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的挑战

我或许过度强调了传播研究领域的分裂和矛盾，因此使它显得比实际上要混乱得多。不过，某一领域新而富于活力的一个特征就是，它会像某个按照类似于牛顿定律的东西合并起来的领域一样，涌现出大量对立的理论。后一种情况需要一位牛顿，而传播学却不太可能需要。

当下，并不是所有的传播研究者都相互认同彼此的观点，甚至愉快地谈论他人的工作，但自本世纪中叶的全盛时期以来，他们却成功地维持了这个研究领域的活力和繁荣，从未衰落。尽管杰拉德·米勒从演讲学的立场并不太满意当前传播研究的发展状况，但他依然说，他看得出这个领域正朝着学术更为成熟并更有学术声誉的方向迈进。尽管我会更接受其中某些取向而不太接受其他取向，但我们应该向自己问一下每一种取向所反映的各类问题。一个领域的躁动并没有什么可怕，相反，如果加以建设性的引导，学术碰撞其实提供了进一步成长和发展的机会。(Miller，1983，p．41)

而且，我们现在尤其有了更好的理由去重新思考传播研究模式的一致性和内聚力。我们现在明显正处于新时代的大门前，这个时代就是人们所说的“信息时代”，或者说是“传播时代”“传播革命”“信息社会”，等等。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73)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一书中预言了这个新时代，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1980)也在《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一书中描绘了这一发展的某些细节。我们身处其间的这个时期，微电子、自动化、传播高科技等等都标志着我们这个星球正在创造一个全新的时代。

席勒曾经这样描述这个时代:“资本主义正经历着结构性转型。信息成分正在嵌入——如果说不是取代了的话——旧的工业基础之中，并使传播过程成为整个生活体系中至关重要的要素”(Schiller，1983，p．251)。席勒接着说，

这些虽不成熟但清晰可见的巨大变化遍布各领域。最重要的是经济与劳动力方面从生产向服务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信息是最重要并且其重要性仍在不断增长的成分。而且，信息工业本身——设备、规划、处理、传输、分配、存储以及回收等，也有着惊人的增长。

所有这些以信息为基础或者与信息相关的活动，都获益于但同时其自身也有助于信息转化为商品的迅捷速度。从很多方面看，这一现象与早些时候的劳动力商品化，以及更早时候的公地制度崩溃和土地商品化有着等量齐观的历史意义。

决定这些趋势是扩展还是阻塞通向人性化的漫长道路的因素，本身也取决于当前社会制度的灵活性特征及其程度。例如，被机器人或计算机取代的劳动力，能够人道地转向补偿性的有意义活动吗?由谁来做这些重要的决定?

为了面对这些重大的变化，需要调查和分析。这其中包括一些基础性的但却仍无答案的问题: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商品与服务，我们又将生产出什么样的商品与服务?需要多大规模的劳动力，而它又该如何训练?电子化组织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管理模式?国际体系将会演化为一个平等参与的和谐的世界共同体，还是会分化成毫无秩序的一盘散沙?最后，个人将会遭遇的是不确定的机会，还是未知的危机呢?而问题不止这些。(pp．251－253)

最后，也许应该引用一个非西方国家来源的评论，该评论表达了他们对预计将会到来的时代的看法。日本的国家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dvancement)向它的研究员和职员做了如下预测:

由先进的信息化社会发展产生的新世界……预计将会产生可以与工业革命导致的转变，或我们所知的彻底改变世界等量齐观的重大转变。特别是，引导社会发展的，也将会从以商品为基础的价值体系，转向以信息作为社会推动力的价值体系。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我们在本书中所描述的这个世纪会是传播研究的最后一章。相反，我们或许应该期待在传播研究方面比已经取得的成就做得更多，并且能够找到更有效且更有创造力的方式去接受挑战。

［注释］

［1］编者注:施拉姆此处所写置于一些目前出现在第八章中的材料之后，成了本书的最后一章。施拉姆已经完成了这些材料的写作大纲，却未能在去世前完成写作。

［2］编者注:施拉姆写了一篇反驳文章，与贝雷尔森的文章发表在同期的《公众舆论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上(Schramm，1959a)。25年后的《传播学刊》用一整期杂志回顾性地回应了贝雷尔森1959年的论文。见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83)，Volume 3，“Ferment in the Field:Comminication Scholars Address Critical Issues and Research Tasks of the Discipline．”本章出现的施拉姆的许多新观点，均取自杂志的这期专刊。

［3］编者注:本书写作时，美国各大学每年在全部传播学领域里大约授予了250个博士学位。

［4］编者注:今天，美国各大学提供传播学领域各专业各级学位的院系大约有2000个(Rogers，1994)。

［5］例如，Innis(1951)，McLuhan(1962，1965)，Salomon(1979)。

［6］在这篇论文中，贝雷尔森强调了媒介效果的不同性质。例如，他说，媒介越人格化，劝服就越有效;与人们既有倾向相适应的专门渠道比一般化渠道更有效;情绪性内容比理性能力更有效。他同时指出，非目的性媒介接触比有目的的媒介使用更有影响。

［7］参见由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中心所做的研究，例如，Hall (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