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语行为理论的原则

言语行为是人类行为的一种，是人类的社会行为。这种社会行为以“信息交换为基本内容”，以此实现人群互动。人类的言语行为是一项相当复杂的活动，这项活动的三个重要环节“以言指事”、“以言行事”、“以言成事”的施行，都不可能随心所欲、信马由缰，必然受到一定的语用原则的制约。人们开始言语活动时，只有遵循语用原则并通过语用原则的导引，才可能有序地进入言语行为轨道，顺利完成交际任务，获得言语行为的成效。

言语行为原则，综合起来主要涉及四个方面：质真原则、适量原则、礼貌原则、变通原则。质真原则、适量原则是以语用学上的“合作原则”为蓝本总结而出。礼貌原则是参考语用学上的“礼貌原则”，在其基础上结合汉文化语境提炼而出。

“合作原则”是英国哲学家格赖斯首先提出来。1967年，格赖斯在哈佛大学作了三次演讲，其中第二讲于1975年发表。在这次演讲中他提出了为了保证会话的顺利进行，交际者必须共同遵守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些原则被命名为“合作原则”。这是语用学中重要的原则。

“合作原则”包括四条准则，每条准则下面又包含一些次准则。

第一，量的准则。

量的准则是指要为对方提供适量的信息，它包含两条次准则：（1）所说的话应包含对方所需的信息；（2）所说的话不应少于或超出对方所需的信息。

第二，质的准则。

质的准则是指所说的话语要真实，它也包含两条次准则：（1）不说虚假的话；（2）不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

第三，关联准则。

关联准则是指所说的话要与话题相关，即要切题。

第四，方式准则。

方式准则是指表达方式要清楚明白。它包含四条次准则：（1）要显豁，避免晦涩；（2）要明确，避免歧义；（3）要简洁，避免啰唆；（4）有条理，避免杂乱。

一、质真原则

（一）“修辞立其诚”是“质真原则”的核心

“质真原则”是言语行为原则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准则，它的核心就是所谓的“修辞立其诚”。即，传言态度诚恳、说话内容真实，不说假话或者是缺乏证据的话。“质真原则”在言语行为中规约着行为主体言谈的“可信度”，这是言语活动的立足之本。

“质真原则”在言语行为中，可体现为两个层面：一是言说态度的真诚，二是话语内容的真实。

（二）言说态度的真诚

“修辞立其诚”首先强调的是言说态度的真诚。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言说态度的真诚是真实立言的基础。在行言过程中，只有先拥有真诚的态度，具备说话的诚意，才可能说出真实的话语，并实现所说的话语。

要真正做到实话实说，就必须先具有“诚实”的态度。在“诚实”态度下所导引的话语才能诚服于众。据说当年尼克松演讲完毕走出大厅时，到处是欢呼声，上百万人打电话、电报、写信给他，人们汇给他的捐款有六万多美元，尼克松以他真诚的态度、淳朴的语言赢得了大批的支持者。

第二，话语的真实与否有时无法当时得到认证，而态度的真诚却能够现场检验，因而在某种意义上，真诚的态度更能显示“语力”。

（三）话语内容的真实

言说态度的真诚是“质真原则”的一个重要层面，而话语内容的真实是“质真原则”的另一重要层面，它是真诚态度的证明与结果，同时又是做“实事”的前提。

所谓话语内容的真实，就是不要说明知是不真实的话；不要说明知是缺乏证据的话。它的核心就是“实话实说”。说真话的准则在社会生活中意义重大，无论是政府立言，还是个人说话，都必然受到这条原则的制约；无论是公共关系事务，还是个人之间交往，“说真话”都能获得很好的效果，而说假话则会引发一定的恶果。“质真原则”其实就是一条强调“诚信”的准则，它是语用原则坚实的根基，坚持它不仅是“立言之需”，更是“做人之本”。

二、适量原则

（一）“适量原则”的构成

格赖斯“合作原则”中的“量范畴”是“适量原则”的基础。“合作原则”中“量范畴”的内核是：“按交谈目的的需要提供足够量的信息”；“不要提供比需要更多的信息”。简言之，就是言语活动中传递信息量要适中，不多发与交际无关的信息，即传递信息“不过量”；同时也不少发与交际相关的信息，即传递信息要有“足够量”。

在言语行为中，“适量原则”的核心是强调信息传递“量”的适度，但信息量度的把握，并非仅仅是“量”的控制，还涉及言语行为实施过程中其他的条件，比如表达的“关联性”、“清晰度”等问题。在重视“信息不过量”的时候，还要注重“编码”简洁，同时也应该保证“话轮”之间的联结。在强调“充足信息量”的同时，必须确保“编码”明确清晰，不产生歧义，这才真正遵循了“适量原则”。

（二）“不过量准则”的理解与把握

“不过量准则”，首先强调言语活动中“量”的控制，即传递信息量不能冗赘，应该“要言不烦”，条理清晰地将交际主旨表达出来，语用中多余的词语要毫不吝惜地省去。

“不过量原则”在现实交际中意义也同样重要，如果人们说话时不控制信息量，轻则闹笑话，严重时还会引发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

言语行为的“不过量准则”虽然是一条语用原则，但它与语言符号本体的“经济机制”是相吻合的。语言体系中“经济机制”可作用于语音、词汇、语法等范畴。形成语音中的“同化”词尾脱落，词汇、语法中“缩略词的广泛采用，用复合词代替词组，某些词组的构成，句子成分的省略其原因都可以从经济机制中得到很好的说明”（伍铁平）[1]。语言的“经济机制”延伸到言语领域，人们就有了“省力”意识。“说话人为自身着想，图自己省力，它导致语言的简化和统一”[2]。“不过量”准则实际是“省力”原则的深化。

（三）“足量准则”的理解与把握

“足量准则”强调传递的信息量要保证充足，同时避免晦涩和歧义。“足量准则”第一层面要求信息传递的“量度”要充足，要能够支撑言语主旨。这与上面谈到言语行为“不过量准则”是相互扣合的。“足量”是“不过量”的基础，在保证“足量”的前提下，再限制多余的信息，才能圆满完成交际任务。

“从语言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语言的投入和所要表达的意思之间有一个恰当的‘量价’关系。如果一个人对要表达的意思所投入的语言量（或曰：言语成本）远远大于社会平均标准，就属于一种非正常现象。”[3]言语晦涩与歧义属于一种远远低于正常标准量的语言投入行为。这两种行为都属于“欠量”行为，它们会造成理解上的困难，降低言语交际的效率。所以，在语用中遵循“足量原则”一定要避免言语表达的晦涩与歧义。

三、礼貌原则

（一）“礼貌原则”的提出及其诸准则

“礼貌原则”是语用学上又一重要的原则，它是在对“合作原则”进行批判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的。20世纪80年代，英国语言学家利奇（Leech）在格赖斯的“合作原则”的基础上，从修辞学、语体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著名的“礼貌原则”。

“合作原则”要求人们在交流中遵守它所提及的各条准则，指导人们应该怎么说，才能达到预期的言语目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在交际中人们并非都能严格地遵守“合作”准则，言语行为似乎变得不可能那么“合作”了，为此，利奇提出了“礼貌原则”，试图以礼貌地表达来帮助维持友好关系，增加合作的可能，弥补“合作原则”的不足。因此，“礼貌原则”可以“援救”“合作原则”，两者具有互补关系。

“礼貌原则”包括得体准则、慷慨准则、赞誉准则、谦虚准则、一致准则和同情准则。

1.得体准则

要求说话人尽量减少有损于别人的观点，尽量增加有益于别人的观点，也就是要尽量少让别人吃亏，多使别人获益。

2.慷慨准则

要求说话人尽量减少有益于自己的观点，尽量增加有损于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要尽量少让自己获益，多使自己吃亏。

3.赞誉准则

要求说话人尽量减少对别人的贬损，尽量增加对别人的赞誉。

4.谦虚准则

要求说话人尽量减少对自己的赞誉，尽量增加对自己的贬损。

5.一致准则

要求说话人尽量减少与别人在观点上的不一致，尽量增加与别人在观点上的共同点。

6.同情准则

要求说话人尽量减少对别人的反感，尽量增加对别人的同情。

这就是“礼貌原则”，它尽管包括六个方面的次准则，其核心无非是一句话：“损己利人求和谐”。“损己利人”是手段，“求和谐”是目的。因为言语交流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礼貌言谈正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基石。所以“礼貌原则”是使言语交际能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是言语行为不可忽视的主要原则。

（二）“礼貌原则”的理解与把握

利奇制定的“礼貌原则”强调以礼貌言谈获取人际关系的和谐，对言语行为有明确的指导意义，所以人们给予这一原则广泛的认同及较高的评价。但也应该看到，利奇的“礼貌原则”存在某些不足。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六条准则有重复之处。“得体原则”、“慷慨原则”、“赞誉原则”、“谦虚原则”就是“损己利人”四个字的内容，没有必要罗列四条。第二，由于利奇在总结“礼貌原则”时，基于一种抽象的理性思考，这些准则具有“零语境”状态下的理想化色彩，它们一旦进入具体言语环境付诸实践，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中，实施“礼貌原则”，无法整齐划一，存在明显差异。这一问题已经受到很多学者的关注，探索中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观点。

笔者认为“礼貌原则”是社会生活中规范人们言行的重要准则之一，它的实施不可能离开具体的社会环境，因而必然受到民族文化等语境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思维方式、认知习惯等等，都会导致对“礼貌原则”解读的区别，同时出现其实施上的差异表现。

1.自谦礼貌

英语中“礼貌原则”的第一准则应该是“自谦”，它是“礼貌原则”在英语中最为典型的表现。

2.“敬称”礼貌

英语言语活动中还强调使用“敬称”对待交际对象，所以“敬称”也是英语文化礼貌原则的重要内容。

3.“礼貌”原则的其他表现

利奇“礼貌原则”中的其他准则，在英语语用中也具有一定的作用。比如，在交际中缩小双方的分歧，“尽量与对方保持一致”、“尽量同情对方”等准则，在英语文化交际中同样有着重要意义。

四、变通原则

在社会交际中，言语活动除了要遵循“质真原则”、“适量原则”、“礼貌原则”之外，还应该遵循“变通原则”，这变通原则是对上述三项原则的变通性运用。因为任何言语行为在实施过程中都必须受到语境的制约，如果只知道机械地遵循某些原则而不懂得变通，同样会导致交际的失败。所以，笔者认为语用原则中还应包括“变通原则”。

钱冠连在《汉语文化语用学》一书中，明确提出“合作不必是原则”的观点，这实际上就是说在遵循“合作原则”时存在变通性，合作原则能够被突破，人们在交际中完全可以“不合作”，而获得言语行为效果。他提出四种不合作的情形，并举出很多语例，说明在言语活动中“不合作”的效应：（1）量的不必合作——信息“超量”或“减量”可以不影响交际；（2）关系上的不必合作——答非所问或话不对题可以不影响交际；（3）方式上的不必合作——模糊、歧义、无序等可以不影响交际；（4）功能假信息论——说假话可以不妨碍交际进行。

通过论述，他最终总结出“合作不必是原则”的原因：就在于有补偿、纠正、证实、澄清手段伴随话语发生。

话语的补偿、纠正、证实、澄清手段具体包括：（1）非语言媒介。如面相、手势、姿态、距离、眼神等；（2）常识、逻辑、常规等等；（3）谈话人的话前行为或一贯行为；（4）活生生的语境。

正是这些话语的伴随手段，对不合作事实进行了调节，而得以使交际行为达到目的。这些手段，一方面，从总体上使合作原则的一切漏洞得以真正的补偿，另一方面，反倒是彻底证明了“合作不必是原则”。

钱冠连从言语交际的实际出发，提出的“合作不必是原则”的观点符合社交实情，存在实用价值。但笔者认为，生活中人们所拟定的“原则”通常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它主要作用于一般常规的对象，不可能囊括所有的问题，所以没有必要完全否定掉已经提出来的具体原则，而是可以针对无法囊括对象的实情，再提出一些原则给予补足，“变通原则”正是基于此而作出的思考与探索。

实施“变通原则”依赖于语境，在特定的场景下，言语行为可以突破所谓的“质真原则”、“适量原则”及“礼貌原则”。

（一）“质真”的变通

“质真原则”要求人们在言语活动中说真话，不说虚假的话。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并非随时随处都应该说真话，在某些时候因交际对象的实情，不可能或者不利于“直言相告”，这时就需要运用一种善意的谎言来获得交际效果。善意的谎言可以用于朋友之间、亲人之间、医患者之间、组织与个人之间等等。

（二）“适量”的变通

“适量原则”，强调言语行为“不过量”与“足量”，提倡要言不烦，清晰、关联地传输信息，反对言语表达晦涩、歧义。然而在现实言语交际中，在语境的支撑下，也可以刻意违反“量”的规矩，有意识地啰唆，有意识地跳脱疏漏，有意识地不关联，有意识地使用歧义等等。这些刻意违背“量”的言语行为表现，不仅没有阻塞交际，相反还能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所以变通似的“违量”也是一种灵动的语用原则。

（三）“礼貌”的变通

礼貌性原则是社会语用中一条重要的规则。在中国文化里，礼貌是“个人言行准则和社会道德规范”，礼貌用语既是个人修养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语言文明的重要标志，所以人们在言语活动中很注重遵守“礼貌原则”，故意违背“礼貌原则”的情形并不常见，而笔者能感受到的故意“违礼”而又乐于让人接受的不礼貌言辞，首先表现为“詈辞”短信的运用，这正是“亲而无礼”的典型表现，是对“礼貌原则”的突破。

在一般正常的短信息中，人们是必须注重并遵循着“礼貌原则”的，短信中有许多关怀体谅、祝福吉祥的段子，不同的节日，人们会送上不同的问候。

这些短信包含着浓郁的情愫，既真切反映出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礼貌语言形象，又体现出中华民众的语言睿智。所以从本质上来说，短信语用绝不应背离“礼貌原则”，如果一旦出现真的“违礼”现象，一定会受到谴责。

[1] 贺又宁著，《修辞学：言语行为之视野》，民族出版社，2008，258。

[2] 贺又宁著，《修辞学：言语行为之视野》，民族出版社，2008，258。

[3] 贺又宁著，《修辞学：言语行为之视野》，民族出版社，2008，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