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市场的开放是大势所趋

媒体市场的开放是大势所趋
——张军教授访谈录

受访者简介：

张军，1963年生，经济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常务理事、秘书长，兼任上海市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世界经济文汇》主编，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兼职研究员，香港大学商学院客座教授，安徽大学兼职教授，华东理工大学兼职教授，陕西财经学院客座教授和南京经济学院客座教授等，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经济学季刊》等多个全国学术刊物的学术编委和丛书的主编或副主编，出版了《现代产权经济学》、《工业改革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中国经济改革的回顾与分析》等数部著作，还翻译和主持翻译了《公共选择》、《法和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市场的微观结构》等8部著作。

采访时间：2005年5月

采访地点：复旦大学

采访人：张志安

每天四次到五次登录邮箱

记：您平常上网的习惯是什么样的？

张：每天真正在网上阅读可能也就两个小时。我看新浪网比较多一些，一般先上新浪网看一些新闻，然后去一些专业网站，比如经济学教育科学网，这是我们经济学学生和研究机构比较喜欢的一个网站，然后还会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网站。

上网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收发邮件，我在办公室里大概每天登录邮箱三四次，晚上睡觉之前还有一次，平均四次到五次吧。

记：看电视的时候，您主要选什么频道？

张：经常看的频道有第一财经和中央电视台二套。新闻看得比较少，专题节目多一点。大概一周看两次，一般都在周末，平时没时间。

记：主要看哪些报纸和杂志呢？

张：这个很难说。订的报纸比较多，《解放日报》、《文汇报》、《青年报》等。中文的，比较喜欢《青年报》、《经济日报》、《经济观察报》。我比较关注的东西，《青年报》通常都会有一些，这个报纸改版之后办得挺有活力，有些新闻做得不错，但没有深度报道。英文报纸主要看《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

杂志方面，纯学术的国内杂志只看《经济研究》和《经济学季刊》以及我们自己编的《世界经济文汇》；国外的我看一些主流的期刊，像《商业周刊》、《远东经济评论》。大众化休闲期刊我几乎没有看过。

记：有没有一个大致的统计，如果把您看电视、看杂志、看报、上网这些时间统计起来会占到您一天多少时间？

张：我想也就三个半小时吧。

经济报道不应流于事件描述

记：国内的财经媒体您觉得怎么样？

张：现在财经类报纸数量越来越多，在定位上是有一些不同的：《经济观察报》评论比较多，我也是它们的专栏作家；《21世纪经济报道》深度报道比较多；上海的《第一财经日报》、《每日经济新闻》好像是给比较忙的人看的，新闻比较短，专栏和评论也比较短，基本都是1 000多字。《中国经营报》我看得比较少。从现有的情况来看，《经济观察报》偏重于思想，它的读者可能比较多的是在思想层面上有所追求的学者和企业高层。《21世纪经济报道》文章篇幅比较大，读的话时间上有点问题，最近看的比较少。

记：您觉得现有财经媒体的不足是什么？

张：我接触到的财经媒体都有这个问题：如果把专家学者的评论拿掉，记者自己的报道仅仅流于对事件的描述——换句话说，记者写作的技巧还不够。目前国内记者团队的年纪普遍比较轻，有活力，有精力，但是对财经新闻的视角把握和事件分析能力还不够，在文字技巧上也有欠缺。我比较关注《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关于中国方面的报道，阅读中不仅了解了大量信息，增加了知识，甚至影响了我对有关问题的看法。这可能就是现在国内财经媒体的差距所在。

好的记者不应丢掉直觉

记：您是否认为记者应有更高的专业要求，应该加强评论和分析的能力？

张：其实记者并不需要太深厚的理论基础，过多的专业训练反倒会限制思路。如果记者像学者那样太专业化，新闻报道就会变成很枯燥的东西。我个人感觉做媒体的不仅眼光要敏锐、思维要敏捷，更重要的是保持良好的直觉。要想认识比较复杂的现象，记者要对事件有敏锐的直觉，采访过程中要大量删除无用信息，挖掘隐藏的真相，这样完成的报道既有学理的深度，又会比学者的研究更直白浅显一些。

经济事件是相当复杂的。比如企业的老板做一个决策要调研、咨询、开会……尽管程序很复杂，但是最后决策的时候往往靠直觉。同样的道理，新闻报道最终要落脚到被复杂现象掩盖掉的真相上。好记者有卓越的直觉把复杂的表象拿掉，用朴实的大白话写出真相，那才是真实、有价值的报道。有时候刻意追求学理深度可能会丢掉直觉。我们现在好多文章把事件说清楚了，深层次的分析却没有；分析有了，却看得你云里雾里什么都不明白。其实经济现象背后的东西终究和直觉有关系的，对直觉的把握也是我们的财经记者的欠缺之处。

另外，我认为一篇分析性报道里面还要体现记者自己的价值取向。现在媒体报道强调客观，但是客观要体现在主体的价值框架里面。记者应该体现自己的attitude（态度）、perspective（观点）。没有attitude（态度），没有perspective（观点），报道就会失去社会价值。读者不一定会同意他的看法，但是他的看法代表了一种价值取向。

国内记者越来越像“记者”了

记：您经常和记者打交道，有没有大致估算过一年您会和记者接触多少次？

张：平均每天两次吧。在国外呆的时间只通过E‐mail接受一些采访，每年平均下来的话应该有280—300次这样子。

记：接受采访会占掉您多少时间？

张：大多数的采访都是电话采访，一般在10分钟以内。电视采访往往要花很多时间，实际上采用的内容很少，所以我通常会控制到一个月3次左右。

记：和这么多记者打交道，您印象中记者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业，对记者的整体印象是什么？

张：最近一两年我越来越感觉到记者更像记者了，比较aggressive（咄咄逼人），有时也蛮讨厌的。记者的这个职业发展到被采访者不愿意见面这样一种地步，我觉得也很正常。有时候也对他们发脾气，但是整体上我和记者的关系还不错。

记：什么样的记者会让您比较讨厌呢？

张：有时候不够礼貌吧，比如突然有一个事件发生，打个电话过来采访。我认为首先应该问我愿意不愿意接受采访，而很多时候记者都是用一种命令的语气直接说这里有一个什么事情，请你发表看法。特别有的时候我在开车、出差，甚至在吃饭，他们有时不太顾及别人的感受。有的记者采访后的述评里面大部分篇幅是我的原话，可是他没有提到我的名字，也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就擅自发表了，过于急功近利了。

记：前面您讲记者比以前更像个记者，具体表现在哪里呢？

张：首先他们对于问题的敏感度比前几年提高了。很多经济信息还没有进入我们、更不用说大众的视野，记者会从海外首先得到消息；第二，一旦有财经事件发生，他首先想到去和专家沟通，这是一个进步。当然也出现过专家的东西不能完全理解，写出来的报道把意思搞反了，但我觉得是在进步了。

记：如果说现在的新闻从业者还有值得改进和提高的地方，您觉得会集中在什么方面？

张：现在各大财经媒体整体的水平差不多，我接触到的财经记者里面也没有特别拔尖的。财经媒体发展的时间太短，我们的记者大部分是转行进入到财经领域，处在实践、学习的过程中，还没有重量级的、有影响的财经记者。等到有了这些人，这样一个市场才开始形成。这可能是一个转型期的现象吧。国外财经传媒有上百年的历史，职业市场比较发达，能够发现这样的顶尖人才。

市场形成之后，我们财经记者的队伍和市场结构就会比较有弹性，可以找到需要的人才，而且海内外、港澳台和大陆应该可以打通，实现人才自由流动。我们的财经记者应该到知名的管理学院、商学院去接受一些训练，应该有这方面的学位，这也是一个指标。同时随着新的人才涌进来，财经记者队伍应该有更强的流动性，形成一个高端市场。

媒体不该都倒向郎咸平

记：整体上您怎么看最近几年国内的财经报道？

张：整体上平面媒体满意度比电视媒体要高。

记：为什么呢？

张：平面媒体比电视媒体机制更活，人员流动性更强，市场竞争更激烈。越竞争，产品就越符合市场、客户的要求，产品的质量也越容易改进。电视台有资源垄断的状况，而平面媒体里面《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道》，包括现在的《第一财经日报》，都不完全带有国有企业的色彩，它们至少有法人持股，治理结构方面更有效一些。

记：不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一段时间媒体对于“郎咸平事件”的报道？

张：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既有进步又有一定缺陷。进步的地方在于媒体对于一些重大的问题给予了比较高的热情，而且广泛参与报道；遗憾的地方是媒体缺少我前面讲到的价值观和财经报道分析的能力，大部分记者对郎咸平引起的话题在采访、报道和讨论上都一边倒。这反映了我们财经媒体的不成熟，记者丢掉了最重要的东西——自己的价值观、视角。

记：您说的一边倒是指什么呢？

张：都倒向了郎咸平——在我看到的报道中是这样的。我觉得应该让两种声音都同等地在媒体上有所反映。政府可以支持郎咸平，但是经济学家为什么都不能接受郎咸平的言论？这需要媒体来提供更多的分析，提供对话的机会，而不是都倒向一方。媒体在其中发挥了不太好的作用，甚至有个别媒体有利用这事来炒作自己的嫌疑。相对来说，《经济观察报》做的报道好一点。

记：有的经济学家反映，媒体采访写出的报道往往和自己要表达的意思有很大的差距，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张：我觉得基本上可以反映出我想表达的意思。记者的语言可能不是我个人风格的语言，文字上有时候不是很到位，但歪曲失实的比较少。

媒体应该逐步走向理性

记：我国财经媒体的关注内容是否和您所认为理想的状态比较一致？是否有非常重要的命题但是在报道当中关注得还不够？

张：有一些，但不是特别严重。比如修宪问题媒体关注得就少一点，保护生产力写进了宪法，对于中国未来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远远超过宏观调控和金融政策变化。这个问题没有在媒体的关注下成为一个公共话题，大家谈得更多的还是汇率、股价，这是比较遗憾的。中国正处在转型期，老百姓和媒体更多地关注经济发展，对于经济制度变化的关注还不够。像制度变化这样的重大事件将怎么样来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路径，学者关注得更多一点，媒体关注得太少。

记：大众传媒在设置公共议题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包括像孙志刚事件、孙大午事件等等，您怎么评价呢？

张：我觉得传媒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从早期小岗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乡镇企业、特区的发展，经济改革过程中许多新事物经过媒体的报道引发了讨论，让公众和知识分子进行对话，最终对政府的决策带来影响。这方面媒体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当然这个问题也要两边看。有些话题需要公众更多地参与，而有些属于政府和学者要关注的，不一定变成公众话题。我觉得像WTO可能谈得过多了一些。加入世贸其实主要是政府的议题，和老百姓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媒体花了很大的时间和精力，把它变成了公众话题。其负面作用是影响了别的话题在公众面前的呈现机会——可能当时别的话题更重要，却得不到大家的关注。

中国的媒体还是要慢慢地走向理性。比如中国人任何事情都要面子，什么都要第一，要走向世界。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不好的心态，媒体不应该助长。如果媒体迎合甚至引发过激的社会舆论，就会对政策制定带来消极的影响。例如媒体过多报道城市建设的成就，在老百姓中形成了过度的预期，反过来对政府造成压力，推着城市不断变化甚至最终超出了理性发展的范畴。有些事情没有必要变成公共话题，形成社会舆论——它需要安安静静地由政府来处理、执行。盲目满足虚荣心是不对的。

记：您怎么看待媒体在舆论监督功能上的变化？2004年非常轰动的《南方都市报》“孙志刚案件”的报道对相关政策的改变作用很大，您怎么看呢？

张：这些报道让大家更加关注人权、社会正义这些在转型社会里尤其容易忘记的东西。这些都是好的苗头，媒体在这方面有进步。媒体慢慢地迈了一小步，要逐步地改进，这可能比较符合中国社会变化的基本规律。所谓逐步改进，总是要捕捉一些小的事件，引出大的话题，之后才有可能对社会的重要价值观念发生影响，让政府更加关注公众利益。

记：您觉得在转型社会中，媒介应该承担怎么样的职能？

张：我想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持这样的看法：转型社会里面媒介的职能就是通过社会舆论影响和监督政府行为。媒体有社会舆论的强大依托，在规范政府行为、约束政府权力，包括反腐败等方面，可发挥的作用是比较大的。但是光有媒体是不够的，媒体要和学者的工作相结合。譬如说，媒体引发全社会来关注一个话题，学者可以参与这个话题。通过学者的言论，可能逐步地影响乃至改变政府的看法以及处理方式。

媒体市场的开放是大势所趋

记：传媒产业已经成为中国的第四大产业，您怎么看“传媒产业是中国的最后一个暴利行业”这种说法？

张：我们的市场大，人口多，本身给传媒产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传媒产业是规模报酬递增，市场越大，读者越多；读者越多，行业越能做大做强。

现在传媒的盈利状况反映了现有的市场还不是自由竞争。这是一个应该鼓励竞争的行业。随着新的竞争者不断进入，竞争日益充分，行业资源会整合到最有竞争力的地方。那时中国的传媒业会形成一个繁荣、自由的市场。

记：我国界定媒体有双重属性，既要企业化运作，又保持事业单位性质，您觉得这种事业和企业的双重属性能平衡好吗？

张：我个人的看法是应该允许一种双重的结构：政府去办服务意识形态需要和满足社会公益需要的媒体，民间力量来办商业化媒体，政府对民间媒体进行基本的管理。现在出版社的营销渠道不是都已经市场化了吗？体现政府意志的官办媒体和商业媒体并存而且相互竞争，这才是最好的制度。

记：这首先就涉及产权问题，我们现在所有媒体的产权都是属于国有的。

张：这正是需要突破的。在我个人看来，中国改革的民营化过程在生产领域已经发展得很充分，现在在服务领域发展很快，正在进入到上层建筑领域。把媒体作为产业而不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来看，你就会发现它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如果体制问题作为最后的堡垒不去攻破的话，不仅中国的传媒产业发展不起来，而且到最后会被动地让外资打开产业堡垒。我们为什么不主动打开大门，整合我们的新闻资源，让国内的媒体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空间呢？跨国传媒集团要进入中国需要找国内的合作伙伴，那时双方的合作会更多。

记：现在的媒体改革只是把广告发行的经营权力下放到一个经营公司，和其他的行业资本进行合作，但是核心资源——包括刊号、频道资源都是牢牢地掌控在政府手上，内容也是接受宣传部门管理的，媒体业处在一种两难境地。

张：中国的事情你要纵向看它的变化。变化有先有后。意识形态是变得最慢的，但是不等于不变。我想我们今天谈的意识形态和10年前的意识形态、和20世纪80年代的意识形态相比，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也许从横截面来看，我们和西方或者亚洲其他国家的媒体相比还比较落后，但是从时间序列看，实际上它在进步。

我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媒体的开放是一个大趋势。就像过去谁都不相信我们的银行会对外资开放，但现在已经开放了。我们的教育、传媒等等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几个最后的开放领域。

记：国内不少学者在从事传媒经济学的研究，您有什么建议吗？

张：我觉得很好。传媒是经济学用来研究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的一个很好的领域，在中国，这个行业的产业结构正在形成，是微观经济学的一个很好的应用领域。我觉得，应该由经济学的学者和研究传媒的朋友来合作研究媒体。经济学理论是现成的，案例来自传媒，所以我想将来新闻学院和经济学院在这个方面应该有所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