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力旺盛的中国党报

党报小结：特色鲜明、生命力旺盛的中国党报

从广义上说，由政治派别和政党创办的报纸，都属于党报的范畴。按照与政权的关系，党报可以分为革命党报、议会党报和执政党报。以变更政权为目的的党报是革命党报，以竞选获胜为目的的党报是议会党报，掌握政权的政党所办的党报是执政党报。在中国，党报几乎贯穿了中国新闻事业史发展的全过程，并且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党报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

一、党报贯穿于中国近现代报纸产生与发展的全过程，而且主要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党报长时间地占据着当时报业的主流地位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胜利后——无论是议会制还是总统制——的报业都先后进入了“政党报纸”时代。被“政党政治”滋润起来的“政党报纸”，为了实现本党的政治主张或上台执政，代表各派利益相互倾轧，以党派宣传取代信息报道，以中饱私欲代替客观公正。但是，随着各国工业革命和政治改革的推进，“政党报纸”迅速被大众化报刊所取代。执政党一般不办报纸。

与此相比，中国党报发展的情况有些特殊：品种齐全，延续时间长，优势很明显。如果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团体——强学会——1895年在北京、上海创办的《中外纪闻》和《强学报》等第一批中国政治团体的机关报算起，中国党报的历史已超过了110年。为了夺取政权，革命党办起了革命党报；革命后，为了议会竞选掌握权力，议会党办起了议会党报；夺取政权之后的执政党，也热衷于创办党报。因此，党报在中国近代出现之后，便一直是报纸发展的主流。无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保皇派)或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党报，还是国民党党报或共产党党报，都相继在报业史上占据着绝对优势的地位。

党报屡受政党重视并占据着报纸发展的主流地位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独特的历史背景使然。进入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就成了中国人民的时代主题。为了唤醒民众，团结更多的人起来抗争，维新思想家便以报刊政论为武器，来启蒙民众和应对“武器的批判”；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信奉各种主义的仁人志士们，组建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派别和政党，在提出自己纲领的同时批驳异己的主张——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国民党和共产党创办的大量报刊以及它们之间的激烈论争，即是明证。中国著名的报人、记者多与党报党刊直接相关，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这一点。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谭嗣同和孙中山、陈少白、章太炎、于右任、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等，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萧楚女、恽代英、邓中夏……都是以政治派别或政党主要成员的身份投身报界的。他们办报的目的，不是为了营利，而是营政。换言之，办报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是他们投身政治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无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把所办报纸视为自己的宣传机关甚至是组织队伍的联络机关和开展政治运动的指挥机关。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主要的原因，是各政党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国民党的孙中山、蒋介石，共产党的毛泽东等人，都有不少有关重视党报的论述。康有为认为，要救国必须变法自强；要变法自强必须开通风气、广联人才。梁启超在给友人的信中进一步提出：“度欲开会，非有报信不可，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1]孙中山则把党报称为“舆论之母”，要求革命派报刊以宣传革命主张为己任，将同盟会的纲领宣传到民众中去，使之化为一种“常识”。蒋介石认为：“报纸是国民的导师，报纸的言论记载，影响国民的心理甚大……所以舆论界的责任，比任何(事业)都大。”^[2]毛泽东对党报的认知更有代表性。他一直非常重视报刊，不仅经常读，而且还经常动笔修改或撰写稿件。^[3]政党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革命胜利之后执政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超群实力，也造就了执政党党报占据报纸发展的主流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党领导人对党报的重视，是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在极权统治时期，统治者禁止官报以外的报刊的创办，以“于己民则禁之，于他国则听之”的思路来阻隔信息的流通。但政治的近代化尤其是办报门槛的降低、知识的普及，使得蛮横的禁止越来越难于实现。于是，如何将民间的信息传播引入有利于维护自身统治的可控范围内，就成了执政者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大规模地创办党报既可以宣传自己又能够引领舆论，自然成了政党领导人的首选。

二、党报发展的明显趋势：党性的要求越来越严格

中国的政党报纸，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党性”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越来越强调旗帜鲜明地宣传本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替本党做宣传。关于这一点，不仅党报视为自己的当然使命，就是各个政党的领导机构和负责人，也视为当然。

近现代的中国党报在内容上都必须围绕着政党的纲领和现实需要展开宣传。早期的维新派(保皇派)和“同盟会”是为了开展政治运动而成立的，因此他们的党报也就把政治宣传功能发挥到了极致。维新派(保皇派)主张在保留光绪皇帝的前提下进行局部的、渐进的改良，因此既痛斥慈禧、荣禄、袁世凯等“逆后贼臣”，也与主张武力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派论战(甚至污蔑革命派就是要杀尽满人，散布革命派的革命举动将引起内乱、仇杀和帝国主义的干涉与瓜分等言论)。革命派也针锋相对，创办报刊历数清政府的黑暗、无能和腐败，主动挑起并派出绝大多数精兵强将与保皇派论战。国民党在掌握政权后不久，就颁布条例明确规定：党报必须以“本党主义及政策为最高原则”，“各党报须绝对站在本党的立场上，不得有违背本党主义、政策、章程、宣言及决议之处；各党报须完全服从所属各级党部之命令”；党报的新闻“要利用事实阐扬本党主义及政策”，言论要解释党的政纲政策，副刊要“尽量利用理论的、事实的、艺术的方法宣传本党主义及政策……辟除纠正一切反动的、谬误的主义及其政策”。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党的党报要坚持党性。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案中，就明确提出：“任何中央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4]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的社论《致读者》，更是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党报要“贯彻坚强的党性”，要成为党手中最锐利和最有力的武器；刊载的一切文章，都要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报纸必须与党的政策党的动向密切相连，呼吸相通；报纸应该成为实现党的一切政策、一切号召的尖兵和倡导者。毛泽东也多次论述了党报的党性问题，使得党报“党性”的解释在“宣传必须符合党的政策”的基石上变得系统化。具体而言，就是：党报工作者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严格遵守党的宣传纪律，绝对不允许闹独立性；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党报必须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上述线索很清晰地说明，政党在掌握政权之前，其党报最主要的功能是政治宣传功能，即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为了阐述政党纲领、路线的合理性，证明只有自己的政治主张才代表着“救国方略”，政党报刊经常与其他党派的报刊展开论战。而执政党的党报，其言论往往要求成为党的纲领和路线的解读者，其新闻报道甚至副刊都必须成为政府施政行为的拥护者和诠释者，党报必须绝对服从本党的立场和所属党组织的命令，并成为党手中最锐利和最有力的武器。

党报忠实履行政治宣传的职能，无疑是党和人民之间沟通的桥梁。党报对于唤醒民众进而把民众组织、团结在政党的纲领和路线之下，对于政党意志的宣扬，对于执政党执政理念的传播……无疑具有积极的作用，但其单纯的宣传思维也会引发问题。突出强调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的如实记录与解读，可能会妨碍其作为大众传媒所应有的预警功能、前瞻功能的发挥；片面重视正面的宣传和诠释，可能会导致舆论监督功能的缺失以至于影响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对党性的过分追求，也可能会在市场竞争中日益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在党的路线出现偏差的时候，亦步亦趋的党报也就不可避免地跟着犯错误(“文革”期间的党报异化为少数人进行权力斗争的工具，以“阶级斗争工具论”抹杀了新闻媒介的其他职能就是例证)。

如果说，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党报重点致力于全面展示政党的吸引力来赢得更为广泛的支持是一种当然选择的话，那么执政党的党报仍仅仅突出政治宣传功能就必然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不适应，在社会节奏明显加快、传媒市场日益发达和社会信息量与受众的信息需求持续增加的背景下，就会显得更加突出。也正因如此，国民党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进行了改革。中国共产党党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现在仍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改革，初衷也是紧扣时代脉搏、发挥更大作用。

三、执政党党报应与时俱进，改革创新，保持旺盛的活力

一般来讲，党报只讲政治效益，不讲经济效益。办报经费由政党津贴，无须讲求营业；发行多靠摊派，无需经受市场的考验。因此，多数党报办了一段时间之后，往往陷于呆板缺乏活力。此外，由于党报多以替政党做宣传为天职，在读者看来新闻性不强、可信度不高，并因此产生抵触情绪。所以，党报改革尤其是执政党党报改革成为新闻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执政党党报为了保持旺盛的活力，既要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更应与时俱进不断改革。

在中国近代史上，执政党的党报改革屡获佳绩。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面临抗日救亡的新局势，《中央日报》推行了社长负责制和“淡化党报面孔，推进党报‘民间化’”的改革。程沧波提出《中央日报》不仅要当党的喉舌，还要当人民的喉舌：“人民利益即党之利益，为人民利益而言，即为党的利益而言。故本报为党之喉舌，即为人民之喉舌。”在办报实践中，他要求党报要避免板起面孔进行说教，在内容上要反映民众生活，揭露某些贪官污吏的罪恶，有通俗易懂的文风。改组后的《中央日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众对国民党新闻媒体的戒备和逆反心理，拉近了和部分读者的距离，发行量由原来的8000份增加到30 000份。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声称结束“训政”阶段准备进入“宪政”阶段，国民党直辖党报也因此实施了企业化经营管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地参与报业竞争，从而科学合理地协调了党报的产、供、销诸环节，有效地克服了“报馆像衙门，办报像做官，人手多而效率反低”的弊端。只可惜国民党的党报改革不彻底，在国民党腐败崩溃过程中没有发挥应有的制衡作用。当然，那是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决定的，非报纸的过错。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非常重视党报改革。虽然明确规定党委机关报是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但是党报也一直在探索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1949年12月，刚组建不久的新闻总署就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报纸经理会议，研究改善党报的经营管理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报纸的经理们决定采用两个主要的措施：一是报纸经营采取“企业化”方针；二是报纸的发行实行“邮发合一”方针。这次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各地报纸的亏损现象明显好转，1952年以后省级以上报纸基本做到了自给自足。

在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后，1956年，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进行了改革，改版社论中强调“《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我们的报纸名字叫作《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是它的主人”。这次《人民日报》在“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改进文风”等三个方面进行改革，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赢得了全国各阶层读者的欢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又经历着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共产党党报的改革也如火如荼。新时期党报的改革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先是1978年《人民日报》等首都八家大报给国家财政部联名打报告，要求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获得批准，党报的市场化经营从此有了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接着，1979年后各大党报陆续刊登中外广告，党报的内部改革和持续发展因此有了经济方面的保障。进入80年代以后，党报的改革既有了“企业化”与“市场化”的政策支持与认可，也使得党报的产业化运作有了现实的可能。此后的党报在业务和经营管理等方面不断推进改革，党报的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理念上强调党报同时具有宣传属性和产业属性，在办报指导思想上坚持兼顾宣传规律和新闻规律，在报道上讲究信息量和辐射面，在经营管理上采取了分配激励机制、人员全员聘用机制和“一业为主，多种经营”机制等。

在市场化的大潮中摸爬滚打了30年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成熟，党报实力剧增。同时，今天的党报又面临着新的问题和压力，主要是：报刊数量急剧增加，但绝大多数规模小且条块分割；和国外同行比，党报社的实力明显偏弱，不利于在开放的环境中参与市场竞争；在发行上，尽管有行政手段的支持，但党报发行量的持续走低态势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广告方面，多数党报的广告收入低于同级非党报，而且以公费形象广告为主；读者对党报的认可度也不如以前。所有这些问题使党报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需要更为纵深的改革来解决。

世纪之交，我国以党报为中心组建了报业集团。报业集团的组建——可视为党报改革史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使党报进入了规模扩张、多元经营阶段，党报的活力与实力进一步提升。但是，与用现代企业制度打造的国外报业集团相比，当前的报业集团责权利方面的不清晰成了产业化改革的掣肘。进一步明晰产权，使报业集团真正能够按照市场规律和新闻规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地参与市场竞争，应该是党报深化改革的方向。

【注释】

[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页。

[2]《蒋主席对记者之演词》，《中央日报》，1929年7月11日。蒋介石的高度重视，使得国民党党报经费充足、人员齐整且还拥有新闻采访、报刊发行方面的诸多特权。但即便如此，蒋介石还不满意。退至台湾后，在接见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朗豪华教授(Howard Long)时就曾表示：他在大陆所犯的错误之一，就是给人民“以过多新闻自由”，因此，“我不会犯同样的错误”。(见曾虚白《中国新闻史》，台北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77年版，第873～874页。)

[3]1919年，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并自任主笔，继而接编《新湖南》。建党初期，他先后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为党的刊物《向导》撰稿；在苏区，他经常在《红色中华》、《红星》上发表理论文章；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亲自为延安《解放日报》、《共产党人》等报刊撰写发刊词，拟定出版方针。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解放前就新闻和宣传工作所发表的论述、指示和谈话，仅收入《毛泽东选集》前4卷的就有120多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仅收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的有关论述，就有20多篇。

[4]《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