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受者心理互动的功能

一、传受者心理互动的功能

（一）传受者心理互动的内涵

传受者的心理互动是指在大众传播活动中，传受者所不断进行着的以媒介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之间心理上的动态平衡。

传受者心理互动的主体主要是传者和受者，心理互动的内容是负载于媒介符号中的信息，心理互动的外化即传播过程，心理互动的后果是实现着主客体之间的动态平衡。

在传受者心理互动的过程中，媒介符号起着中介作用。因为虽然“传播是一个心灵影响另一个心灵的全部程序”（W.Wafer韦弗），但是心灵与心灵都是内隐的，所以它们之间无法直接沟通，必须借助于媒介符号去指代某种物品或观念，才能使不同的个体的心灵之间碰撞并产生影响。同时，传受者心理互动的深入发展，也必将带来对原有符号资源的开掘和对新的符号资源的开发。前者如对传受者思维定势、态度、角色互动等方面的继续研究；后者如对传受者的认知图式、人文思想、情结、心理熵及其生理机制的探讨。

（二）研究传受者心理互动的功能

1.传受者的心理互动是推动传播业发展的内在机制。

传播业的发展有物和人的因素。其中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这里人的因素是指传播者和接受者。在媒体市场上，他们一个是媒体信息的生产者，一个是媒介信息的消费者。当供求相当时，传播业处于基本平衡的状态，而当供求关系被打破时，就出现了不平衡。经过重新调整，又得到了新的平衡。这种：“平衡——不平衡——新一层次上的平衡”规律，推动着传播业的不断发展。然而，信息的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从心理学角度看，正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心理互动的过程，因为传者的制作和受者的消费都是人的心理活动的表现。

为了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的发展，受众个体有一种强烈地寻求与社会上其它人认知一致、情感共鸣的愿望，因为这不仅使他们能产生安全感和与人相处的和谐感，而且也能使他们跟上时代的步伐。在信息化的社会里，在人与人之间的人际交往日益让位于人与媒体的“交流”时，受者就更加需要从媒体信息中寻找自己认知及态度和情感表现的参照物；与此同时，传者也要追寻受者，了解他们的愿望、兴趣和爱好，以便制作出为受者喜闻乐见的产品。传者与受者的这种相互追寻，就是他们之间的心理和行为的互动。这种相互追寻的过程同样遵循着时而平衡、时而不平衡的规律。这恰恰体现上述传播业的供求平衡关系，一个表现于内，一个表现于外，两相对应着，并推动着传播业的发展。按照“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的理论，传受者的心理互动是推动传播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在机制。

2.传受者的心理互动可以产生改变现状的动力。

当传受者都生活在一个比较狭小并且也很封闭的环境中时，他们所获得的信息量很少，因而传受者之间心理互动的频率比较低，辐度变化也很小。人们在这种环境中倾向安于现状。

在信息时代，生活在“地球村”的人们可以凭借电子媒介，瞬间了解到由传播者所提供的发生在世界每个角落里的事件。信息传播的畅行无阻必然导致受者对客观世界巨大差别和迅速变化的及时认知。而这种认知往往会带给受者心理上的猛烈冲击和强烈震撼，并促使人们产生改变现状的动力。

英国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未雨绸缪为21世纪做准备》一书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全球化通讯产生多种效果。反对伊朗国王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革命是由阿亚图拉霍梅尼在巴黎通过录音布道策划的，这些布道在伊朗广为传播。电视也有综合效果。发展中世界的电视观众对‘达拉斯’和‘重访布赖德斯黑德’之类节目所显示的富有目瞪口呆，而工业化民主国家各民族却常常看到继续困扰着非洲、中东和其他地方的可怕贫穷、营养不良、战争的后果和自然灾害的报道。在出现一场可怕灾难的情况下，如1985年埃塞埃比亚的饥荒，常常引起北方被吓坏的电视观众广泛的反应。还有，库尔德人拉家带口于1991年初逃避萨达姆・侯赛因报复的生动镜头——以及欧洲各国政府和美国舆论的反应——迫使白宫帮助库尔德难民建立避难所。

……

……21世纪开始时，不断增加的几十亿穷苦不堪的农民看着（但不分享）北方的财富，而工业民主国家几百万兴旺的家庭每天都看到同一星球上的人在人口和环境灾难中吃苦头，地球上的各民族将如何相处呢？这是引起改革呢，还是无动于衷和满腔忿恨呢？”^[1]

这段文字虽然是作者写给读者的。但是作者对这个不公平世界的态度和情感渗透于字里行间中。它们感染、激动着读者，使作者与读者的心灵交融在一起。他们都在考虑同一个问题：面对世界的现状，我们应当怎样用行动为21世纪做准备？

3.传受者的心理互动可以产生改变现状的参照目标。

传受者的心理互动总会朝向某种目标。这个目标的确立是传受者对各种信息的认知、比较、分析、判断的结果。这个目标分为三类：

（1）参照群体：多表现于传者与传者之间。在媒介竞争中，不同媒体的认知主体之间会发生心理互动。由于各种媒介在性质、层次、重要性上的不同，传者的参照群体具有一定的趋同性。如《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就成为全国其他各类媒体的参照群体；而《东方时空》、《焦点访谈》以及《正大综艺》、《艺术人生》等又往往成为新闻性、评论性、综艺性电视节目的模式。

（2）参照物：多表现于受者与传者的心理互动中。受者不但接受而且能有意识地使用媒介信息为自己服务。例如，一顾客问卖菜的小贩：“这大白萝卜前几天才1块多钱1斤，怎么一下子就抬到2元了？”小贩却振振有词地回答：“你嫌贵？不贵！大白萝卜可以防癌——昨天晚报上登的。”显然，提高大白萝卜价钱的参照物是晚报提供的信息——它可以防癌。

又如，在2003年北京遭遇“非典”期间，电视台制作了很多有关“非典”的生活服务类节目，不断给广大观众提供有关“非典”的知识和报道，比如北京电视台的《积极预防非典型性肺炎》、《珍爱生命，防治非典》等。老百姓从节目中得知预防非典的实用信息，并将其作为参照物，按照节目中指导的措施购买卫生防疫用品，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注意调节心理状态。

（3）“镜中我”：表现于传受者双方。“镜中我”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概念。表示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以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当作一面镜子，来认知和修正自我，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对自己的要求。心理学家库利认为：“镜中我表明一个人的自我观念是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的。”^[2]把“镜中我”的这种意义迁移于大众传播活动中，可以把传者和受者（二者都包括个体和群体）以对方对自己的认识、态度视为自我认知的重要的参照系：受者可以从媒介信息里找到自己的影子，传者也可以通过受众调查了解媒体的形象。例如，中央电视台每个月都要发布“近期收视率排行榜”，统计中央电视台一、二套节目全国收视率。以2004年8月22日—2004年9月18日这段时间为例^[3]，排名第一位的是新闻联播，收视率高达21.82％，反映出受众对该节目的重视程度。

再如中央电视台最初的《实话实说》，之所以能在周日早上这一历来收视率非常低的时段获得3％的收视率，很大程度上说明观众有获得平等权和参与权以及自我表现机会的需求。再比如北京三套的《法治进行时》2002年1—8月在北京市场的收视率高达7.6％；央视一套《今日说法》的收视率常年保持在4％左右，都说明现代社会中老百姓的法津意识和维权需求的增长。这面“镜子”——受众调查结果表明传者与受者的心是相通的。

4.传受者的心理互动可以产生长期而深远的传播效果。

当人们处于传播活动的某个阶段之中时，往往感受不到传受者心理互动的效果。常常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后再回视走过来的路时，人们才容易领会到传受者心理互动的深刻的甚至令人惊愕的效果。

大众传媒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日积月累的潜移默化影响大众的思维和观念，逐步建立一个新的符合现代社会的道德价值体系。只要传媒拥有自己的传播理念和价值体系，就可以逐步影响人的思维并被接受和认同。像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样，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传达或肯定美国主流社会所认同的价值观念，制造并传递美国中产阶级的神话”的传播理念，这是美国社会得以健康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动力之一。

我国经济改革20多年来，中国老百姓的法制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不少人不依法办事，企图钻法律的空子牟取暴利。当自身正当权益被侵害时，也往往不习惯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为了让法治的理念深入人心，传媒在这20年中逐渐加强了对“法”的关注，使民众从法律诉求中获得自觉，从而培养出法治的民意基础。现在，已经有许多传媒公开讨论修改宪法中关于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条文，因为保护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是推动市场社会呈现生机的核心动力。通过媒体的公开讨论，传播了公共意见，在促进修宪进程的同时也增进了受众对条文现实约束力的理解与支持。此外，对诸如新刑法中的一些划时代的革命性修改，如确定无罪推定、罪刑法定原则等进行深入的报道，也都使公民更好地认识到自身的法律权益。人们这种法律意识上“质”的飞跃，充分体现出近20年来传受者心理互动的长期累加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