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昨天与今天的真实

综述　追求昨天与今天的真实

执笔：孔洪刚　韩　元

受访学者

●复旦大学　　　　　　　　姜义华

●南京师范大学　　　　　　施和金

●北京师范大学　　　　　　王子今

●南京大学　　　　　　　　高　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　　　　　刘庆柱

●上海大学　　　　　　　　朱学勤

从时间上看，历史与新闻有“对接”的意味，前者着眼过去，后者则捕捉当下。但在历史学学者的眼里，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与新闻并没有明显的边界之分，研究历史，不能脱离当下的场域，而新闻报道的时新性，也往往蕴含于历史之中。访谈中，历史学学者更多地从求真的角度谈了他们对新闻的看法。

新闻与历史的联系与区别

1．终极理念一致

王子今教授认为，“历史与新闻报道，面对的都应该是社会公众”。历史学科是一个比较重视实证的学科，有比较长久的历史和比较好的学术传统，新闻报道也是求真之学，两者应当共同遵行求实、求真的科学方向。

朱学勤教授从个体认知的角度，谈到了新闻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共同点：即使在客观没有任何障碍的情况下，人的主观认识的局限，也会使真实打一个折扣，任何第一流的历史学家和记者写的东西也只能是相对的真实，没办法保证是绝对真实，只能是在多种叙述当中达到一种平衡——这种叙述有利于逼近真实。同样一个历史事件，十个历史学家来写，那么第十一个读者，要比只读一个历史学家的叙述逼近真实的可能性大得多。报纸的读者也是这样，十家报纸同时报道这件事情，每一家报道的角度不一样，那第十一个读者客观的认识可能性就大大增加。

2．关注点不同

高华教授则谈到了历史研究者与新闻工作者关注点的不同：近现代历史学者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大背景下，站在社会变迁的视角进行考察，看到的是19世纪以来公众表达空间的变化，其中西人、国人办的报纸扮演着重要角色。而记者眼里的新闻，受三方面的影响：一是党性原则；二是19世纪以来，自国外传过来的新闻理念，即新闻是最新发生事件的报道，新闻媒体是第四权力机关的理念；三是重视市场。三种因素之间，互有关系，形成彼此之间的张力。

3．真实的新闻报道会成为有价值的史料

朱学勤教授认为，“今天的新闻求真是对明天历史的求真”。王子今教授所举的司马迁的例子，可以看作对这句话的注脚：司马迁游历各地，寻访各地老人，记录史实，并删除了一些荒诞不经的东西，记述了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等，记述了有成就的学者、商贾、医生、游侠、农民领袖等人物的事迹，也记载了同时代的事情。司马迁的《史记》具有新闻的“味道”。

真实的新闻报道会成为有价值的史料，如现在近代史的很多教授开给研究生的书单里就有《东方杂志》。朱学勤教授任《三联生活周刊》总编辑时，曾有一个期许：“当时我觉得这样一个时评性的杂志做得好，就是一个历史的草稿，十年二十年以后，如果下一代历史学家要来讲十年二十年前我们今天发生的事情的话，他开出来的书单，除了历史学著作，杂志类东西可能就会开出来一本《三联生活周刊》，我觉得办到那个程度这个杂志就成功了。”朱学勤教授认为《南方周末》现在的解密型报道，可能是很重要的史料来源。在王子今教授看来，司马迁对自己的作品，也有“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期待。

姜义华教授则从历史学科研究特点出发，认为新闻上的资料，其历史研究的价值是不高的，新闻与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差距，这就要求对新闻报道的准确性进行考察。历史是在矛盾中间获取真相的，需要综合、分析、梳理。记者的报道真实客观一点，对历史也是一个负责的态度。

新闻自由现状分析

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必须是在一个界限之内，那就是法律。如果没有触犯法律，就应该享有言论自由。这一点，是诸位教授的共识。此外，学者还谈到了新闻自由的现状与未来。

姜义华教授主张以渐进眼光看待新闻自由问题。首先是政治状况。近几年重视党内监督、组织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就是舆论监督有大的发展的原因之一。其次，社会结构与社会各阶层的发育状况。媒体反映的是社会各阶层的力量，一个社会的新闻状况如何，关键是看社会结构也就是社会各阶层的状况如何，各群体是否有自己的力量，是否有自己的利益诉求。第三，媒体的开放，还需要媒体机构、编辑、记者以及民众素质的全方位提高，逐步成熟。总之，大众传媒真正成为社会公器，需要社会的多元化、多样化，需要政治方面的制衡、制约，还需要法制化。

朱学勤教授虽然没有直接谈新闻自由，但他多次强调了传媒意见多元化的重要性，他谈到了中国媒体出路的两个因素：第一，解决好来自权力、市场的双重压力；第二，可以借鉴德国、英国的公法传媒，它不是政府办的，也不是市场经济的资本投入办的，钱是抽税而来。

党报、党刊的现状与出路

朱学勤教授认为“党报有其存在的必要”，但对陈旧的报道模式与理念必须做出改变。我们的媒体既是党的耳目喉舌，也是人民的耳目喉舌，要做到两者的统一。网络的出现，给新闻媒体带来了形态上的变化，也给受众带来了新的选择，上网者可以看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主动搜寻自己需要的信息，也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在朱学勤教授看来，党报要敢于面对党内生活的真实，这么大一个党，面对13亿人口、面对现代化的时代转型，党内肯定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评论，要真实全面地报道这些声音。他还提出，应该让《光明日报》、《文汇报》这两个本来就是知识分子的报纸，回归本位。王子今教授认为，党报、党刊既然使用国家资源，就应当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为人民说话、为全社会说话。姜义华教授则以渐进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认为具有中国国情、适合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新闻体制还在摸索之中，历史的合力还不够，等社会各方面条件发育成熟了，党报风格也会改变。

记者的修养、职业道德的现状与规范之途

朱学勤、高华、刘庆柱、王子今等学者都有接受媒体采访的经历，对新闻从业者的素质谈了自己的看法。

1．记者采访中存在的业务素质问题

（1）记者采访中的种种不当行为。

朱学勤接受记者采访较多，他认为，国内的记者业务素质差，访谈时常有诱导、歪曲，几乎每一次跟传媒打交道都遭遇一些删改。高华教授说，有些媒体的记者，往往主观摘取专家讲话的一部分，来为自己的观点服务，实在不可取。

王子今、刘庆柱教授集中谈到了对从事考古报道记者的印象。王子今教授认为，相当一部分记者缺乏文化修养，在报道中往往追求卖点。还有的记者以当地行政部门的权力压人，硬性采访。在采访中，任意采访、拍摄的情况时有发生。这样会造成以下问题，如信息不准确，报道出现“硬伤”；报道先于考古场所保护力量的布置，造成文物被盗等。刘庆柱教授认为，考古不是挖宝，也不是电视上见得到的金银盘子、陶罐等等，还有很多其他内涵，记者需要更新报道观念，把考古当成一门科学来报道，而不是抓住什么噱头，赚取受众的目光。

相比较而言，在朱学勤教授看来，外国的大部分记者见多识广，不满足于一种社会现象、一个人的观点，提问的时候敢畅所欲言，采访结束后会问受访者能不能介绍跟自己观点相反的提供支持，如果不能介绍也不强求。高华教授认为国外的一些媒体做得好一些，对记者采访的要求非常严谨，要尽量完整表达当事人的看法。

（2）一些记者素质低下的原因及对策。

朱学勤教授谈了记者素质不高的原因。一是大学新闻系虽然普遍，但不能给学生提供真正职业素质的训练，以至于各大传媒最好的记者，来自新闻系的比例不占多数。二是一些体制弊端限制了新闻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

怎么样提高记者的业务能力？朱学勤教授认为，记者应该学习了解世界、中国近现代史，如果能延伸到古代史就更好了。王子今教授谈了记者采访中应该遵循的原则：树立新闻报道是一种不同岗位之间合作、记者与其他人地位平等的观念；记者要遵循相关部门的规定与制度；尊重当事人、所采访领域的内在规定性、特点；积累专家库，向专家咨询。

2．记者拿红包等职业道德问题

姜义华教授认为，有些媒体与权力结合太过于紧密，媒体与媒体之间也缺乏监督与批评，是记者职业道德欠佳的主要原因。朱学勤教授持相似的观点，认为必须加强新闻立法，《新闻法》不出现，就根治不了。《新闻法》立法以后，本身是对新闻的规范，对新闻界内部也有约束。如果《新闻法》里规定了不能搞有偿新闻，就从根本上减缓这种事情的发生。

高华教授认为新一代新闻从业者应好好学习一些老记者的思想和风范，至少要守住一个底线，不要玩世不恭。另一方面，多年来形成的“报喜不报忧”的习惯，对新闻工作者有多多少少的影响。

王子今教授认为，社会对一个公民道德准则的要求是说真话、讲诚信，记者的职业道德只能有比这更高的要求。

历史题材电视剧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在对历史剧发表看法时，朱学勤教授认为电视剧毕竟是电视剧，它面向大众，而且有很多文学成分，经不起考据的，不必太苛求，不要把它当一个严肃的历史著作来读，不能用考证的眼光看待历史连续剧，应该宽容一些。施和金教授则认为，很多人是从大众传媒那里了解历史的，历史中人物的记载，往往是粗线条的，这方面须用历史事实说话。细节方面，电视剧的具体人物、情节都应该服从某一主题，而主题是不能脱离开历史真实与日常经验的，必须要服务于历史粗线条的真实。

几位学者同时谈到了电视剧《走向共和》的话题。对《走向共和》，施和金、姜义华教授认为歪曲了历史，《走向共和》将袁世凯拍成了顶天立地的人物，美化了李鸿章，慈禧太后也有大大的改观，丑化了孙中山，不仅性格急躁，而且上蹿下跳，跳梁小丑一般，其形象与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相去甚远。姜义华教授认为该剧好像是恢复历史，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歪曲了历史，大多数史学工作者对它有保留看法。朱学勤教授的看法有一些不同：“《走向共和》总的来说不错，它的价值取向，涉及一些历史的敏感问题，还有一些对过去被教条主义覆盖的问题它打开了，比如说对孙中山、袁世凯的评价等，虽然不一定符合某一派历史学家的观点，但我觉得它把一个只许某一种叙述的故事、人物突然提出了另一种叙述，这就是一种进步。至于这叙述是否符合某一派学者的观点，这个是次要。它让我们民族开始学会对我们经历过的历史有全方位的思考与怀疑，这就是进步。”

施和金教授则全面地考察了历史电视剧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存在的问题，一是电视剧正规的、正经的比较少，戏说的、胡编乱造的比较多，还会犯常识性错误。二是比较正规的体裁，如专题片过于深奥，电视剧又往往过于注重情节，不管观众情感，这样反而弱化了其影响。三是历史已经被商业化了，已被一些人用来作为挣钱的工具。在施和金教授看来，解决的办法是：首先，应该增加正面的、比较规范的、能展现我国悠久传统文化的历史类题材；其次，历史剧一定要有历史顾问，至少应该保证不出常识性错误；再次，凡虚构情节的应注明并非历史真实；最后，历史类题材的电视剧、专题片，不管什么形式与内容，总要鼓励人们向前看，要扬善弃恶，使人从中受到教育。

精英、知识分子与传媒的关系

1．新闻传播中精英与大众的关系

高华教授认为，不能将精英与大众区别开来，它是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社会分层而已。与传统社会下的板块性的社会身份制不同，现在社会上的高端、低端人士呈现对流关系。其次，社会是一个共同体，各层次的人相互依赖，传媒作为社会表达的一个环节，应该表达不同社会层面的声音。最后，在转型时期，出现问题是很自然的。媒介应该客观、冷静、专业，不要去宣泄某些情绪，表达民粹与煽情的东西。朱学勤教授表达了与高华教授相近的意思，他认为，在媒体上，精英与大众是平等的，所刊的稿子不能分出重要、不重要的位置，关键是意见多元。所谓的引导，只是“在各种声音同时存在的情况之下自然达到的一个效果，而不是有意识的，任何一家报纸都没有权利把自我放在一个就是‘我能引导人民’的位置，我觉得他们没有这种权利，没有认识上的优越的理由”。

姜义华教授认为，现在了解国情民情、具有批判意识、功利性不强的知识分子太少。训人先要训自己，最需要训的人是当官的、知识分子。每一个人有其主体性，而主体性不是可以训出来的，只能在实践中成长，需要每一个人参与。精英也会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不是一个自高而低的灌输过程。

2．访谈学者对自己与媒体合作的认识

刘庆柱教授认为，知识是要为人知、为人用的，知识如果埋在土里，金子是不能闪闪发光的。过去学者主要是写书，现在学科日趋细化、交叉化，也出现了各种媒体，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学者面临转型，应该选择各种传播方式，积极主动地配合媒体宣传，传播知识，为社会服务。

朱学勤教授90年代曾经任《三联生活周刊》的总编达一年之久，参与的媒体主要是纸质媒体，电视媒体少一些，基本上没有跟网络发生过正面的接触，他认为网络太随意，很容易走向自己不知道的方向。朱学勤教授还谈到了通过传媒对大众发言时媒体语言的语态、语义的转化问题——要把语言调试到老百姓听得懂的状态，这是对大众尊重不尊重的问题。

刘庆柱教授认为，现在人们更注重文化产品的消费，传媒不能忽视人们欣赏口味的提高，一些科学内容的书籍如霍金的《黑洞》、《时间简史》等都卖出了不少，包括电视在内的很多媒体，也应该具备长远目光。他表示，自己现在太忙，退休后，将会考虑做媒体的签约专家。王子今教授认为文化专题片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国际报道的症结与对策

姜义华教授认为，现在我国媒体的国际报道与50年代相比，声音多了，消息也不是单一来源了，但声音还不够多。他认为在报道技巧方面，需要克服的一点是简单化倾向，很多报道没有得到证实，就被推论了出来，民众的民族情绪被调动起来后，过一段时间，又会沉寂下去，这会造成民众与国家理解的不同步。王子今教授认为，我国的有些新闻媒体，似乎是在煽动一种过激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外交突发事件发生之后，相当一部分人的心态很不健康。大使馆被炸、中美撞机事件，都形成了特殊的导火线。“9·11”事件发生后，网上很多大学生发表言论，认为炸得好、炸得过瘾，这种对人类悲剧的冷漠态度、非人道的反应，是令人震惊的。

姜义华教授强调应该加强国际问题的报道，比如在美国租频道，多报道一些我们中性甚至是负面的东西，在批评中显示自己的信心。也可以在美国办自己的报纸，一定要影响外国的主流媒体。

高华教授质疑西方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是不是做到了客观、平衡。中央电视台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不管是画面，还是文字，倾向性也比较明显。在节目中，专家张召忠先生批判西方媒体有严重的片面性，但他自己好像也没有做到平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