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机制对传者的限制

一、传播机制对传者的限制

中国少儿电视传播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干扰。

一是改革中出现的“临时误区”。表面上，是由零星播出的几个少儿节目到整体推出的少儿频道，实际上中央电视台在少儿节目内容方面的改革并不是孤立进行的，与之相伴相随的，还有央视推出的人事、管理和财务方面的改革制度，诸如制片人竞聘、财务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相继推出。然而，任何改革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人力、物力、时间、条件等原因的限制都难以一步到位。在趋于合理的协调过程中，容易出现暂时的矛盾，往往会使传者在实践中陷入困境。

二是国家的宏观控制。少儿频道收视对象的特殊性，使其似乎又处于不同于其他频道的把控层面上，国务院以及国家广电总局都曾下发若干对儿童电视节目管理的规定。国家的重视无疑对少儿节目的整体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动作用，但是实践环节中某些部门也难免会因不敢承担责任而出现过度限制的情况，进而失去某些尝试与创新的机会。

1.“卡地方”抑或“经费不足”

少儿电视节目需要具备一定的接近性，以满足未成年人对节目接近性的需求。而未成年人受众却认为央视少儿频道的节目缺少接近性，这与很多节目都是在北京的演播室或者北京市录制的有关。传者会有意识地选择和电视台有关系的儿童作为嘉宾。其结果是以地方为题材的节目很少，这其中除了“节目本位”编创理念的原因之外，还有什么原因呢?

在实际工作中，去地方录制节目很少由央视出费用，往往是由地方上配合才会去拍，而且一般去地方的时间也都比较紧张。传者因经费紧张或者不情愿花自己栏目的经费而“卡地方”，这种“卡地方”现象使得更多的儿童受众没有或者很少有和儿童电视媒体亲密接触的机会；同时，即使去外地拍摄，传者为了节省经费，往往在录制的前一天才赶到拍摄地，与参与节目的儿童之间的实际沟通也不会太多，造成传者与现场儿童嘉宾的沟通不畅。

2.制片人竞聘制带来的缺陷

少儿频道实行制片人竞聘制。如前所述，制片人会花费大量的精力投入竞聘，一旦竞聘成功，制片人就会将注意力转移到收视率上，而儿童受众的需求往往难以从收视率指标上得以充分显示，使得制片人在日常播出以及节目创新中对儿童受众的需求把握不当，或者是缺少有效的关注。而编导在日常制作过程中，与儿童、家长及学校沟通，能够较多地感受到他们的需求，当编导试图从儿童本位的角度出发去做节目时，可能会出现节目不能按播出时间完成的情况，而与制片人的意图相违背。这种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暂时现象，随着台内进一步改革措施、监察制度的推行会得到缓解，但是在现阶段制片人与编导关注点的错位，却似乎在瓦解着一线编导的“创优”热情。也将直接带来少儿电视传播中的“节目本位”以及与未成年人受众需求的错位。

3.领导层对节目的宏观控制

在日常制作过程中，少儿电视节目会受到一些来自政策的控制。一线的编导、主持人认为正是领导层对节目的过度宏观管控淹没了一些好的创意，领导的谨小慎微、不敢承担责任与编导们的试图创新也似乎是背道而驰。对儿童受众的保护主义与对节目的保全思想在制片人头脑中根深蒂固，造成节目不够新颖、老套，难以满足儿童受众的需求。

4.传者队伍不稳定

少儿频道的开播以及不断的节目改版，使得节目播出量剧增，原有从业人员难受其重。为了应付日益庞大的工作量，各栏目组不得不大量地使用临时人员。临时人员的工作流动性较大，造成少儿节目编导更换频率也较高，为节目制作带来影响。

一些编导缺乏少儿节目制作经验。由于对少儿电视节目传播特性的不熟悉以及工作中与其他传者之间不断地面临重复沟通、磨合等问题，都会对节目的制作有所影响。另外，少儿电视节目的传者中有的临时人员同时身兼一份以上的工作，不同工作之间需要时间协调，为了尽量地节省时间，传者会有意识地让嘉宾满足自己的时间需求，往往是几期节目赶在一起录制。工作在某种程度上需要配合传者的个人需求，而不是完全以家长或者儿童的最佳时间进行拍摄，根据与儿童的沟通情况而适当地延迟或者调整录制时间的可能性会更小。通常情况下，在短时间内完成较多的工作是这部分传者的最大目的，其结果是带来策划环节、与儿童沟通环节、录制环节的每个步骤都难以做到位，产生传播错位的可能性加大。

5.不同岗位传者的沟通困境

第一，制片人与编导的沟通中往往是“一个人热火朝天，一个人冷若冰霜”。

少儿电视节目制片人与编导的沟通困境表现在，制片人对节目的把控较多，缺乏与编导的业务沟通。一般情况下，少儿频道的节目组实行制片人制。制片人通过竞聘上岗后，对节目的顺利播出承担全部责任。编导在日常工作中需要向制片人汇报选题、制片人要对编导的选题、文案提出修改意见，并控制着节目是否可以顺利播出。同时，制片人还要根据编导的工作情况作出适当的考核结论。而制片人对节目的把控过多，节目其实就是“制片人要的东西”，很少能听取编导的某些建议。一方面，编导认为“好”而不能制作的节目选题失去播出机会；另一方面，由于有的制片人对少儿受众的认知局限，容易造成节目刻板、幼稚。制片人与编导的沟通困境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由“制片人制”的缺陷所造成的。

第二，在前期录制中，主持人与编导间存在沟通困境。

主持人与编导的沟通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主持人对编导意图的理解与再现程度，以及主持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程度，都直接影响节目的录制以及最终的节目产品质量。现场录制节目的主持人与编导的沟通及其工作流程一般是，编导会提前三四天到录制场地，主持人则最早提前一天到，熟悉一下就投入工作了。主持人与编导的沟通是否融洽，直接影响到节目的传播效果。主持人与编导在实际的节目周期中只做很少的沟通，如果主持人与编导不是很熟悉或者不融洽，主持人因为担心会由于自己的“主意”造成失误，受到编导的责任推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不会在节目中融入过多的个人想法，完全按照编导的稿本去完成节目；而对熟悉的编导、“关系好”的编导，则会主动地沟通，并发挥主观能动性去主持节目。而两种情况的发生，将对节目录制效果产生不同的影响。

主持人与编导的沟通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谁为“中心”的问题，现在的“制片人”制度下，编导在与制片人沟通之后，在某种程度上说，在节目的编制过程中是以编导为中心的，主持人被看做是协助编导完成节目，因为每期节目还是属于编导的，制片人如果“表扬”也多是“表扬”编导的节目做得好。这种“中心”心态的不平衡是造成主持人与编导沟通难的原因之一。

主持人与编导沟通所遇到的问题还表现在，因时间紧迫，编导对主持人配音、记词“慢”产生烦躁情绪，或者单方面违背主持人对声音的理想状态追求而盲目求“快”，对主持人造成心理上的负担；资深的主持人在多年的主持经历中积累了相对成熟的主持套路，并形成与编导沟通的思维定势。这些既为节目的顺利录制打下了基础，也成为与编导意图协调统一以及节目创新需要逾越的障碍；主持人认为如果有更大的发挥空间，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会有更大程度上的调动，其结果也会更好些，现在的状态是很少有机会去为节目的内容多加探讨，仅处于完成工作阶段，这种主持人充分调动自我积极性的机会并不多见，等等。上述沟通困境是造成节目传播错位现象的外在原因。

此外，正是少儿电视节目编制的流程所决定，专职的主持人只参与节目的前期录制，主持人录完节目就完成任务了，并没有与编导等其他人员形成统一的整体，关注节目的整体效果，并在制作流程线的每个环节中得到扬长避短的经验积累。这也是主持人与编导之间沟通欠佳的一个原因。

第三，编采人员与技术人员的沟通困境。在节目制作流程中，无论前期、后期都涉及到编采人员与技术人员的沟通。比如，前期演播室录制中编导与导播、摄像师、录音师等技术人员的配合；出外景地编导要与摄像师、录音师、导播等技术人员的沟通；后期制作时，编导与非线性编辑、制作、字幕、特技、录音师等视频和音频技术人员的合作，等等。每个环节如果能够达到良好的团队合作状态，会使节目不仅在编码阶段达到效果最大化，而且会使制作出精品节目成为可能。

尽管编导认为与技术人员的默契合作很重要，但是事实上编导与技术人员的沟通却成为较突出的问题，有经验的编导在实际操作中会尽可能减少合作所带来的窘境，甚至选择独立完成非专业的技术工作。技术人员与编采人员合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无疑会使得节目质量大打折扣。

上述传者在实践过程中的沟通不畅，传者将其归咎于体制，认为体制会给少儿电视节目传者带来很大的困难，直接影响了节目的整体质量。传者的合作没有以节目内容为纽带，还停留在节目制作流程上所必经的不同环节的形式上合作。在实践中因这种沟通不畅带来了很多遗憾，在前期表现为异地录制时，由于对现场情况与技术人员缺少沟通，带去的设备不符合现场情况，结果在录制时效果会大打折扣。而且在现场录制时，由于沟通过少，摄像师、主持人、导播、编导、录音师等人员的职责分工有时并不明确，造成一件事多人管，结果反倒是没有专业人士负责；后期则表现在节目本该由技术人员出谋划策来进行后期加工，却做得不够专业。

正是因为以上在改革进程中出现的偏差，使得少儿电视的传者处于“藩篱”之中，尽管有的传者的创作热情很高，但是却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去及时改变这些现状，造成少儿电视节目传播出现一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