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规划的定义

语言规划历史悠久。我国历史上较早的语言规划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实行的 “书同文”政策。而直到1957年，“语言规划”这个术语才由Uriel Weinrich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首先提出。1959年，挪威学者Einar Haugen在他发表在期刊名为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上的一篇文章 “Planning for a Standard Language in Modern Norway”中首先提出其定义，即“一种准备规范的正字法、语法和词典的活动，旨在指导非同质言语小区中的书面和口头语言应用”（转自刘海涛，2006：55）。Haugen在1972年 《语言生态》（The Ecology of Language）一书中又对该定义进行了补充，即语言规划的核心是 “用选择的方式对现有的语言形式进行判断的活动” （Haugen， 1972：161）。进而，Haugen认为语言规划是社会规划中的一个部分，是 “一个言语小区建立目标、政策和过程的活动”（Haugen，1972：287）。

自从Haugen对语言规划做出定义后，国外学者对语言规划这一术语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界定。Tauli（1968：27）认为“语言规划涉及语音、词法、句法、词汇和正字法”。Gorman（1973）认为 “语言规划是对语言的正字法、语法、词汇以及语义方面进行选择、规范和加工”。Fishman（1974）认为 “语言规划是从国家层面有组织地解决一个国家的语言问题”。Weinstein（1980）认为语言规划是为了解决交际问题，而在政府干预下的长期和连续的有意识改变语言本体或改变语言社会功能的努力。Tollefson（1991：16）把语言规划定义为 “一切有意识地影响语言变体结构或功能的活动。语言政策是由政府所从事的语言规划。”国外很多学者如 Haugen（1972）、Weinsteinz（1980）、Cooper（1989）、Tollefson（1991）、Halliday（1990）等都对语言规划进行了定义和描述，在他们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基本共识：（1）语言规划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或行为；（2）语言规划的目的是要解决国家语言交际方面的问题，涉及语言学和非语言学方面的内容；（3）语言规划是有组织的活动，是长期和连续性的政府行为，是国家干预语言使用的主要手段。语言规划通常由国家来完成，规划机构一般是政府部门或得到政府授权或资助的机构，有时也涉及个人和其他社会团体的努力。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外的不少学者开始注意到语言规划应该考虑到语言多样性的问题，而不是只解决语言交际问题。一些学者如Mülhlhäusler（1995）强调语言规划是要解决由语言多样性引起的交流问题，并认为语言规划应该是对语言多样性的一种人工调节，是保护语言多样性的手段，语言规划要考虑整个语言生态系统。他所突出的语言多样性的问题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在语言规划领域所提出的新观点。

国内学者对语言规划也提出了很多看法。胡壮麟 （1993）认为语言规划有五个方面的特点：语言规划是有意识的、有组织的活动；语言规划涉及私人和官方的努力；语言规划旨在发现和解决交际问题，这些问题既有语言学的，也有非语言学的；语言规划要解决的是国家层面的语言问题，故需较长时间评估并在一定社会中解决这些问题；语言规划要有一定的理论框架指导。冯志伟（1999：91）认为 “语言规划就是政府或社会团体为了解决语言交际中出现的问题有计划、有组织地对语言文字进行的各种工作和活动的统称。它是语言政策的具体体现。语言规划具有社会性、交际目的性、长期性、庞杂性和权威性的特点”。许嘉璐 （1999：156）指出 “语言规划是国家或社会团体为了对语言进行管理而进行的各种活动的统称。所谓规划或管理，是个广义的概念，包括语言的选择和规范化、文字的创制和改革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周庆生 （2005：53）认为 “语言规划既包括社会整合当中的语言和社会语言，也包括社会整合当中跟语言密切相关的经济和政治”。刘海涛（2006）在许多学者对语言规划的定义的基础上，把语言规划的性质和特点确定为以下几点：（1）语言规划一般是由国家授权的机构进行的一种有组织的活动；（2）语言规划不仅仅对语言本体进行规划，更多的是对语言应用的规划、对语言和人以及社会之间关系的规划；（3）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是国家或地区社会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4）语言规划是一种立足现在、面向未来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