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负面消息是新闻的本质任务

一、报道负面消息是新闻的本质任务

在西方，媒体的环境监控功能并不是体现在对美好事物的发现和传播上，相反，西方传媒的监控功能主要是用来揭露黑幕，揭露社会的阴暗面。

初到英美的人，在旅馆读到英美的报纸，看到他们的电视节目，往往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以为自己机会不好，怎么一来就碰上社会治安这么混乱，甚至以为明天就可能会有暴动发生。等到他走到街头一看，才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在他视线所及的范围内，到处是一片繁荣和祥和。

原来，西方媒体就是把自己当做社会的监控器，心甘情愿充当社会的雷达，时时向公众通报社会上的各种动向特别是负面动向，以便大家有所准备。而我们如果读惯了正面宣传为主的报道，形成了一定的思维定势，自然会被他们那充满负面报道的报纸或电视节目吓得一跳。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媒体无疑已成为社会和公众的最重要的预警工具。在这方面，报纸具有无可匹敌的优势。这首先体现在报纸的理念上。美国报纸认为，严肃的报纸，其使命不仅仅是报道公共事务，还要揭露那些被隐瞒的信息。报纸分派其记者去报道各“口”的新闻——地方政府、学校之类的机构或犯罪、健康、职业足球队等，最好的记者总会在其“口”内培养新闻源，阅读档案，长时期追踪人物和事件，积累该领域的专门知识，尽力从其新闻源得到信息。

1999年8月19日，《纽约时报》头版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去年数十亿美元通过纽约银行被引导进了一个被认为是洗钱的行动，那实际上是俄罗斯人组织的一次犯罪……”详细地报道介绍了一大群各色人物，包括两个最近被停职的纽约银行的雇员，还有一个被说成是俄罗斯暴徒的名叫森杨·摩哥利维奇的人。这些事无疑很新鲜、很出人意料，这显然是一个好题材。

作为竞争对手，各新闻媒介争相报道了各自的调查。在1999年8月20日的报道中，全世界的报纸都在报道这起涉及纽约银行和神秘的俄罗斯人关于洗钱的调查。《纽约时报》一马当先，不停地追查。他们在近30天内共发表了754则关于纽约银行参与洗钱的报道。随后，报道又引向华盛顿。共和党认为克林顿政府对于俄罗斯人组织犯罪和俄罗斯罪犯的洗钱行为太过纵容。而这又立即在《纽约时报》上得到反映。

美国传媒史上揭露黑幕的典范事例，莫过于《华盛顿邮报》1972年所披露的震惊全美乃至全世界的“水门事件”了。

1972年6月18日，《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条消息，开头第一段写道：

五个人于昨日凌晨2：30分被捕，其中之一说他曾是中央情报局的雇员。官方称他们正在周密地计划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办公室内安装窃听器。

这一段报道简短到只有39个英文单词，没有什么文采，只有事实。但这一事实加上后来由《华盛顿邮报》记者卡尔·伯恩斯坦和鲍勃·伍德沃德发掘的大量相关事实，最终导致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辞职。

后来的调查发现，这五个人是受白宫官员和共和党“总统连任竞选委员会”（有趣的是，这一委员会名称的英文缩写竟是CREEP——小人！）的指使，假扮水暖工潜入民主党总部所在地水门大楼安装窃听器的。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还发现，这一行为只是他们一系列政治间谍和破坏活动中的一个，这些针对所有主要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活动，竟是尼克松连任竞选的一项基本策略！

这一消息在最初发布时曾遭到白宫官员的重重阻挠，CREEP雇员的潜入被描绘成为普通的偷盗。当美国最著名的新闻主持人沃特·克朗凯特打算在CBS晚间新闻上做一个两集的水门新闻系列节目，并在大选前播放时，白宫给当时的CBS总裁比尔·塔利打了一个电话，结果克朗凯特已准备好的节目被大大压缩了。

11月，尼克松以压倒多数的选票获选连任，但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这两位记者仍以不屈不挠的努力使“水门事件”在尼克松连任以后成为全国性新闻。在美国民众愤怒的谴责声中，尼克松不得不辞去总统职务，而《华盛顿邮报》则因此获得当年的普利策“公共服务荣誉奖”。在罗伯特·雷德福的鼎力支持下，达斯汀·霍夫曼和贾森·罗巴德根据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书《总统班底》将该事件改编成电影，而这两位记者也成了神话般的英雄。

“水门事件”再次向美国人证明，无论权势被滥用的题材有多么陈词滥调，也无论新闻媒体对这种事情的揭露有多么频繁，政府滥用权力的可能性永远存在。无怪乎美国革命的先驱们曾试图将媒体作为白宫、国会和法院以外的政府第四院，不受其他政府机构的控制，并可以自由检查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