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关重要的新闻”

“至关重要的新闻”——从2007广州“两会”报道框架看政治媒体化

余　静

研究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2月28日发布的《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称,200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209407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0.7%,^[1]最新GDP排名位列第四,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带动了媒体的迅猛发展,据统计, 1978年,中国仅有32家广播电台和93家电视台,而根据《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6年末全国共有广播电台267座,电视台296座,全国有线电视用户1.39亿户；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5%,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6.2%；全国出版各类报纸416亿份,各类期刊30亿册,图书62亿册。^[2]除此之外,以互联网技术为载体的新媒体发展突飞猛进,新闻网站、手机报刊、移动数字电视、网络电视、网络广播等新兴传播载体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通过即时通讯、博客、播客、聚合新闻服务等业务领域,实现多渠道、全方位的新闻发布平台。自2003年,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跻身中国重要的媒体形态之列。

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成长离不开受众的倚重与支持。据统计,2004年中国的报纸发行量位居世界第一,日销量9350万份；^[3]2003年中国国民在工作日对电视的接触率在2个小时以上的占48.7%,休息日的接触率在2个小时以上的占66.2%；^[4]截至2006年6月30日,中国网民人数突破1.23亿,网民平均每周上网16.5小时,同比超过多数互联网发达国家和地区。^[5]可以说,各式各样的媒体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人们越来越倚重于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来获取外部信息,形成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判断,也就是大众媒介的“现实定义机能”。

另一方面,随着政府职能由“政府管理”逐步向“公共服务”转型,政府日益注重政府行为和行政程序的“信息公开”,日益注重行政决策的科学咨询和行政过程的公众参与。尤其是自2003年“非典”以来,政府危机处理、危机传播的话题成为新的热点。与政府信息公开、官员问责制等一系列行政改革一起,政府与公众的沟通与传播获得了发展的“加速度”。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任务,并要求“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程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随着“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治国方略的相继提出,在公共行政领域引发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热潮,也给我国政府与公众的沟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平台和空间。

根据中央民族大学高波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我国政府传播论》中的总结,我国政府传播的具体形式主要有:(1)领导人传播；(2)新闻发布会；(3)发布政府(新闻)公报；(4)听证会；(5)白皮书；(6)政府直办媒体；(7)政府公告栏(牌)；(8)官方论坛；(9)官方纪录片；(10)标语、口号和宣传画等；(11)有奖征集活动；(12)政府标志物；(13)短信传播；(14)政府广告；(15)旁听；(16)政府开放日活动。此外,还有电视讲话、“新闻记者万里行”、“文化大篷车”、电子触摸屏、编唱新民谣、创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多种形式。^[6]这些形式归纳起来,不外乎就是两大类:其一是本体性传播；其二是媒体性传播。所谓本体性传播,就是政府机关及其人员直接面对公众进行的传播；所谓媒体性传播,就是政府机关及其人员并不直接与公众接触,而是通过一定的媒介进行的间接传播。其中绝大多数政府传播是由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中介,政府机关及其人员并不直接面对公众,这就涉及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媒体在政府与公众的传播沟通中起到怎样的作用等问题。

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历来是争论的焦点,15世纪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中将群众视为“那些不明白的人”,并且主张通过手中的宣传工具来驯化那些在政治上“不明白的人”,传媒不过是政治的手段与工具。葛兰西认为,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两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而“国家具有教育和塑造的作用,其目的在于创造更高级的新文明”。葛兰西的政治理想暗含了媒体存在的必然依据,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传媒是否就只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到了李普曼这里就已经看到了媒体的双重性质,它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迫于政治“立场”,遵守政府的舆论导向；另一方面遵从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最大限度地满足受众的需要,具有造就或摧毁政治秩序的力量。而纵观西方新闻事业发展轨迹可以发现,媒体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在整体上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近代报刊时期,媒体和政治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媒体政治化。媒体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始终依附于政治,报道的内容和形式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这时期的媒体基本上都是政治媒体,也是西方各国政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2)西方媒体大众化初期,媒体摆脱了因经济依附而形成的政治依附,走向相对独立,在新闻报道上标榜“客观”、“公正”,媒体对政治相对独立。(3)大众传媒私有化时期,媒体在商业化、私有化的背景下实现对政治系统的主导作用,即政治媒体化。这些主流媒体因私有化而打破了政治力量的束缚,获得较大自主性,对政治系统的诸多方面发生主导性作用。

也就是说,西方媒体与政治的关系发展到近二三十年,呈现出的一种极端形态即政治媒体化现象。政治媒体化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媒体议程主导政府议程。在某个时期,媒体对某一问题的集中关注,带动公众舆论对这一问题的呼吁,致使政府议程迫于舆论压力和媒体压力不得不遵循媒体议程。媒体发动—受众关注—政府瞩目,成为这一趋势掩盖下的内在机制。(2)媒体报道主导政治事件的产生、发展和结局。一方面,它可以把一切事件非政治化,仿佛政治事件被媒体报道,这一事件才发生,而媒体停止报道,这一事件就结束了；另一方面,媒体也可以将非政治事件政治化:一旦那些被人们忽视或政府有意掩盖的问题被媒体挖掘出来,通过“媒体制造”易于成为世人瞩目的政治事件。(3)媒体主导政治人物的命运。美国媒体素有“国王制造者”之称,美国候选人习惯在电视媒体上做30秒钟的政治广告,迪克·莫里斯说:“当今,根本没有什么思想不能清楚明晰地在30秒之内向选民解释清楚。”同时,媒体又通过暴露政府的弱点,推动其政治命运的终结。如尼克松“水门事件”、克林顿“性丑闻”曝光。^[7]这些,无不诠释着一个基本事实:与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不同,当代西方媒体作用的日渐放大正逐步削减着政治的自主程度。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传媒业获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长足发展。但同时,制约传媒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依然存在,传媒体制改革不断向前推进。伴随着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客观性、真实性这些曾被重视的新闻理念被扔进市场的熔炉,重铸出来的是经媒体精心策划的、有可能畅销的新闻商品。在这个过程中,传媒内容呈现出个人化、戏剧化和碎片化等特征,在政治相关议题的报道上具有同样的倾向,这对于政治传播的客观、真实性产生了不容置疑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大众传播媒介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倚重于媒体,并通过媒体勾勒的“虚拟现实”形成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判断。与此同时,以政务公开、政府新闻发言人、政府上网和电子政务等为标志,中国政治传播日益受到重视,成为政府职能改变的重要风向标,从某种程度上说,政治也越来越倚重于大众传播媒介。在双向传播沟通的坐标中,处于中轴点的媒体与传播者——政府之间的关系自然成为研究的焦点。近年来,随着媒体市场化改革步伐的加快,一些追求利润最大化、迎合受众心理需求的媒体不良倾向日益明显,政治媒体化的担忧不仅仅在西方,也应在中国受到足够的重视,警惕政治自主性、媒体公共性遭到漠视和践踏。

研究意义

本文选取从广州“两会”报道框架看政治媒体化,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本论题所指向的“政治媒体化”是由美国学者蒂莫西·库克(Timothy Cook)在《治理新闻:新闻媒体作为一种政治机构》一书中正式提出的。他在研究了美国政治与媒体的关系之后得出结论:在美国,新闻界远没有成为第四种权力,政治变得越来越受媒体操纵,媒体也越来越演变为政坛高潮迭起的“斗秀场”。蒂莫西·库克进而把制造新闻与政治治理的不可分割性,称为“政治媒体化”。中国学者在研究了美国政治媒体化现象后,也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如唐海江、吴高福在《西方政治媒体化评析》中指出,政治媒体化在当代西方社会的出现,是媒体商业化和政治精英化“合谋”的结果,应借助于公众的力量规范商业化媒体；^[8]徐国源的《“政治媒体化”:政治与媒体的双重逻辑》则从政治逻辑下的媒体和媒体逻辑下的政治两个维度探讨政治媒体化现象；^[9]王晓露的《政治媒体化向媒体政治化的演变——以黎以冲突中媒体的表现为例》则说明在战争这个非常态时期,媒体与政治保持政治上的高度一致,使常态下的政治媒体化现象逐渐回归到近代报刊时期的媒体政治化形态,并随着战争的开始而开始,以战争的结束而结束。^[10]

从以上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论者多是采用理论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且落脚点都是在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媒体与政府关系少有涉及。本文则主张,应将政治媒体化理论引入中国政治传播的研究中,并且通过内容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揭示中国媒体在政治传播中的政治媒体化倾向,以求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有所突破。

其次,“两会”一直以来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媒体关注的焦点。由于“两会”是政府与公众进行沟通的重要桥梁,在此期间,媒体的报道成为上传下达的重要工具,媒体报道的偏向也深刻地影响着公众对政治议程的理解。可以说,“两会”报道是研究中国政治传播的重要方向标,具有典型意义。同时,对于“两会”报道的实证性研究在国内尚属少见,笔者试图通过对“两会”报道框架的内容分析,为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开辟新路。

最后,选取广州三大主流媒体——《广州日报》、《南方日报》和《羊城晚报》对2007年广州“两会”的专题报道作为样本,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广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是中国报业市场化变革的前沿。在这个领风气之先的城市中,省级党报的创新与实践、老牌晚报的辉煌与中兴、市委机关报的市场化开拓、新兴都市报的繁荣与兴盛、走全国路线的成功纸媒以及专业化媒体的细分与深耕,广州报人写就了一段段领跑中国报业的传奇故事,广州报业的发展模式及报道框架也成为全国报业的领头羊和模范兵。因此,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研究也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前瞻性。

(2)《广州日报》、《南方日报》和《羊城晚报》分别是广州三大传媒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和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的母报,在发展模式、竞争策略和报道框架上都各具鲜明色彩,能够代表广州主流媒体的行为模式。

(3)《广州日报》和《南方日报》分别是广州市委机关报和广东省委党报,《羊城晚报》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份晚报,也是较早获得全国性影响的区域性报纸。这三大报在政治传播上无疑都具有相当的分量和影响力,对“两会”的报道力度相较都市报也都会更强。

研究方案

本文运用媒介框架理论探讨我国媒体在政治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导致媒体与政治的关系趋向“政治媒体化”。媒介框架理论既是本文的理论基础,也是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的基础。因此,笔者首先对媒介框架理论作一简要概述。

成为媒介框架理论基础概念的“框架”一词来源于著名社会学家高夫曼(Goffman)在1974年的《框架分析》一书。他这样为框架定义:“左右我们对事务,至少是社会事务的主观认识的组织原则。”^[11]几年后,传播学家塔奇曼(Tuchman)参考高夫曼的概念,首次将“框架”一词用于大众传播学领域。她的理论主要是从新闻工作者的角度探讨新闻制作过程中的类型化问题,因此又被称作“新闻框架”。媒介框架理论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媒介框架”(media frame)的概念首先由吉特林(Gitlin)提出,他认为,“媒介框架是有关认识、解释、提示,或者有关选择、强调、排除的持续的样式。”媒介框架理论的要点是,媒介的报道中一般都含有某个特定的认识框架,媒体用这个认识框架选择、定义、评论各种信息,受众在接收媒体报道的同时,也接收了报道中的框架,并按媒介框架形成自己对某个事物的认识。^[12]与议程设置理论不同的是,媒介框架理论研究的对象不仅包括被媒体报道重视的议题,还包括非重点议题以及被媒体忽视的议题。这也就是媒介框架理论与属性型议程设置理论的不同之处,二者不能混为一谈。舍费尔(Scheufele)对媒介框架理论进行归纳和总结,他将媒介框架的效果研究分为四部分,即:(1)框架构成研究(frame building)；(2)框架设置研究(frame setting)；(3)受众个人层次的框架效果(individual-level effects of framing)；(4)媒介工作者层次的框架效果(journalists as audience)。^[13]本文在框架设置的层次针对媒体在报道中采用的报道框架的类型和内容进行研究。

下面将着重介绍一下本文研究的方案设计:

“两会”在中国政治上的作用主要是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积极性,并选举新一届人大、政协以及政府领导人职位,与西方的政治选举有所不同,因此中国的“两会”报道自然与西方的政治选举报道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借鉴Rhee运用媒介框架理论研究有关政治选举的媒体报道^[14]的同时,也要考虑到本研究主题的特殊性,设计一套适合自身研究的媒介框架抽出手法。

1.作为分析对象的报纸

本研究选择广州三大报业集团旗下的主流纸媒《广州日报》、《南方日报》和《羊城晚报》作为取样对象,分析时从具体版面(如《广州日报》标有“2007广州‘两会’专题报道”的版面)上找出相关议题的新闻,进行样本分析。样本总数分别为:《广州日报》115篇；《南方日报》103篇；《羊城晚报》165篇。

2.取样时期

2007年“两会”召开期间(2007年1月20号至2007年1月30号),同时根据各报纸的报道时间作相应调整。

3.计样方法

(1)统计“两会”报道新闻

先从各个报纸的相关版面选择有关“两会”的报道新闻,一条新闻标题代表一条新闻。

(2)确定议题

从新闻标题中抽出带有方向性的议题,如对《广州日报》的《新兴辖区公交盼改善》和《农民最盼公交车日日能入村——本报记者分赴广州东南西北中采访倾听百姓对‘两会’希望》的“两会”报道抽出议题,即为“抱怨公交普及范围问题”。

4.报道框架的抽出

由多个议题集合而成的观点框架即为报道框架。根据上面抽出的议题进行分类、归纳,这样可以将分散的议题按照逻辑关系集合为特定的报道框架。

参照Rhee进行的政治选举报道框架研究,将广州“两会”报道按照下面两个基准进行分类:

(1)与“两会”会议议程及选举事项有关的议题集合

这个集合包含对“两会”会议安排、参会情况、会议决议、候选人介绍等方面的议题。媒体主要起到公之于众的作用,不加以叙述说明。

(2)关于公共政策、社会问题的讨论及对策的议题集合

“两会”的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即是让广大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有很多议案、提案提出。由于这些议案、提案往往是关系民生的话题,因此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往往给予大量篇幅跟踪报道。

将上述两个议题集合再作内容方向性的分类。在这里预备了18种参考框架,这18种参考框架都是从历年“两会”报道(包括全国和地方的“两会”报道)中提炼出来的,可以看成是“两会”报道的基本框架,作为报道框架抽出的参考框架。

①经济发展框架

②反腐倡廉框架

③教育框架

④就业框架

⑤医疗框架

⑥住房房产框架

⑦安全框架

⑧社保框架

⑨治安框架

⑩交通框架

环保框架

文化框架

城市发展框架

弱势群体框架

农民框架

立法框架

会议议程框架

选举框架

其中,前16种框架属于第二类议题集合,而后2种属于第一类议题集合。当然,除了这18种框架之外,自然还存在其他类型的框架,在分析时归入“其他框架”。

最后,将确定的议题参考这18种框架归类,确定各自所属的框架。

5.统计框架使用频度

将三大报纸在各个框架上的使用量进行统计,并汇总整体框架使用量,得出框架使用率。

研究结果

通过对《广州日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有关2007年“两会”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后,得出三大报的基本报道框架的使用情况,下面对三大报分别进行统计分析,最后汇总得出总体报道框架使用情况。

一、《广州日报》有关2007年“两会”的报道框架

(由于同一新闻中可能存在两个以上的报道框架,因此报道框架使用率的数量合计可能超过100%)

《广州日报》“两会”报道框架

通过以上的框架分析可以得出:《广州日报》在2007年“两会”报道中,关于会议议程、选举事项和公共政策、社会问题的两类报道中,存在不同的处理方式:对于会议议程和选举事项的报道框架基本上呈现平衡态势；而对于公共政策、社会问题的讨论及对策的报道框架使用率上则相差甚远。

在关于公共政策、社会问题的讨论及对策的报道框架使用频度上,交通框架的使用率(15.7%)占压倒性优势；其次是城市发展框架(7.8%)位居第二；教育框架和社保框架以6.1%位居第三；使用最少的四种报道框架分别是:安全框架(1.6%),医疗框架、文化框架和立法框架(皆为2.6%)；框架使用率介于中间的分别是:经济框架、住房房产框架、弱势群体框架(皆为5.2%),治安框架(4.3%),反腐倡廉框架、环保框架、其他框架(皆为3.5%)。

二、《南方日报》有关2007年“两会”的报道框架

以下将省略研究过程,直接给出研究结果,研究过程参照《广州日报》报道框架的研究。

续表

《南方日报》作为省委党报,对广州市范围的“两会”的报道不及《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而将报道重点集中在对广东省范围的“两会”的报道上,因此抽取的样本数少于《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

根据上表统计的数据显示,选举框架稍多于会议议程框架,但仍未打破平衡态势；公共政策、社会问题的讨论及对策的报道框架使用率仍不平衡。

在关于公共政策、社会问题的讨论及对策的报道框架使用频度上,位列第一的仍是交通框架(17.5%)；其次是环保框架(10.7%)；住房房产框架以9.7%名列第三；框架使用率最少的是:文化框架(1.0%),经济框架、反腐倡廉框架、社保框架和其他框架(皆为2.9%)；介于中间的分别是:城市发展框架(7.8%),教育框架(5.8%),弱势群体框架、治安框架、安全框架(皆为4.9%),医疗框架、农民框架、立法框架(皆为3.9%)。

《南方日报》“两会”报道框架

三、《羊城晚报》有关2007年“两会”的报道框架

三大报合计框架使用量

从上表可以看出,《羊城晚报》对会议议程和选举事项的报道框架仍呈现平衡态势；而对公共政策、社会问题的讨论及对策的报道也同样呈现出“厚此薄彼”的倾向。

在关于公共政策、社会问题的讨论及对策的报道框架使用频度上,位列第一的依旧是交通框架(18.4%)；城市发展框架以11.5%位列第二；住房房产框架以10.9%位列第三；使用最少的报道框架分别是:医疗框架、就业框架(皆为0.6%),农民框架(1.1%),文化框架、安全框架(皆为1.7%)；报道框架使用率介于中间的是:治安框架(6.3%),教育框架(5.2%),弱势群体框架(4.6%),社保框架、环保框架、立法框架、其他框架(皆为4.0%),反腐倡廉框架(3.4%),经济框架(2.9%)。

四、广州三大报有关2007年“两会”的报道框架

以下将对《广州日报》、《南方日报》和《羊城晚报》三大报纸的报道框架使用情况进行汇总统计,最后得出总体报道框架使用情况。

三大报合计框架使用量

从上表和柱状图可以看出,广州三大报在2007年“两会”报道框架的使用量上,会议议程框架与选举框架基本持平；在有关公共政策、社会问题的报道框架上,交通框架使用量以68遥遥领先,城市发展框架和住房房产框架不相上下,环保、教育和治安同样是广州报纸媒体报道的重点,报道框架使用量最少的是就业框架、农民框架和文化框架。

分析与结论

下面笔者试图对这一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和总结。

在过去,大众传媒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两会”只是人民代表和各位候选人的事情,根据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政治协商制度,由各位代表提交议案、提案并参与讨论,根据相关政策法规形成解决方案,并以文件的形式作为本届大会的成果留存下来,成为以后五年工作的方向和指导。人民代表按照法律规定选举出来,并代表全体公民的利益,是一种由公民授权的代议民主。

然而随着大众传播媒体之滥觞,在上述模式中又嵌入一个传媒系统,打破了原有生态。

首先,在人民代表提交议案、提案时,旁边的闪光灯、摄像机不时地提醒着这些议案、提案将经由媒体被无限放大。人民代表似乎不仅仅对人民负责,还要对这些媒体负责。

其次,在“两会”召开期间,代表们提出的议案、提案难以计数,但是出现在大众媒体上、占据一定媒体空间的总是一些经过“精心挑选”的框架。这可以从本文所做的框架研究分析中看出:针对报纸所面对的核心受众,也就是广告主所格外青睐的消费者——城市居民、学历较高、收入较高、有车有房的成年男性(三大报纸的大广告主多是汽车、房地产、电讯公司等),报纸在“两会”报道框架的选取上对交通、城市发展、住房房产的框架使用量远远超过其他框架。

再次,通过大众媒体的“议题设置”功能,被大众媒体强调的议题,在受众的认知过程中也相对会被重视。在那些阅读了三大报的广州市民,以及由两级传播模式获知的其他公众中,交通、城市发展、住房房产这些议题也就成为关注的焦点,进一步强化了媒体所设置议题的重要性。在媒体报道的同时,召开中的“两会”也会根据媒体报道的议题进一步修改或加强自身的议题,报纸中也就常会看到“两会”对媒体报道议题的解答及说明,这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出媒体议程对政治议程的主导作用。

那么,媒体选取特定的报道框架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谈:第一,媒体强调的报道框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判断,也就是格伯纳和戈罗斯提出的“涵养理论”。广州作为一个大都市,其发展面临着方方面面的问题,但在媒体的取景框下,不仅仅是公众,还包括政府看到的都将是这个取景框下的特写镜头。这个特写镜头不仅仅左右着公众的视线,而且还左右着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这将是十分危险的。第二,对公众参与政治的剥夺。哈贝马斯在谈到公共领域在19～20世纪的衰落时,就把这种衰落的原因之一归结为大众传媒的兴起。他认为,原先由面对面相互辩论的市民所组成的公共领域,在现代社会已经瓦解为由消费者组成的碎片化世界,公共领域——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间的一种理性、批判的公共论辩——已经越来越脱离共享的公共空间,变得“解空间化”、“非对话性”。所谓“解空间化”,是指在大众传媒时代,某个事件或某个个体的公共性不再与一种“共享的共同场所”相关,因而获得一种新的、可称之为“被传媒中介化的”公共性或“经传媒调节的”公共性,其特点是常常独立于他们被大量个体直接观察的可能性。^[15]公众通过自身理性、批判的精神去理解、参与政治的机会被大众媒体剥夺,沦为大众媒体的“奴隶”。第三,媒体为了贴近受众,满足受众的最大需求,往往具有将政治事件非政治化的倾向,“两会”议题在新闻记者的笔下纷纷变成了对称、押韵,且具生活色彩的标题。如“老城区改造,政府先垫钱”,“设计简陋拓宽不现实,广州大桥炸掉重建？”,“‘天眼’布全城,警力压街面”等,这些简单易懂,甚至有些耸人听闻的标题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却在无形中消解着议题的“政治性”与“理性”的价值。回顾本文在研究背景部分介绍的西方“政治媒体化”现象的表现形式,笔者不禁担忧我国媒体的政治传播是否也会导致媒体与政府的关系走向政治媒体化。通过对广州三大报对2007年“两会”报道框架的实证研究,笔者认识到,这并非是空穴来风,而是切切实实存在于我们身边的危险倾向,却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与研究。但同时,由于我国特有的政治体制和媒介管理体制,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政治媒体化”理论只会造成认识上的偏差,需结合中国的国情以及媒体市场化程度不高的特征综合考虑。

由于本文选取的分析样本仅是广州市的媒体,而且只是报纸媒体,尚未包括电视、广播和网络媒体,因此研究结论尚不具备推及效果,需要更多的实证以及理论方面的研究补充,但本文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上的借鉴。

参考文献:

张宁:《日本媒体上的中国:报道框架与国家形象》,吉林人民出版社。

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

王梅芳:《舆论监督与社会正义》,武汉大学出版社。

李良荣:《西方新闻事业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王岳川主编:《媒介哲学》,河南大学出版社。

Everette·E·Dennis, John·C·Merrill著,王纬等译:《媒介论争:19个重大问题的正反方辩论》第三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W·Lance Bennett著,杨晓红、王家全译:《新闻:政治的幻想》第五版,当代中国出版社。

Shanto Iyengar, Donald R·Kinder著,刘海龙译:《至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民意》,新华出版社。

〔作者工作单位:中山大学公共传播学系〕

【注释】

[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网。

[2]同上。

[3]参见世界媒体实验室:《中国去年日报日销量达9350万份位居世界第一》,http://media.icxo.com/htmlnews/2005/06/01/607347.htm。

[4]参见《我国国民的媒体接触时间及其变化》,中国网。

[5]参见穆一凡:《中国网民超1.23亿》,载《第一财经日报》。

[6]高波:《我国政府传播论》,中国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7]唐海江、吴高福:《西方政治媒体化评析》,载《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2期。

[8]唐海江、吴高福:《西方政治媒体化评析》,载《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2期。

[9]徐国源:《“政治媒体化”:政治与媒体的双重逻辑》,载《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10]王晓露:《政治媒体化向媒体政治化的演变——以黎以冲突中媒体的表现为例》,载《青年记者》,2006年第24期。

[11]Goffman, E.Frame Analysis.1974, pp.10～11.转引自张宁:《日本媒体上的中国:报道框架与国家形象》,吉林人民出版社,第10页。

[12]张宁:《日本媒体上的中国:报道框架与国家形象》,吉林人民出版社,第6页。

[13]Scheufele, D.A, 1999,“Framing as a Theory of Media Effects”.转引自张宁:《日本媒体上的中国:报道框架与国家形象》,吉林人民出版社,第9页。

[14]Rhee指出在有关选举的报道中含有两种媒介框架:战略框架(strategy frame)和议题框架(issue frame)。战略框架是指媒体从政治选举中候补者的选举战略、选举活动的效果和个人利益角度出发的报道,重点在于选举的成败；议题框架则是指为受众提供有关选举的公共政策、社会问题和对策的报道,重点在于提供选举信息。在中国媒体对“两会”的报道中,议题框架占主导地位。

[15]陶东风:《大众传播·民主政治·公共空间》,载王岳川主编:《媒介哲学》,河南大学出版社,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