和创新因素的统一。

电视娱乐节目有责任适度运用改版方式，不断引导受众的审美趣味，而不是一味地迎合。在一些庸俗的电视娱乐节目的流行过程中，电视媒介发挥了其普及化的一面，这是由传播与接受者的文化趣味决定的，反过来又导致电视受众审美情趣和文化素养的进一步平庸化。实现有规律的改版方式，如《快乐大本营》节目的一年一大改，半年一小改，几乎每期都有一些局部内容和形式的变化，真正做到了有复制，但却是有效复制；有模式，但却是新模式。适度运用改版对节目的形态模式不断建构与解构，这样既克服了由于节目基本形态的复制给受众所带来的陈旧感，又尽可能满足目标受众中的多数人的需要，不断保持了节目的新鲜活力，实现了广告利润的最大化。可以说，成功的改版与模式的不断打破，是《快乐大本营》继续保持电视娱乐节目活力的秘密所在。

其次，运用反“沉默螺旋”的原则，发挥电视娱乐节目的有效复制性，节目形态和风格逐渐由娱乐大众走向大众娱乐。

每一个平凡的文化接受者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爱好，当人们感觉到自己所有的兴趣处于“劣势”时，遇到公开的机会，可能为防止孤立而保持“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种一方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湖南电视媒介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威性、显著性，运用“反沉默螺旋”规律，对于大众的文化需求予以全面的关注，不断地发现大众的娱乐兴趣且放大大众的娱乐兴趣。因而湖南电视媒介在重视受众文化爱好的同时，并没有对普通受众构成一种潜在的压力，使得其“传播能力”能够正常发挥。湖南电视传媒正是通过“反沉默螺旋”，创造了一种理想的电视文化传播氛围，促使各个层次的受众的文化爱好通过娱乐的方式都有机会得以表现出来，借用多种互动性的具体方式，所有参与受传活动的大众都有平等的身份自主地表达自己的兴趣与爱好，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促成湖南电视文化的均衡发展与良性互动。如果说，《快乐大本营》的娱乐风格是娱乐大众，那么，由它延伸出的《超级女声》则是向大众娱乐走近。

（三）讲究审美性与提升品位的结合

随着电视游戏娱乐节目的发展，电视观众逐渐提出更高要求，观众已不满足于表面的热闹、放松和一般的博彩，而需要有审美愉悦和文化品位的娱乐节目。《快乐大本营》在其不断的改版过程中，除了吸取一些益智型、知识型的游戏娱乐节目的长处之外，还始终讲究审美性娱乐与文化品位提升的结合，使这档节目继续为广大观众所喜爱。

娱乐性是《快乐大本营》这类新型电视综艺娱乐节目高扬的旗帜。但是，娱乐则只是一种低级的生理欲望，而审美则是一种高级的心理需求。娱乐与审美有关，但并不就是审美本身，因为并不排除人们在审美活动中感受到审美愉悦之余的同时，也感受到娱乐所带来的那种快感和满足。这并不是某些人理解的可以将娱乐快感与审美愉悦等同起来，进而将娱乐与审美的界限模糊化。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这种界限的模糊化会使相当多的电视从业人员把消闲娱乐作为艺术活动的最终目的，或者把生理的快感当做审美的享受。如果夸大了娱乐的作用，而贬低了审美的功用，那会将低级生理欲望的满足与高层次心理需求的实现等同起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与节目制作者急功近利的思想有关，尽快取得高收视率的最简捷的办法就是抄袭已经成功了的同类节目，于是在国内，《快乐大本营》成了被抄袭的首要对象。例如，《快乐大本营》的主持人形象及其主持人风格就成为各游戏节目争相效仿的对象，这是电视界迫切需要改变的一种模式化现象。

【注释】

[1]《南方都市报》，2005年8月13日。

[2]新华网·湖南频道，2005年8月26日。

[3]新华网·湖南频道，2005年8月26日。

[4]2005年8月9日，《天府早报》。

[5]www.hunantv.com。|2005年3月15日《三湘都市报》。

[6]《新闻午报》，2005年4月28日，http://ent.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