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代表一种公权力

综述　传媒代表一种公权力

执笔：屠正锋

受访学者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复旦大学　　　　　　　　　张　军

●复旦大学　　　　　　　　　张晖明

20多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面临巨大的转型。中国的媒体处在社会转型的风口浪尖，一方面，它们积极地参与这场社会转型，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措施，促进社会的经济改革，监测和反映社会环境各方面的变化，担负着社会各个阶层的沟通责任；另一方面，媒体受到媒体生态系统剧烈变化的影响，自身处于不断成长和嬗变的过程中，随着媒体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媒体报道越来越关注现实、关注人民生活需要。同时又由于竞争和创收的压力，媒体热衷于挑动大众的眼球，博取一时一地的影响力。媒体如何保持公正客观、不偏不倚的态度，承担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听取同样是中国社会改革先锋的中国经济学家群体的意见，或许能提供极好的参考。

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同样处在风口浪尖，有时是媒体的宠儿，有时是媒体的众矢之的，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改革20多年来，一直担任着策划或者智囊的身份。近年来，由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渐趋深入，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已经从单纯的经济改革深入到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等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部分，因而，他们的言论更加为执政者和大众所重视。有鉴于此，我们与三位比较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张军、张晖明进行了深入访谈，以此作为我们理性体察和剖析传媒的开始。

传媒与经济学家选择

在当今为社会大众所承认的四大媒体电视、报纸、广播和网络中，真正成为经济学家主要信息渠道的是报纸。受访的经济学家中，通常拥有与大量报纸接触的便利，对严肃新闻类报纸比较关注。同时他们也认为，从整体上来说，对平面媒体的满意度高于电视媒体。由于专业习惯，他们对财经类报纸和专业期刊往往仔细阅读。

另一方面，他们是媒体的积极采访对象。茅于轼教授说，一年之内接受采访“可能超过1 000次，每天大概要3次”，张晖明教授也说，“每周都有记者采访，有时一天几趟”。因此，这些著名学者尽管不是议程设置者，却是社会传播系统中公共话语的重要构建者之一。各种媒体都倾向于听取经济学家对重大经济事件、公共政策的意见和评论。然而，经济学家自己并不认为各种宽泛议题都来采访是恰当的。即使接受了采访，对于媒体是否忠实、客观地披露了他们的意见，经济学家的感觉不尽相同。张晖明教授认为媒体对于自己观点的披露基本是客观的，差异并不大。而茅于轼教授坦陈，“除非自己写东西，比较可靠，讲的话被报道出来不一定可靠。何况，讲话的时候不能考虑得面面俱到”。

记者的素质

受访的经济学家都经常面对记者的大量采访，他们得出的印象是，目前国内的记者素质已经有了很大进步，敬业精神都比较强，而且越来越专业化。张军教授认为，记者比原先更像个记者，他们对于问题的敏感性比前几年提高了，而且一旦有财经事件发生，他首先想到去和专家沟通，这是一个进步。

受访的经济学家认为，记者的专业素养很重要。例如微观领域的公司收购案例，信息披露是很敏感的，如果记者随意参与，很可能收购就出问题。但是经济学家也认为记者不能丢掉其职业敏感性。茅于轼教授也举了关于“保姆学校”报道不够严谨的例证。

另一方面，记者的直觉同样重要。张军教授说，做记者的不仅眼光要敏锐，思维要敏捷，他不能像学者那样太专业化，他还要保持那种直觉，太理性的东西可能会限制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目前财经类媒体比较缺乏的是一篇分析性报道里要体现的一种价值，其实经济现象最后要体现一样东西，这和直觉有关系。张军教授甚至认为，现在媒体报道强调客观，但是客观要体现在主体的价值框架里面，如果你的报道没有价值体现的话，这个报道本身就没有价值。

当前媒体记者的素质仍然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受访的经济学家认为，现在各大财经新闻媒体整体的水平差不多，特别拔尖的没有，缺少有影响的职业记者的领袖人物。记者的职业市场才开始形成，现在是一个新兴的市场，还不是一个定型的市场。将来的财经记者应该到知名的管理学院、商学院去接受一些训练，提高自己的职业素质。

财经类报纸

近年来，传媒业界涌现了众多财经类报纸。对于一时的财经媒体热，受访的经济学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充分竞争的市场。现在的财经类报纸越来越多，从市场结构来看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进入比较容易，报纸的数量比较多。对于这样的现象，受访的经济学家表示理解。数量多少应该是由市场自己来判断。为什么能够这样，而且那些报纸能够生存呢？张晖明教授将其归因于媒体有一个事业成长的很好的滚动式机制。

差异化定位开始显现。受访的经济学家认为现存的财经类报纸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差异，尽管不明显。《经济观察报》评论比较多，《21世纪经济报道》深度报道比较多，长篇大论的东西多。上海新办的《第一财经日报》、《每日经济新闻》由于是日报，文章篇幅比较短，包括一些专栏和评论也比较短。有的财经媒体比较注重商务，目标定位在企业管理层。这说明财经媒体的市场还在磨合期，都在寻找自己的细分市场。张晖明教授认为，这些报纸做出特色来，需要一个过程。应该允许它们有一个选择过程。

技巧仍需改进。受访的经济学家认为，目前国内的大部分财经类报纸还流于对事件的描述，可能记者团队比较年轻，对于财经新闻的基本视角以及分析财经问题的训练还不够，写作的技巧可能还不够。相较于英国《金融时报》和美国《华尔街日报》，张军教授认为上述媒体关于中国和亚洲的报道，即使作为一个学者来说还是能够学到一些东西，甚至这些媒体的报道可能影响学者对问题的看法，这个可能就是现在国内财经媒体比较欠缺的地方。

吸引眼球与全面客观

对于当今媒体哗众取宠的现象，受访的经济学家都持否定态度。茅于轼教授认为，不管新闻记者还是经济学家，其成绩不在于哗众取宠，而在于对事物观察的透彻程度。新闻记者不但要懂经济，还要懂其他知识，要能够恰如其分地做报道，争取做到理性、真实、准确、全面。

2004年“郎咸平事件”的报道上升为公众舆论事件，与媒体的推波助澜分不开。受访的经济学家认为，这个现象反映了媒体的一种进步和一种缺陷。进步在于媒体对于一些重大的问题给予了比较高的关注，缺陷在于媒体对郎咸平引起的话题讨论、采访和报道一边倒，没有自己的价值观、视角。茅于轼教授也认为，“现在媒体最缺的是全面。媒体不要只看一家之言，应该表达各方面的观点，展示不同的意见，不管是正的还是反的”。媒体作为大众的舆论工具应当是面向大众，都是公平的，不偏不倚的。张晖明教授说，“媒体公权力给私人运用要非常谨慎。媒体自身为了制造轰动效应，吸引眼球，其实无意之中是把公权力在滥用”。

传媒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包括早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改革过程里面的乡镇企业、特区，这些新事物经过媒体的报道引领了一个话题，让公众和知识分子进行一些对话，让学者对政府的政策决策过程带来一定的社会影响。这个方面媒体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些作用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张军教授认为，媒体对有些话题讨论过多了，变成一个公众话题，负面影响就是它影响了别的话题在公众中的呈现机会。在受访的经济学家看来，有些事情没有必要变成公共话题，没有必要形成社会舆论，它需要安安静静由政府来处理、政府来执行。满足口头上的一种虚荣，只会分散精力。媒体不应助长社会一些虚荣的心理和情绪。

中国的媒体还是要慢慢走向理性。张晖明教授说，媒体的很多报道，纯粹从影响面、吸引眼球来考虑，而忽略了报道本身要推动社会进步的这个最基本的功能。所谓推动社会进步，一定是有利于国家利益、有利于民众福利，这是最基本的前提。

传媒产业化改革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的媒体坚持事业属性，实行市场化运作，能量逐渐释放出来。媒体有双重属性，既要有企业化的运作，提升经济效益，但同时又是事业的性质，必须有意识形态的管理和宣传的导向。经济学家认为应该允许两套系统的存在，服务社会稳定的、服务意识形态、服务宣传的这个由政府去办，商业化的应该由民间力量来办，然后政府对民间的媒体有一个基本的管理。经济学家最早参与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因此他们愿意用一种渐进的视角看传媒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他们认为，今天谈的意识形态和10年前的意识形态、和20世纪80年代的意识形态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相当的大。也许从横截面来看，我们和西方或者亚洲的媒体相比还比较落后，但是从时间序列看，实际上它在进步。随着接下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媒体应该在不久的将来就进入一体化的时代，开放是一个大趋势。

目前，一些市场化程度高的媒体在进行公司化改制，试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只是把广告、发行的经营权力下放，和其他的行业资本进行合作，而核心资源包括刊号、频道资源仍受到严格的管理。对于业外资本投资媒体，张晖明教授认为，这是中国走向市场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育，表现为对所有社会经济文化活动都要耕耘一遍。凡是没有耕耘过的都有暴利成分，尤其是出版、媒体，现阶段由于意识形态的敏感性，而受到严格的准入限制，所以当准入限制存在的情况下，进入的人就可能取得暴利，所以很多的人想挤入。现在中国的改革生产领域民营化的过程已经很快，将来媒体是一种产业，而不仅是作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产业的发展有自己的渠道，有自己的市场和发展的规律。张军认为，与其被动地让外资来敲开这个大门，不如主动打开这样的大门来整合我们的新闻资源，放开市场的管制，让我们国内的媒体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空间。

媒介的社会责任

毫无疑问，传媒具有独特的力量。对于转型的中国社会，受访的经济学家认为媒介的职能就是在转型社会里面通过舆论能够对政府的行为有一些影响，有一些监督。茅教授认为，对于有关公共利益的事件，媒体都应该参与进来报道。媒体的舆论监督是很重要的，媒体的报道让大家更加关注政府的行为，关注人权，关注社会正义。张军认为，媒体有社会舆论这样一个强大的工具，所以它应该走在社会的前面，对于规范政府的行为，约束政府的权力，包括反腐败等等，作用是比较大的。他还补充说，光有媒体是不够的，媒体要和学者、要和广大的知识分子合作，通过学者的话语、研究可能逐步地改变乃至影响政府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处理方式。

近年来，媒体在公共议题设置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孙志刚案件、孙大午案件等。媒体在这方面有了一些进步，这个逐步改进通常由一些局部的事件引发，通过捕捉一些看起来小的事件引出大的话题，然后对社会的重要价值观产生影响，让政府变得更关注公众。经济学家认为，未来的舆论监督状况取决于整个社会环境。包括行政体制改革问题，政府职能转化问题，公权力究竟怎么定位，哪些应该作为，哪些应该不作为等等，这些讨论对理顺社会生活各方面秩序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