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层面的变化

一、国家层面的变化

对于国家(政府)而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带来的最大挑战,是信息或舆论管理难度的增加。在传统社会中,信息流动是有规则的,公众舆论由零星话语到聚合、生成,并受到媒体的关注(或通过媒体表现出来),是一个可以预料的过程。在此过程,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掌控舆论的走势,平抑舆论的强度,从而不至于对其决策及施政过程(包括信息传递过程)造成太大的压力或带来直接的影响。

互联网所具有的高速度、大容量、无地域限制以及交互式传播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信息流动的规则性,它使人们有可能因某些共同关心的话题而由分散的、游离的、互不相干的个体迅速聚合起来,在网络空间里结成群体,进而形成群体舆论;一些网络精英或舆论领袖也会有意识地利用虚拟空间,对网络群体施加影响,将舆论引导到既定的轨道上来,对决策者、执政者施加压力。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网民对一些案件的司法审判形成的舆论压力。在孙志刚案中,由于网民的起而声讨和强烈质疑,导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被撤销;在刘涌案中,网络舆论的压力导致最高法院对此案的再审;在“宝马撞人案”中,网络舆论再显威力,促使黑龙江省政法委组织专案小组重新调查,维持原判,并上报中纪委。如果说,上述案件中的网络舆论一定程度上起到监督政府公正判案的作用,对国家、民族并无不利,那么,网上无法禁绝的其他一些内容,包括网络犯罪、黑客袭击、商业诈骗、反政府言论、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大量存在的色情、暴力、谣言等方面的内容,则有可能给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带来严重的危害。如同曾任里根政府经济政策顾问委员主席的沃尔特·B.里斯顿所说:“信息革命增加了个人权力,打破了等级组织结构,使得诞生于工业时代的世界秩序的三大支柱——国家主权、国家经济和军事力量面临严峻的挑战。”⁽¹⁾

事实上,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以及网民的意见参与,公众舆论的形成过程与前相比已经大大缩短,它不再是由量变的缓慢积累而逐渐发生质变的可控、可测、可逆的过程,而是在短期内就有可能因量的急剧增加而发生质变的不可控、不可测、不可逆的过程。网上舆论的特殊性,对政府的信息管理形成了极大的冲击与挑战,使它在传统社会中那种“从容应对”的状态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