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虚拟空间与现实的解构
20世纪初面对工业社会和大众媒介的弊端,美国思想家李普曼产生了对公众民主的忧虑。其主要思想有两点:一是对“媒介环境”这一“间接现实”真实性的质疑;二是对媒介环境下大众理性的质疑,于此提出了他对公众民主的不信任感。李普曼对媒介环境及公众民圭的思考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工业社会下的大众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产生集权主义的温床(12)。那么在后工业时代,“网络环境”又将呈现出什么样的现实图景?
与李普曼眼中大众媒介的“环境”不同,网络是一个复的、大兼容的体系,它既保存着建立在专业理念基础之上的新闻传播模式,也包容了绝大部分完全由个体参与、互动的“虚拟空间”,后者无疑是网络最富特征之所在,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虚拟的交流正是网络空间平等与自由的基础所在,网上言论自由和多元文化并存所呈现的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大都得益于此。但恰恰在这个纯粹的“虚拟环境”中,现实有时不仅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东西,而且是一个可以被彻底解构的东西。由于一切与现实社会身份、地位有关的个体表征都可以被掩盖起来(这也是电子空间最刺激的一点),于是自我和他人、男人和女人、事实和虚构、真相与谎言的界线被消弭殆尽。美国学者马克·斯劳卡曾尖锐地指出,在网络空间“从来就没有什么核心的自我,在每个人的头脑之外,也从不存在什么客观的现实”(13)。更重要的是,当信源不明时,信息的真实性也被消解,“事实上,发送者是什么人,这本身就是任何信息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作用之一就是帮助我们确定对该信息相信到什么程度”(14)。因此网络的虚拟环境实质上是对现实的解构和颠覆。
“相信所有人都有机会接触到可靠的信息,也即接触到真理的表现形式——信息”,这一信念是支撑民主的“大梁”(15)。即使在高度信息化的后工业社会,“可靠的信息”仍应源于对真实的忠实和对现实的肯定。但是在虚拟空间,当事实与虚幻的界线被彻底消弭之后,最终遭怀疑和贬值的不仅是真实本身,而是公众对真实的信任,这种信仰危机无疑会极大地动摇民主的“大梁”。
其实,在高科技时代,数字化技术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人们对视觉化信息的信任。当玛丽莲·梦露与林肯总统拥抱在一起,当阿甘的手与肯尼迪总统相握时,人们在惊叹数字化技术的鬼斧神工之余,也不禁对真实性本身产生了疑虑。在四通八达的网络空间,经过处理的数字化图像有可能进一步瓦解真实。1998年5月,印尼发生严重排华暴行后,当地一些华人向有关机构和人士的电邮地址反复发送了身着印尼军服的暴徒蹂躏华人妇女的照片,并号召所有收件人接力传送。这些照片对世界范围内千百万网上读者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并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关注。但后来有印尼读者指出这些照片实际上反映的是印尼军人在东帝汶的暴行。由于在印尼也确实出现了类似事件,所以这一“张冠李戴”虽然有悖真实,但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不过这一事件已足以提醒我们:对于虚拟的视觉信息,人们是否应该彻底打破现实生活中“眼见为实”的基本惯例。不难设想,在未来的网络空间,经过数字化技术处理的音频、视频信息定会大行其道,幻影将成为网上一族栖息的家园。到那时,我们面对的将不仅仅是所有视觉表象的贬值,而且是它们所反映的现实的贬值,如果任其发展,这种危机“将会对西方民主文明产生深远的影响”(16)。
李普曼对民主的危机感,还源于工业社会下大众的非理性及由此带来的传播的可操纵性。网络时代的公众会不会比工业时代的大众更富有理性,这是一个悬而未知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你需要一杯水,可你面对的是海洋”的网络空间,你的目光会因为太多的信息而变得迷离,你的思想会因为太多的声音而变得困惑。看看眼下,因特网上已经存在着420多万个可进入的站点,仅与美国网络公司Yahoo的链接站点就有75万个(17)。未来站点数量的多少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信息汪洋大海的局面不会改变。在这种情形之下,事实、真相和真实的呼声都可能被淹没,而且一切又都显得真假难辨。有西方学者已经断言:网络空间不足以形成理性的交流(18)。于是“表面上拥有无数信息却失去了思想,把分析和判断信息的能力拱手让给技术专家甚至电脑本身”(19),思想操纵也就顺理成章。在大众传播时代,媒介有着重要的“雷达”功能和“协调”作用,社会准则和有关事物如何运作的事实也由此而来;而网络空间的“航标”究竟在哪里,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此外,虚无主义的网络文化也可能给民主理念带来威胁。虚拟空间对现实的解构,其实也就抹杀了真实世界对伦理、道德等一切社会文化价值规范的界定。事实上,目前的网络空间不仅成了人们娱乐、消遣、发泄、寻求精神慰藉等逃避现实活动的家园,而且“当真实世界用各种检查制度和权衡措施把住邪恶之门时,人性中的所有恶魔,却在极短时间内跳到赛伯空间里重新开张营业”(20)。美国学者马克·斯劳卡在探讨“赛伯空间和高科技对现实的威胁”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他个人在BBS的漫游经历。在他的笔下,美国的网络言论空间一片乌烟瘴气、污秽不堪,充斥着赤裸裸的色情、令人毛骨悚然的暴力以及极端的无聊和荒诞不经。由此,这位西方学者对网络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忧虑:“赛伯空间的创建者的初衷是建立一个精神理想国,或者说建立一个人们以诚相待的试验性世界。可是他们发现,自己眼前呈现的反而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抽象空间。”(21)这种道德虚无主义的网络文化崇尚的是绝对的自由,是对社会责任的逃避和否定,这种文化的滋长无疑会对现实社会的价值观造成极大的冲击。美国政治学家本·瓦顿伯格认为,民主的垮台“首先是价值问题上的垮台”(22),如果网络的虚拟空间是一个没有善恶之辨的人类精神的沉沦之地,那么人类的民主理想实际上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因为“如果公民不能创造、维持一种有利的政治文化,更准确地说,创造一种普遍支持这些理想和实践的文化,民主就不可能维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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