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炒作”与“事实主义”

12.4　“媒体炒作”与“事实主义”

在本章的一开始我们介绍过，媒体炒作事件屡屡掀起社会风波，尽管事后总能听到当事人的道歉和反省，但是媒体上同样的夸张、造假剧却依然频繁上演。那么，为何在社会的一片责难声中，类似事件却屡禁不止呢？

其实我们在提出上述疑问的同时，已经落入了一个思维的陷阱。说其缘由是因为对媒体炒作的非难，与媒体的夸张捏造行为实际上是事出同根。声势浩荡的申讨并不能阻止媒体的炒作，相反正是为其推波助澜。

这究竟该如何理解呢？其实无论是媒体的炒作还是来自社会的批评，都是源自对“事实主义”最质朴的、却过度了的信任。“事实主义”是日本媒体评论家武田徹提出的概念，他是这样定义的:“夸大评价媒体的能力，认为媒体只应报道事实，一旦媒体有所辜负便毫不留情得予以纠责。”但是实际上“媒体并不能做到完全报道事实，并且也不应该这样”^[21]。同样，对于媒体炒作的严厉指责，也正是由于受众认为自己坚信的“媒体能够并且应该做到排除一切不实与捏造”这个信念受到了背叛，因此做出的强烈反击。

但是上述理论并不能回答“媒体究竟能不能做到排除一切夸张和捏造的报道？”这个问题，而这也是有关炒作的最重要的问题所在。用极端一点的方式说，“炒作”真正的问题并不在“制造谎言”上。人们对炒作的批判，是人们在潜意识里设定了“非炒作＝原始的真实”这样的先入观念，并且人们对这个假设的观念深信不疑。当被眼前的谎言吸引住了眼球，人们便不会再去注意在这个谎言背后隐藏着的更大的谎言。但是反过来说，这里我们用“谎言”这个词语是否恰当呢？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它涉及“非谎言＝真实”这个概念，而谈到这个概念自身存在的问题有可能会改变我们的一些想法。

所谓“制造谎言”，包括以下几个步骤:①对于“非真实的”事物；②在知道其并非真实的前提下；③有意宣称其为“真实的”。因此，对于“制造谎言”的批判也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针对“将不真实的事物称为真实的”这种行为，第二种是针对“有意为之”的态度。以前面提到的日本电视节目《某某大事典Ⅱ》的炒作风波为例，观众对节目的声讨主要在以下两点:Ⅰ.纳豆的减肥功效并不属实，但是节目却误导观众，让观众信以为真；Ⅱ.该节目的制作人员有意地做出了如Ⅰ所述的安排。并且，以上这两种观点是建立在“真实”与“非真实”可以明确地区分清楚和电视节目的内容反映了节目制作人员的意图这两条看似符合常识的逻辑基础之上的。

在这样的逻辑前提下，要在“媒体制造的谎言”中让受众学会保护自己，诸如“提高能够区分‘真实’与‘非真实’信息的分辨能力”，或者“看穿媒体妄想混淆视听的意图，时刻注意不要上当受骗”之类的观点得到大力提倡也是顺理成章。作为医治媒体诸多问题的良方——媒体素养论被不厌其烦地推作挡箭牌，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造成的，因此其中反映出的保护主义的色彩也难免过于浓烈。

但是我们转过来再看，作为上述理论的两个先决条件，即“i.‘真实’与‘非真实’可以明确地区分清楚；ii.电视节目的内容反映了节目制作人员的意图”，是不是无需任何前提、自然成立的真理呢？因拍摄《生活在阿贺》（Living on the River Agano）（1992）等纪录片而闻名的电影导演佐藤真^[22]曾经这样说过:

在现实社会里充满了虚构，人言里也必定掺杂着谎言。所以，认为只要用摄像机就能拍到“真实”，这虽然是一种最为质朴的、对“现实”的信仰，但是你最好立刻就扔掉。……即使是纪录片记录的“现实”，也总是游走在虚实交界的边境线上的。……

知道影片的拍摄对象是如何决定的吗？其实在经过选择的拍摄对象背后，必定都隐藏着摄像者的某种意图。

但是需要提醒的是，摄像机镜头凭借其机械的忠实性将眼前的现实客观地保存为影像，这是不受摄像者意图左右的。所以时隔多年再拿出当年拍摄的胶片看，无关当时的制作意图，我们往往能够被摄像者和拍摄对象在无意识之间流露出来的魅力所吸引^[23]。

当然，根据佐藤真的这番言论，就认定“‘真实’与‘非真实’无法区分”、“电视节目的内容无关制作者的主观意图”，也未免太过性急。但是图像媒体具有的潜力和丰富的表现力，却不能因为盲目认同上述的两个观点而被忽视。这些观点，与其说是所有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更准确地说其自身还是需要不断加以验证的争论焦点。

如上所述，“媒体制造谎言”这种说法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这也不意味着我们主张“媒体不会制造谎言”或者“媒体可以制造谎言”。可以肯定媒体确实有“制造谎言”的情况，而且在基于确凿证据的基础上应当予以严肃批判。但是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对媒体炒作的批评以及类似于“媒体从不报道事实”、“媒体弯曲现实”、“媒体有欠公平”、“媒体不够客观”这样的责难，却容易产生严重的副作用，因为“事实”、“现实”、“公平”和“客观”这些概念自身隐藏着一些问题，可是我们在使用这些评价标准的时候却无法保证能够做到准确把握。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个层面的问题，只是一味地批判媒体炒作，很有可能会打击媒体的表现力，引起比炒作更严重更深刻的问题。而这种后果给媒体之间或者受众之间，以及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发展带来的也绝对不是积极的影响吧。

“事实”、“现实”、“公平”和“客观”这些词语，尽管在日常生活中涉及有关媒体问题时经常使用，但也正是因为这样不经考究地使用，这些概念里寄生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这些词语并不是我们评判媒体的基准，而是在讨论媒体问题的同时应该不断提出来进行反复推敲的论点。上述的观点意不在于贬低媒体、指责媒体不足以信任或者完全不能够信任。或许，我们可以期待媒体依靠它无限的表现力为我们构建一种更具柔韧性的、更为丰富多彩的对话关系，而这也势必为媒体素养论的发展提供一臂之力。

Extension Study　　　　“纪录电影”的丰富种类

纪录电影通常被理解为“原封不动地记录、传达现实的作品”，但是这个定义却不足以概括“纪录电影”这一分类中的全部作品类型。纪录电影又称纪录片（documentary film），这个称呼最早是由英国导演约翰·格里尔逊（John Grierson）提出的。他师从罗伯特·弗拉哈迪（Robert Joseph Flaherty，1884—1951，美国电影导演，被后世称为纪录片之父），并将弗拉哈迪的这种电影拍摄手法命名为纪录电影。但是实际上我们从弗拉哈迪的妻子弗朗西斯（Frances Hubbard Flaherty）的日记（The Odyssey of a Film－maker:Robert Flaherty’s Story，Threshold Books，1984）中得知，弗朗哈迪的作品其实与“原封不动地记录现实”的定义相去甚远。弗拉哈迪的代表作《北方的那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1922），在拍摄时为了获得充足的光线，将那努克一家用冰雪堆砌的房屋推倒一半，就在这样半露天的状态下拍摄了主人公的“日常”生活。此外，在《亚兰岛人》（Man of Aran，1934）这一部描写漂浮在大西洋上的亚兰岛岛民严峻生活现状的作品里，主人公一家其实是为了这次拍摄而临时召集的当地群众。当然，这些“事实”并不影响我们在亲眼看到这些作品时感受到的来自“真实”的震撼。

“现实”与“虚构”的界线远比我们想象得更加模糊。正如前文引用的佐藤真导演的话:“纪录片所记录的‘现实’，总是游走在虚实之间的。”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自己亲眼看一看如弗拉哈迪、佐藤真以及森达也［日本纪实电影作家，作品有《A》（1998）、《A2》（2001），著书《相信世界的最佳手段——我们这个时代的媒体素养》（2006）］等多位纪录电影导演的作品。

“不经修饰的现实”是何模样？“客观性”与“中立性”是何含义？现实与虚构的分界线究竟在何处？尽管是一些日常生活中我们不会深思的问题，还是足够吸引我们的注意。其实不管是否能够得出结论，当我们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已经踏上了媒体素养论的实践之旅。

【注释】

[1]译者注:1985年8月20日，该节目以“聚焦！中学女队长！性侵犯全告白！”为题，播放了同年8月3日晚，在东京都福生市内的多摩川附近，正在野炊的数十名不良女中学生中的五人遭遇暴走族男性性侵犯的录像。10月8日，被逮捕的女学生供认录像中的暴力行为完全出自该节目制作人的事先安排。10月15日，其中一名受害女学生的母亲自杀身亡，事件的社会影响迅速扩大化。10月16日，该节目制作人因教唆暴力被逮捕。

[2]译者注:1992年9月播出的该NHK纪录片中，患高山病的节目制作组人员刻意夸张病患的痛苦，并且为了摄影效果人为制造流沙现象等炒作行为于次年2月被曝光，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3]译者注:2005年1月25日播出的该节目中，在介绍日本千叶大学临床试验的最新花粉症治疗法时有多处不符合事实。同月28日该节目声明，原本需要两周时间进行的实验实际只用了5天，并且等待实验结果至少需要2～3个月，而节目中称两周后便能体现效果。但是在经过进一步调查后，同年2月1日，该电视台先前的说明中被指仍然存在隐瞒，因为该节目不仅没有实际进行实验，在节目中宣称接受过治疗的人在采访时的证言完全是捏造的。4名节目制作相关人员受到处分，同年2月8日该节目停止播出。

[4]译者注:2005年7月6日和9月19日的两期节目中有关买卖个人信息的报道被证实为虚假报道。经过调查发现，该节目制作公司的工作人员为了拍摄买卖个人信息的画面连续跟踪了三个月，但是在这期间没有出现实际购买的顾客，因此制作人员委托自己的朋友假扮顾客完成了节目的摄制。日本电视台在2006年1月16日的节目中向观众道歉，并且表示终止与该节目制作公司的合约。《新闻＋1》也于2006年3月31日终止播出。

[5]内田树，《伟大的老师》，筑摩书房，2005。

[6]Ontario Ministry of Education，Media Literacy:Resource Guide，Queen’s Printer for Ontario，1989.

[7]铃木绿，《为了媒体素养的学习者们》，世界思想社，1997。

[8]水越伸，《新版数字媒体社会》，岩波书店，2002。

[9]即Background Music，缩写为BGM。

[10]Buckingham，D.，Media Education:Literacy，Learning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Polity Press，2003.

[11]Leavis，F.R.＆Thompson，D.，Culture and Environment:The Training of Critical Awareness，Chatto ＆Windus，1933.

[12]译者注:John Grierson（1898—1972），英国纪录片导演兼制片人，最早提出纪录电影（documentary）的概念并且于20世纪30年代组织英国纪录电影运动，代表作品有Drif ters（1929年）等。

[13]菅谷明子，《媒体素养——来自世界的实时报道》，岩波书店，2000。

[14]Buckingham，D.，Media Education:Literacy，Learning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Polity Press，2003.

[15]Williams，R.，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Chatto ＆Windus，1958；Williams，R.，The Long Revolution，Chatto ＆Windus，1961.

[16]Kubey，R.，Media Literacy in the In formation Age:Current Perspectives，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7.

[17]译者注:Roland Barthes（1915—1980），法国文学批评家、社会学家、符号学家。

[18]译者注:Louis Althusser（1918—1990），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结构主义论者。

[19]译者注:Antonio Gramsci（1891—1937），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意大利共产党创建人之一。

[20]同Buckingham，D.（2003）。

[21]武田徹，《“事实主义”才是新闻工作的大敌》，出自“NBonline”（http://business.nikkeibp.co.jp），2007年7月17日。

[22]译者注:佐藤真（1957—2007），日本纪录电影导演，东京大学文学部哲学系毕业，京都造型艺术大学教授。2006年因患忧郁症入院，2007年9月于东京都跳楼自杀身亡，享年51岁。

[23]佐藤真，《纪实电影的地平线——为了批判地看待世界》，凯风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