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中期的新闻传播与信息控制

第二节　清朝前中期的新闻传播与信息控制

中国明代在文字传播方面已经出现了发达的中央政府传播系统———邸报,也出现了民间新闻传播的萌芽———报房和民间“邸报”,明王朝对信息传播一直实行着严格的控制,这些现象到清代都被继承下来,在清代的前中期依然按着原有的历史逻辑缓慢发展着。

清代的传播系统根据传播者、内容及开放程度可以分为四级:中央政府的传播活动、地方政府驻京机构的传播活动、地方政府传播活动和民间传播活动。

清朝在建立之初就参照明代的官报发行体制,在全国范围内发行“邸报”,建立了中央控制的信息传播体系。与明代类似,清代官报的发行方式和渠道依然是通过通政使司、六科和提塘三个环节。⁽⁵⁾通政使司是收受臣僚章奏的机关,负责整理邸报中大量的章奏内容和地方上报的消息。六科发抄皇帝的谕旨,也整理臣僚的章奏。而提塘作为各地的驻京机构,主要负责官报的抄传、印刷和发行工作。清代的官报内容,主要包括宫门抄(朝廷发布的各种宫廷动态、官员任免升降、祭祀或外交活动等消息)、皇帝谕旨和臣僚章奏等。官报的重要内容由皇帝亲自批阅,逐日由提塘发行。因发行者为邸(各地政府在中央的办事处),清代的官报一般称为“邸报”,有时也称为邸抄、科抄、京抄、朝报、京报等。其复制的方式依然与明代一样,有手抄和印刷两种,其读者依然是政府官员。

由于提塘的主要工作是传递消息、抄发邸报,与明代一样,清代的提塘也设立了自己的报房。报房的设立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但是业务相对独立,其工作人员也并非公职人员,基本上属于半官方机构。与明代不同的是,清代的提塘官们除了发行邸报外,还自行进行传播活动,发行一种小报,一般称为“提塘小报”。其刊载的内容主要是提塘官和报方的工作人员自行采集的消息,主要目的是为派出自己的地方管员提供更多的朝廷消息。与官方的邸报相比,这种“提塘小报”的内容更加丰富。

清代的民间传播活动主要体现在京城的民间报房和“京报”的出现。尽管清朝初年,京城内就开始有了以私人名义从事抄报赢利活动的人,但是民间报房的出现是在清朝中期(乾隆时期)以后。一般认为,民间报房是从提塘报房中脱离出来的。⁽⁶⁾从18世纪下半期到19世纪上半期,民间报房开始发展起来了,最多的时候达到了十余家。民间报房所出的报纸有雕版印刷、木或泥活字,最后发展到铅印。最初的报纸没有报头和封面,每天一期,每期4到10页,第一页和最后一页印有报房的名称。到了清朝后期(同治时期),民间报房的报纸才开始普遍采用统一的报头———“京报”。尽管民间报房基本上没有自己采写的新闻,而是刊登官报的宫门抄、皇帝谕旨和臣僚章奏等内容,也可以说是官报的翻版,但是由于其私人性和商品性,发行面比较广,速度也比较快,所以成了各级朝野官绅、士大夫阶层、商人及少数普通市井小民重要的消息来源。

清朝地方的传播系统与中央大同小异。清代驻北京的提塘称京塘,在各省的称省塘,也是州县在省城的办事机构,负责抄印、传送官方语言文书和官报。一些大的地方城市(如广州、杭州等)也出现了民间报房,出版以报道地方官场信息为主的非官方报纸———“辕门抄”。“辕门抄”采用活字印刷,三五天一期。此外清中期一些城市还出现了个别不定期的单页小报,刊登有关政治、军事、灾害等突发事件的消息。

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封建王朝一样,清王朝也实行了严格的信息管制。清代的言禁极严,在清初的康、雍、乾三朝就曾经有大量的“文字狱”产生,据统计有上百起,斩数百人。到清中期,清廷开始对文字信息传播加以控制。雍正、乾隆两朝多次查处“提塘小报”。清代乾隆五年(1740年)所颁布的《大清律例》,是在对古代邸报实施监管的漫长演进过程中,以明确的法律语言对邸报活动予以规制的第一部法律。该律例的刑律“盗贼类”的“造妖言妖膺书”条主要内容称:“凡造谶讳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各省抄房,在京探听事件,捏造言语,录报各处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⁷⁾除律例的刑律“盗贼类”外,一些禁令还散见于多种官方的会录之类的史料,相当于现行的解释性条款或地方性法规。禁止性的律令主要集中在未经批发的章奏、擅自采写的内容和伪造题奏御批及不实报道等方面。不过,到19世纪以后,清朝的控制就逐渐松弛,这也是民间报房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

清朝对信息的严格控制限制了中国新闻信息传播的发展,在很长的时间内中国的信息传播依然是以口传为主,一些传统的传播方式如歌谣、街谈巷议、旗报、露布等依然在普遍使用。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矛盾激化,许多农民起义如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白莲教起义、捻军起义及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依然是靠传统的传播方式动员舆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