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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记者的敏感问题

时间:2022-04-1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所谓“敏感问题”,就是公众关切度高、同时对相关人物或群体具有杀伤力、应对难度大的问题。本人认为,敏感问题是“墙”,也是“桥”。而在此,笔者关注的兴趣是官员与记者之间的敏感问题。面对记者们抛出的敏感问题,官员如何应对?当记者抛出敏感问题时,千万不能失态“动粗”。坦诚面对官员回应敏感问题的效果,一是取决于官员的态度,二是取决于官员处理问题的能力。

所谓“敏感问题”,就是公众关切度高、同时对相关人物或群体具有杀伤力、应对难度大的问题。本人认为,敏感问题是“墙”,也是“桥”。处理得好,就是一座桥。比如,温家宝总理与听众、网友的交流,因温总理不回避敏感问题,房价、物价等问题无所不谈,真切、坦诚,敏感问题就变成了中国总理与听众之间“零距离”沟通的桥梁;如果处理不好,敏感问题就可能成为横亘在提问者与应对者之间的一堵“墙”,阻断双方的交流通道。从普泛的层面看,人际传播一直存有敏感问题。哪怕在密友、至亲之间,也会有敏感问题,比如一些不为外人道的个人隐私、隐痛,都可能成为敏感问题。这里所谈的敏感问题,是指公共性的敏感问题,是那些公众关切度高、但对相关者而言有比较敏感、棘手的问题。而在此,笔者关注的兴趣是官员与记者之间的敏感问题。

官员与记者,是敌人,还是朋友?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现实生活中的官员与记者。在当下中国,这种问题似乎显得越来越突出。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些反差极大的场景:既会看到官员与记者之间如胶似漆的亲密,也能看到他们刀光剑影的交锋。可以这么说,官员与记者是亲家,也是冤家。官员与记者之间,各有各的偏好与关切,也有共同的交集和兴趣。记者以提问、质疑来彰显他们的职业能力;官员则需要为自己扩大政治影响力,同时警惕记者对自己声望或利益的冒犯。成功的官员离不开出色的政治传播,需要有效的政治营销。当然,政治传播和政治营销离不开记者的职业扶助。杰出的政治家多是杰出的政治传播者,会有一套不一般的媒体沟通技艺。但记者不一定都愿扮演“喇叭花”,一味地给官员抬轿子。有时候,我们看官员与记者的关系,似乎有点看不懂:今天阴,明天晴。他们之间,似乎只有利益,没有感情。其实,这是各自职业规则使然。记者有他们的职业规则,他们会根据他们的职业要求向官员们提问。在记者看来,他们不能奢望面前的官员会主动抛出有“料”的信息,需要通过自己设计出来的“提问”,“钓”出官员口中有价值的东西。能不能挖出官员口中的东西,往往取决于记者提问的水平。我们经常会发现,记者经常会搜断枯肠,绞尽脑汁,寻觅高质量的问题。如今的媒体竞争异常激烈,如何获得有竞争力的信息?关键看记者挖掘有价值的信息的能力。官员那里掌握了大量的公共信息,但是官员不会主动把这些信息奉献出来,特别是那些需要公开而官员又不愿公开的信息,需要记者通过专业的信息突破,从官员口中挖掘出来。记者向官员提出的问题,如果恰恰是官员腹中埋伏的、具有安全隐患的信息,这可能就是我们理解的敏感问题了。

面对记者们抛出的敏感问题,官员如何应对?

表面地看,敏感问题是记者抛出的杀手锏,具有杀伤力,一旦被其击中,官员就会受到伤害。放眼看去,负面的例子比比皆是。诸如“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如果要公布,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那些企业老板的利润为什么不向工人公布?”“我没有受贿动机,所履行的是正常职务行为,是为了发展,体现了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县委书记不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地方政府为实施地方发展战略,强拆更在所难免,否则,一切发展免谈。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等等。这些言论都是官员雷人语录。在媒体高度发达、互联网十分敏锐的今天,官员们出格的言论一经媒体报道,就被无数倍地传播,甚至会演化成举国关注的舆论事件。身处媒体的天罗地网之中,面对4.57亿网民围聚的网络共和国,官员有理由心存忌惮,稍有不慎,可能就中了记者的圈套,被媒体捕获,进而成为舆论的“猎物”。

不过,从另外一面看,如果官员处理得当的话,敏感问题也能正面呈现一个官员的形象。越是挑战性的问题,越能显现一个人的气度和水平。敏感问题是一把“双刃剑”:既能损害一个官员的形象,也能成就一个官员的魅力。善于与记者过招的官员,会获得媒体的馈赠,给他的形象加分。问题是如何应对记者的敏感问题呢?我认为需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尊重记者

媒体是放在官员面前的一面放大镜,官员的缺点或优点,一旦被媒体放大,就会产生巨大的负面或正面效应。当记者抛出敏感问题时,千万不能失态“动粗”。善待媒体,就是善待官员自己。对媒体当众动怒,甚至动粗,只会给自己的形象减分。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在罗马举行新闻发布会时,记者卡洛马尼奥打断他的讲话,抛出事先没有安排的涉及政府官员腐败案的问题。贝卢斯科尼大为恼火,大骂卡洛马尼奥不知羞耻,是个流氓,还下令将他赶出会场。在唐宁街与布朗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记者问及法国时任总统萨科齐与妻子布鲁尼婚姻的问题时,萨科奇被这个问题激怒了。他呵斥该名记者:“如果你认为一位法国总统有时间对这种荒谬可笑的谣言作出反应,我不知道你认为他每天都会干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

尊重记者还表现在尽可能满足记者的需求。记者是冲着新闻来的,如果他从官员那里一无所获,记者就白跑了一趟。针对记者提出的敏感问题,不能以“无可奉告”打发记者,尽量给他们一点“料”,不让他们空手而归。

坦诚面对

官员回应敏感问题的效果,一是取决于官员的态度,二是取决于官员处理问题的能力。面对敏感问题,坦诚面对要比“躲猫猫”效果好。即便不能圆满回答记者的尖锐问题,但如果记者觉得你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是诚恳的,记者在内心也会给你加分的。在一次两会期间,有记者问某人大代表、地方农业部门负责人:“您怎么看‘毒奶粉’、‘毒豇豆’等食品安全问题接连出现?”该代表是这样回答的:“你在两会上问这个干什么?这个问题这么敏感,你问我干什么?”很多官员对敏感问题有过敏反应。他们在心理上拒人千里之外,一味回避。这不是处理敏感问题的好办法。请看朱镕基是如何应对敏感问题的:1999年4月13日,朱镕基接受美国有线电视网(CNN)记者伍德拉夫采访时,伍德拉夫的第一个问题就来者不善:“在你访问美国之前,你说自己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但脾气不好。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次就世贸组织问题没有达成协议,你现在是不是想发脾气?”朱镕基说:“我在美国不但没有发脾气,而且还始终保持着笑脸。”朱镕基坦言:“正如我以前所说,我的确不愿意现在来美国访问。是现在不来,并非永远不来。我只是感到这次访问如果晚些时候可以进行,可能会更好些,原因是我担心目前的气氛不太好,很多问题上存在反华情绪,而且这种情绪相当普遍。”朱镕基面对敏感问题,开诚布公,不兜圈子,又有理有节,不卑不亢,堪称举重若轻的典范。

规避陷阱

记者提问就像乒乓球运动员发球,有直板快攻,也有弧旋球,意图是增加对方接球难度。记者越靠提问显现其专业水准,受访者越“难受”,记者暗地里会越开心。很多记者在问题上费尽心思,巧妙布阵,还会设下陷阱,诱“敌”深入。既能识别,又能成功化解,对多数官员而言,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何识别陷阱,进而瓦解记者的“阴谋”?这一环节成为测试官员应对敏感问题的重要选项。赵启正即是这方面的高手。2002年10月,时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的赵启正在接受日本著名记者田原总一郎的采访。当时,田原总一郎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今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30周年,中国和日本都需要搞好日中关系,但是,发生了朝鲜事件。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那里去了。我想问您,朝鲜承认了绑架事件,金正日总书记对此表示了道歉。是否要改变现状呢?还是只是做做样子?赵主任怎么看的呢?”这个问题是设有巨大埋伏的。如果直接评论,显然不妥,但完全回避,又不尊重对方。赵启正是这么回应的:“实际上我没有比你更多的资料,我只知道金正日主席到中国访问过,他去了我原来曾经工作过的上海浦东地区。听我的上海朋友说:他很仔细地参观了这个地区,提了很多问题,最后对浦东开发区给予了肯定。中国的经验能不能在朝鲜使用,要根据他们的本国国情。无论哪个国家,人民都希望和平地生活,希望富裕地生活,我想朝鲜也不例外,将会走上经济发展的道路。”赵启正如此回答,巧妙地规避了正面风险,同时也侧面对记者的问题做了回应。

说服技巧

越是敏感问题,越能显现官员处理棘手问题的能力。官员在回应这些问题时,不仅停留在表态上,还要言之成理,呈现说服的逻辑。官员回应问题的过程是一个说服过程。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这是政治传播获得较佳效果的理智选择。朱镕基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的采访时,记者问:中国对民主有什么害怕的吗?朱镕基这样回应:“我为民主奋斗了一辈子,因此,我觉得民主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要民主,我们也要法制,所以,在要求民主时不能违法。民主与法制应该同时发展。”回答虽短,但铿锵有力,逻辑严密,很有说服力。温家宝在2010年12月26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节目中,主持人将一个网友尖锐问题抛给了他:“房价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算”。这个尖锐问题在房价高居不下、宏观调控屡遭“鬼打墙”的背景下,房价是老板说了算,而不是市长说了算。这是世人的普遍看法。如何消释公众的这种顾虑?需要总理把道理说清楚。温家宝是这么分析的:“这个讲法不准确,也不全面。房价有政府应该管理的部分,有市场应该管理的部分,总理应该管的主要是保障性住房,解决的主要是中低收入者的问题。”温总理同时表态,在他的任期内,一定要使房价能够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我还要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决不会退缩”。眼下,不少官员只会表态,不会讲道理,一味表演政治正确,却没有耐心和能力,用大家都听得懂的话,把道理讲清楚。

训练急智

记者与官员交锋,经常是斗智斗勇。特别是面对敏感问题,过招可能会更加激烈。尤其是面对那些久经沙场的老记们,是一场遭遇战。在采访或招待会现场,面对记者出其不意的突袭,临场应急能力十分重要。遇到意外的问题,首先不必紧张,既可采用幽默的方式绕过去,也可以用反问的方式打回去,还可用暗度陈仓的办法转移话题。据说,尼克松访华期间,一个美国记者曾问周恩来这样一个问题:“总理阁下,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做马路呢?”周恩来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路,简称马路。”由此可见周恩来高超的应急能力。当然,急智不全是天生的,而是可以训练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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