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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闻规律的旗帜下(—年)

时间:2022-04-1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二、在新闻规律的旗帜下中国新闻改革的序幕是从拨乱反正开始的。在“四人帮”掌控下,报纸蜕变为政治审判场,演绎成“报纸点名,警察抓人,法院判决”的闹剧。1979年为王中的理论主张正名,也成为新闻界思想解放的标志性事件。二是恢复我们党新闻工作的传统,这是我国新闻工作特殊性的要求。第二次新闻改革是以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致读者》为标志。

二、在新闻规律的旗帜下(1978—1982年)

中国新闻改革的序幕是从拨乱反正开始的。

文革”十年,中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公众思想极度混乱。新闻界则是“文革”的“重灾区”,“四人帮”种种篡党夺权的政治阴谋、种种倒行逆施,都通过他们当时控制的媒体(当时主要是“两报一刊”(10))来展现。不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改革开放便无从谈起。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这段时间,新闻界拨乱反正的清理工作包括:

1.清理队伍,清除“四人帮”安插在新闻界的帮派分子,重建新闻队伍。

2.摒弃“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性质定位。自1957年反右斗争期间,毛泽东提出“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论断以后,阶级斗争工具论涵盖了中国传媒的性质、功能、任务等一切理论主张。而顺着“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演进,到“文化大革命”,报纸从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演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四人帮”掌控下,报纸蜕变为政治审判场,演绎成“报纸点名,警察抓人,法院判决”的闹剧。“新闻审判”由此产生。无产阶级专政工具论遂成乱抓辫子、乱扣帽子、乱打棍子、无限上纲上线的合法性理论外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纲领,新闻界也顺理成章地否定了阶级斗争工具论。这不但解放了新闻界,也解脱了套在中国公众头上的紧箍咒。

3.纠正历史错案,为“社会需要论”、“读者需要论”等理论主张正名。1979年4月间,复旦大学第十三届科学报告讨论会期间,新闻系师生重新评价王中同志的新闻学观点。“大家认为,王中同志曾对新闻学若干重要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的研究和改进报刊宣传工作,都有积极意义。新闻战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证明,他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11)王中在1956年撰写的《新闻学原理大纲》以及在其间的讲课、学术报告中提出了“两论”、“两性”:报纸产生于社会需要,报纸应该满足读者需要;报纸不但具有阶级性,也具有商品性(12)。依当前的水准看,这些主张几乎是新闻学的常识,但在当时却振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1957年反右斗争时,王中成为新闻学界第一号“大右派”,成为标志性人物。1979年为王中的理论主张正名,也成为新闻界思想解放的标志性事件。

4.向“假”字开刀,清算“假大空”。《向“假”字开刀》是《解放军报》1979年的社论题目。该文揭露“四人帮”为实现其政治阴谋,提出“事实要为政治路线服务”的荒谬主张,肆意歪曲、篡改、捏造事实,抛出了“小学生日记”、“张铁生白卷案”、“风庆轮事件”等事件,伪造了“大批判带来大变化”、“批唯生产力论使生产大提高”等假典型。“假大空”是“四人帮”掌控下媒体的典型表达,也成为那个时期媒体的典型形象。向“假”字开刀,重树新闻真实性的权威,是那个时期在新闻学专业领域上的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拨乱反正。新闻必须真实,这是新闻工作的一条底线,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借口。

但是,总观上述四个方面,基本属于“拨乱”工作,拨乱反正的“正”在哪里?当时,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序幕,新闻界不可能从实践的突破中概括出新的理论,也不可能从借鉴世界各国的模式中得到新的启迪。于是,新闻界只能从历史中去寻找拨乱反正的支撑,以图重铸昔日的辉煌。从1978年到1982年,中国新闻界基本特征就是“恢复”。

“恢复”在两个层面上展开:

一是恢复媒体的本来面貌。当时媒体主要是报纸,恢复报纸的本来面貌是作为一份报纸的普适性的要求。

报纸是新闻纸,“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13)

新闻必须真实、全面、客观、公正。

“新闻要新”(14)、“新闻就是要新”(15)

以上是对新闻媒体的基本要求。

二是恢复我们党新闻工作的传统,这是我国新闻工作特殊性的要求。恢复传统,没有人提出异议,有异议的是恢复什么样的传统。因为,在我们党的新闻工作历史上,有过两次新闻改革。

第一次新闻改革是以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为改版而发表的社论《致读者》为标志。名为改版,实为改造,按照毛泽东同志当时的说法,“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16)。“不完全的党报”的突出表现首先是《解放日报》不能围绕当时党的中心工作展开新闻宣传。就如《致读者》中所作的自我批评:“尤其重大的弱点是,最近中央号召全党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进行思想革命与改造全党工作的时候,党报没有能尽其应该的责任。”(17)思想上有“独立”倾向,组织上有“同人报”倾向。其次是严重脱离当时根据地群众,脱离根据地实际,对根据地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反映甚少。为了把“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党中央提出了党报要“贯彻坚强的党性”(18)。以党性原则为支撑,把党报改造成党的喉舌并指导、推动全党的工作,这是第一次新闻改革的中心点,取得了巨大成功。

第二次新闻改革是以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致读者》为标志。这一次改革是在党的中心工作从革命战争转向经济建设、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大环境下展开。同时,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有一个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人民日报》经过几个月的调查、酝酿,向党中央提交了改版的报告,并经中央领导批准。1956年8月1日还发出《中共中央关于人民日报编辑委员会向中央的报告的批语》。这一项改革针对的问题是《人民日报》版面呆板、内容空洞、文章冗长,“对于党的政策宣传不及时,不系统,没有力量”(19),力图打破前苏联《真理报》的办报模式。而其实质问题是探讨在和平建设年代党报新的办报模式,试图把党报从原先的宣传定位转向新闻定位。为此,在其社论《致读者》中,对报纸的性质、功能、报风等新闻学的基本问题作了新的诠释。

两篇社论,同一个标题,都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和1956年的《人民日报》有一个共同宗旨: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20)。改革的目的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点:“及时深入地宣传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21)但两篇《致读者》透出不同的党报理念,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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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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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解放日报》(延安)社论《党与党报》,1942年9月22日。

乍一看,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两次改革有许多相同之处。但实际上,延安《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第一次新闻改革要解决党和党报关系问题,并以党性原则的理论和实践回答了这一问题。第二次新闻改革试图解决党报和公众的关系问题,并试图以“读者需要”为核心概念,使党报既宣传党的政策也体现公众的意志。

尽管1956年的新闻改革在反右斗争中夭折,但改革在理论上的创新和实践中的突破具有深远意义。这种意义在22年后的第三次新闻改革中显露出来。

很显然,1978年新闻改革伊始,无论业界还是学界,恢复的是1956年的传统。可以说,1978年新闻改革直接对接上1956年的新闻改革。

在学界方面,对新闻真实性的强调,对“读者需要论”重新评价,对新闻价值的热烈争论,对新闻报道“新、短、快、高、尖、深”(22)的要求,对客观报道、用事实说话的提倡,都不是新的,而是1956年改革的老话题。

在业界方面,不断提倡新闻“短、新、快”,强调扩大报道面,增加经济新闻报道,这同样是1956年的老话题。尤其是强调《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1954年7月17日)中关于加强报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要求,其标志性的成果就是1980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事故说明了什么》的报道,揭露渤海2号钻井船由于瞎指挥在大风中翻沉,然后又瞒报事故,把丧事当作喜事办。最后,石油部部长撤职,副总理记过,国务院公开检讨。这篇报道在全国引发强烈震撼,群众的支持、赞扬信如雪片般寄到《人民日报》。这样的事情,新中国成立三十年还是第一次。这一事件说明我们党决心严肃法纪,发扬民主。“这次报道,振奋了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干四化的精神。”(23)

最终,不论是学界的理论研究,还是业界的实践探索,都归结到一个共同的话题:新闻规律。

“新闻规律”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就引发广泛兴趣,并在学界、业界达成空前共识,可谓盛况空前。连当年业界泰斗徐铸成老先生也禁不住写了《关于新闻规律的两点浅见》(24)

为什么全国新闻界如此重视新闻规律这一概念?

于立凯在《新闻规律讨论综述》(1982年)(25)中这样概括:

新闻规律的讨论,理论性很强,现实意义很大,因为它涉及新闻科学的建立、新闻工作的得失成败和新闻改革的发展方向。

为什么要重视新闻规律的研究?主要观点有:

一、偏重于从吸取经验教训出发,认为多年来新闻战线的极左思潮危害很深,十年动乱,新闻界又受灾最重,新闻工作者吃尽了按“意志”办报的苦头。现在“四害”虽除,但伤痕累累;痛定思痛,越来越感到新闻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违反不得。我们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认真探索新闻规律,使我们从事的新闻工作增加自觉性、减少盲目性,以便把工作做好。

二、偏重于从当前新闻改革出发。认为要搞新闻改革,非研究新闻规律不可。在我国党报史上,曾进行过多次新闻改革,有的成功,有的夭折,是否有个客观存在的新闻规律在起作用?

三、偏重于从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无产阶级新闻学的科学体系出发。科学是研究客观规律的,新闻这门学问也只有在深入研究,摸清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建立、发展起来。我们总不能长久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需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概述得很精到。新闻界重视新闻规律。因为:

新闻规律是对历史、尤其“文革”十年的反思,并提高到理论层面上的总结(理论性很高)。

新闻规律针对现实,防止“长官意志”的瞎指挥(减少盲目性)。

新闻规律着眼于未来新闻学体系的建设。

这把新闻规律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那么新闻规律究竟是什么呢?在当时,人们把可以想到的对新闻工作的一切要求都打包到新闻规律中去。新闻规律对新闻报道的要求:新闻要真实、全面、客观、公正;新闻要短、快、新;新闻要用事实说话;新闻要有抢有压;读者需要,新闻价值。“认为新闻规律是:(1)阶级是新闻的属性;(2)事实是新闻的基础;(3)舆论是新闻的意志;(4)真实是新闻的原则;(5)时效是新闻的生命;(6)人民是新闻的主体。”(26)新闻规律还包括新闻事业的性质、功能、效果;新闻事业与党的关系,与群众的关系,等等。(27)可以说,新闻规律把新闻学、新闻工作的一切都包揽无余,变成一个大杂烩。他们的意图很清楚:把他们认为新闻工作必须的条件和要求用带有神秘色彩的“规律”一词保护起来,免受权力的干涉。然而,包揽在新闻规律里面的一切都是旧的,除了新闻规律这个词,没有任何新思想。一句老话:新瓶装旧酒。就如我在15年前写的《15年来新闻改革的回顾与展望》所言:“新闻规律究竟有多少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观念:新闻传播也是一门科学,不能随心所欲,更不能胡作非为。这才是此期间的全新观念。”(28)30年过去了,当年对新闻界的拨乱反正到底做了些什么,人们可能都遗忘,但“新闻规律”这一概念流行开来,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记者编辑,都接受了这一概念。可以说,这是当年新闻界拨乱反正的最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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