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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媒介教育

时间:2022-04-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四、中学生媒介教育中学生处于青春期发展阶段,青春期既不同于儿童阶段,也不同于成人阶段。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媒介教育内容与实施方式,结合中国的中学生心理发展特点、中学生媒介使用模式以及中学生的教育成长环境,中学生媒介教育可以通过课程方式与社区方式来得以实施。

四、中学生媒介教育

中学生处于青春期发展阶段,青春期既不同于儿童阶段,也不同于成人阶段。这一时期,中学生除了生理上快速的成长、急剧的变化,在认知、情感以及社会化方面都面临着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可大体分为三类:一是生理变化,如荷尔蒙分泌增多,青春期的性发育等;二是认知能力的提高,具体表现为抽象思维能力的提升;三是社会化发展,如与父母及同龄人关系的改变。这三种变化相互作用,决定了中学生在这一阶段对媒介所特有的需要,他们往往在更大程度上把媒介作为实现自我社会化的途径。

经过前面的分析,媒介对中学生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通过媒介教育来培养与提高中学生媒介素养与能力变得尤为重要。中学生媒介教育的实施需要与中学生所处的具体学习和生活环境相适应。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媒介教育内容与实施方式,结合中国的中学生心理发展特点、中学生媒介使用模式以及中学生的教育成长环境,中学生媒介教育可以通过课程方式与社区方式来得以实施。

1.课程方式

中学生的媒介教育课程的实施与小学生有相同特点,也有不同之处。两者都可以通过与语文、信息技术、英语等课程的融合来加以实施。譬如,国家教育部已将信息技术列入中学生的必修课,无论是初中生还是高中生都在接受信息技术教育。媒介教育内容可以通过与信息技术的结合来达到目的,但是需要注意“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之间的区别, “信息素养”替代不了“媒介素养”。目前,高中语文新课标的选修课程中设立了“新闻与传记”系列,媒介教育内容可以尝试与该系列相融合,以选修课的形式单独设立课程。但是,中学媒介教育的课程方式,与小学相比也有很大不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无论是初中生还是高中生都面临着较为繁多的规定课程内容,实际上较之小学媒介教育阶段难度可能更大一些。从媒介教育课程的主导教师层面看,学校以升学为主要的教学目的之一,中学教师所承担的教学任务一般也很繁重,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融入新的教育理念与教学内容也不是件轻松的事情。如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中国的中学媒介教育课程方式也需要更多的模式研究与实践探讨。

2.社区方式

中学生媒介教育的社区方式分为实际社区方式与虚拟社区方式两种。实际社区方式是指中学生家庭生活所在的社区以及中学生所能接触到的其他社区中实施的媒介教育活动。譬如,社区中的招贴栏、宣传栏以及社区建筑墙体等都可以作为媒介教育的载体;社区中有计划地组织媒介教育主题活动也是较好的实施途径。在实际社区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媒介素养水平相对较高的社区管理者以及社区中的每一个人。能否将中学生媒介教育当成社区中的重要任务来完成,与社区管理者的媒介素养水平密切相关;中学生在社区交流中所能遇到的长辈、同辈人的媒介理念、媒介素养水平都将对其媒介教育起到一定的影响。

虚拟社区方式是指以网络为载体的新媒介形态所建构的虚拟社区中所提供的媒介教育。如前所述,中学生在大量地使用媒介,尤其是诸多新媒介形态在为中学生所熟悉。通过论坛、校友录、QQ群、 MSN等所形成的虚拟社区,中学生可以获得大量的信息与观点。不仅可以为其提供识读信息的角度,也可以对其判断价值标准的形成起到一定的作用。如果虚拟社区中的意见领袖的媒介素养的水平相对较高,对中学生媒介素养的形成与提高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3.父母的调解策略

父母在未成年人与媒介的接触过程中起到一定的调解作用。这种调解发生于父母与孩子两方之间。父母若想在孩子使用媒体的过程中起到调解作用,那么就需要在孩子和媒体之间进行一定的干涉,并对出现的特定情况进行适当的处理。也就是说,这种调解是一种有益的行为。调解的目的在于阻止负面的媒体影响,扩大其正面的作用;并且使孩子成为颇具批判性的多媒体使用者。然而,生活中成人对孩子理解媒介信息方式的调解通常不是有意的,孩子们经常会看到或者听到一些其他人对媒体无意的评论或行为举动。

无论父母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调解,研究表明,父母对孩子的媒介接触行为产生调解的方式大体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限制性调解。指父母通过规定试图去控制多媒体的使用时间,比如限制孩子每天看一个小时的电视;控制多媒体播放的内容形式,比如不能有暴力场面;或者是控制使用多媒体的环境,包括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使用多媒体,比如把能上网的电脑安放在家里的一个公共的空间内,等等。限制性调解策略在实际生活情境中使用得最多。限制性调解中,将产生一些经家长正式声明并要求孩子一贯执行实施的规定。父母限制孩子接触媒介的原因在于,媒介究竟会给孩子们带来什么?不同的媒介是不是都会给孩子智力带来促进作用?会不会把孩子变成缺乏创造力,只会被动接受的“机器人”?等等问题,都是父母最担心的。

第二,共同观看调解。指父母与孩子一起使用多媒体。显然,这种策略是在对观看电视的研究中逐步确立的,但是它能被应用到任何多媒体设备中。也有研究者认为共同观看是有益调解的一部分。一些人认为,大多数父母与孩子共同观看是一种巧合,只是父母碰巧在看一个节目,孩子也选择去看罢了。另一些人认为,这一行为表明家长对孩子观看电视节目的赞同。因此,成人在节目期间不需要做任何解释来左右孩子对节目信息的理解。而也有人认为父母陪伴孩子看电视或者接触其他多媒体设备,可以在接触的过程中,针对某些父母凭借自己认知程度认为需要对孩子所进行的解释、引导之处与孩子做必要的沟通,或许能对孩子合理地理解节目中的内容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在中国,伴随孩子年龄的逐步增长,多数家庭中能够与孩子一起收看孩子所选择的电视内容的父母并不多见。

第三,教益调解。指父母在与孩子的讨论与交流中,让孩子在有意义的评论中对其媒介接触起到一定的调解作用。或者称为讨论媒介内容。许多人使用“教益性”这个词来指针对孩子们的有意义的评论。例如,一位家长在电视里看见一位模特时说:“生活中没有哪个女人会那么瘦,我可没看过这样的人。”许多人认为家长在看电视时漫不经心的评论同样也被认为是教益性调解,有意识地让自己的评论是正面的、积极的对孩子而言也是很重要的,比如,一个成年人对一位名人的赞赏和评价。同时,家长也可以通过它们自己的评价来有意左右孩子对电视的理解。有研究表明对低幼年龄段的孩子一般使用陈述句效果更好些。比如,在看一个动画片时,对其中一个人物的评价可以说“那个人表现得很自私”;而对年龄稍大些的孩子,一般用提问的方式更好些,比如“你认为那个人为什么那么做?”等等。

总之,对于上述三种策略,如前所述,限制性调解是应用最多的一种策略,共同观看通常被认为是第二常用的策略,而收视的内容又多是家长喜爱的节目而并非出于孩子的喜好。在第三种策略的调查中,家长们似乎很难想起他们曾经加入到与孩子共同的有意讨论中。尤其是如果孩子们本身对这些评论不予注意的情况下,关于父母的教益性调解在实际媒介接触情境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就更难以去判定,如果我们把影响家长究竟使用何种策略的影响因素考虑进来,而不是仅仅考察家长群体的对儿童与媒介接触的认知与调解策略,我们将发现许多因素影响家长对这几种策略的使用频率,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家长现存的对多媒体会给孩子带来潜在影响的态度。那些坚信电视会给孩子带来负面影响和不良行为的家长更愿意去调解,尤其是使用限制性策略。第二个因素就是家长们被卷入到孩子们的生活之中的程度,特别是在学校生活,消遣娱乐活动或是家庭劳动中。通常来讲,那些限定父母和孩子在一起共处的时间的因素,也限定了他们调解孩子理解媒体内容的时间。举例来说,年幼孩子的家长,比起大孩子的家长,对孩子看电视的调解要多得多。许多受过教育的家长更愿意使用教益性策略。然而对男孩和女孩使用多媒体的不同却与这些研究不相一致。

一个很有趣的有待回答的问题就是,怎样使媒体收视率机制和网络过滤设备的使用找到足够的空间,融入到调解的混合体中。美国从1999年开始进行的关于电视收视率的最初研究表明父母们似乎把电视收视率机制作为一项原则,来限制孩子们有选择地观看电视。到目前为止,收视率机制已经被那些严格限制电视内容的家长广泛使用,以此来加强一些既定的规定。少数的不善调解的家长也在被“媒体收视率”的呼声影响着。

在中国,家长也同样会把名牌节目作为孩子收看电视的选择标准之一。此外,成人对网络过滤设备的使用目前还很不广泛,不能呈现出一种模式来。例如,过滤软件或是网络浏览装置。使用这些设备来调解孩子们对多媒体的使用就不需要父母——孩子之间的相互配合了。或者当一些网站的内容被拦截在孩子的视线之外时,家长可以利用,这些设备来开启一些对话。

总之,媒介教育、家长调解也并不只是对未成年人接触媒介负面作用所采取的有效的策略。比如,通过媒介教育,可以让未成年人掌握使用媒介的能力,也可能在必要的时候主动发挥媒介的积极作用;家长在与孩子针对媒介问题进行沟通的同时,或许会得到来自孩子观点的启发。无论如何,全社会范围内对未成年人所身处的媒介化生存环境以及未成年人所受到的媒介影响的认识的提高与重视,将对未成年人在媒介影响下成长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注释】

[1]参见Bazelgette,C.,ed.,Bevort,E.,ed.,& Savino,J.(Eds.) .New directions:Media education worldwide.London and Paris:British Film Institute & CLEMI.1992.

[2]张开:《媒介素养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4页。

[3]参见笔者对2006年7月3日日中映像传播公司董事可越女士在中国传媒大学视听中心所做的“日本媒介素养教育现状”的报告笔记。

[4]参见毛荣富等著:《媒介素养概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35~36页。

[5]参见笔者对2007年12月8~9日复旦大学主办的“媒介素养与公民素养”研讨会会议记录

[6]Aufderheide,P..Media literacy:From a report of the national leadership conference on media literacy.In R.Kubey (Ed.), Media liter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Current perspectives.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1997.

[7]参见吴翠珍、陈世敏编著:《媒体素养教育》,台湾巨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81~113页。

[8]Hobbs,R.and Frost,R.Measuring the acquisition of media literacy skills.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vol.38, 2003,pp.330~355.

[9]Austin,E.W.and Johnson,K.K.Immediate and delayed effects of media literacy training on third- graders'decision making for alcohol.Health Communication vol.9,1997,pp.323~350.

[10]Scharrer,E.(in press) .“I noticed more violence”:The effects of a media literacy program on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about media violence.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11]近年来,随着升入小学的年龄的提前,幼儿初入幼儿园的年龄也有所提前,也有幼儿是在1岁半左右即开始上幼儿园。

[12]参见http://mediaeducationlab.com/index.php?page=131 2008-2-11

[13]白传之,闫欢著:《媒介教育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4]闫欢、袁磊主编:《中国媒介教育实验教程系列丛书》之《小学媒介教育实验教程》,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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