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的经济性

维也纳学派的代表人物、科学家及哲学家马赫在1868年发表的讲演“液体的形态”，及其后出版的《能量守恒定律的历史及根源》一书中，首次提出“思维经济原理”。随后马赫在《感觉的分析》、《认识的谬误》、《热学史评》等专著中也提到并深化了该思想(董光壁1997)。马赫认识到科学的精神活动也是一种经济的思维活动，科学也是一个经济问题或节约问题，其主要思想归结为:

(1)思维经济是科学的目的。科学的目的就是用思维对事实的撰写和预测来代替经验。马赫指出“可以把科学看作是极小值问题，这就是花费尽可能少的思维对事实做尽可能完善的描述”。

(2)思维经济是方法论的原则。马赫说过: “我们必须承认，任何一种科学成果，如果没有方法，是不能在其主要之点达到的，而事实上人的生命短促，人的记忆能力有限，任何一项名副其实的知识，如果没有最大限度的思维经济，都是不可能得到的(同上)。”其实在我们的思维模写事实时，从来不是把事实全部模写出来，而是模写其中对我们重要的部分，这种模写过程永远是一种抽象，这里面具有经济性的倾向。

(3)思维经济是评价科学理论的标准。我们对事实描述或描写得越经济、越简单，那么对事实的认识就越深入越完善。

脑神经的研究表明，即便是简单的感知活动，也绝非只是某一特殊脑部位的功能，而是由数十个脑功能部位按一定的顺序一起参与的结果，所形成的功能模块也会不断地发生变换。周昌乐(2001b)认为，脑功能区的形成完全是长期刺激环境中适应性争夺的结果，并由于经济原则所起的支配作用而以功能分布式搭配形式来最有效地满足加工的需要。神经科学研究表明，脑功能定位并非一成不变，功能区的界限也并不是明确固定的，不但因人因时会有差别，而且功能区之间也存在着广泛的相互作用，甚至还有功能交替现象发生(周昌乐2003)。由此可见，作为思维运行的大脑神经本身也是按经济原则来形成和区分功能的，因此思维的经济性可以说是脑功能经济性的直接体现。

认知心理学通过对记忆的研究也证实了思维经济原则存在的合理性。我们注意到，在言语交际中交际者往往避免说过长的、语义过于复杂的句子，因为这类结构容易导致重复、冗余，加重交际者的记忆负担，从而引起理解上的困难。美国心理学家George A． Miller指出我们加工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明确提出人的短时记忆容量为7+/－2，即一般为7个数字，并可在5～9个数字之间波动[1]。同样，Sperling(1960)在试验中把一排字母和数字快速闪现在屏幕上，呈现的时间仅为50毫秒(千分之一秒)，要求被试者尽量多地报告他所看见的符号及其位置。结果发现被试者报告只能回忆起4个左右，无论屏幕上呈现的刺激材料有多少个，被试者能回忆出的字符数基本相同。由此可见，虽然人的大脑具有超凡的思维能力，但还是受大脑的记忆机制和记忆能力限制，也说明人的思维具有生物性一面。当然，就记忆容量和运算能力而言，人脑是无法与电脑比拟的。另外，Keysar(2005) 在解释自我中心现象时提出，人的认知状态与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中可以获取的资料是紧密相关的。显然，工作记忆能力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必然会反映在各类认知任务的进行状态当中(Baddeley1986)，也就是说，当工作记忆能力衰弱时，其认知能力也会相应减弱。Lin等(2005) 通过实验发现，那些低工作记忆能力的人们更趋向于“自我中心”表现，因为他们更容易受到干扰。

语言学对于经济原则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虽然语言学关注的是语言形式和语言运用中的经济性，但是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角度来看，我们认为语言经济性其实就是思维经济性的体现和反馈。Vygotsky(1962)提出，概念化和词语形式化过程是联合在一起的，思维和词语通过意义融合，词语和思维是一个联系的在词语和思维之间来回的过程，思维不仅通过词汇表达，而且通过词汇存在。因此可以说语言经济性是思维经济性的体现。在日常言语交际中，语言使用往往遵循经济性原则，“如果一个词足够的话，绝不用第二个”(陈新仁1994)，因为从信息传递看，简洁、缩略的表达形式无疑要比繁复、冗余的表达更能迅速地传递人的思想、情感，也更能减少人们的精力付出。

对语言经济原则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7世纪，其内容包括“语言理性主义”、“世界共同语”、“语言学数学化”及“最简方案”等，也就是说“语言经济性原则”体现在各个时期重要的语言学理论中(王晓娟2009)。下面是几个明确提出“经济性”的代表性观点。法国语言学家Passy在1980年曾提出语言演变的“最小用力原则”，认为语言经常试图去掉一些多余的东西，这一原则总是促使人们寻找“轻松”的发音动作。丹麦语言学家Jespersen于1922年提出“省力说”，指出人们在说话的时候总是要尽量省力，即遵循“极小量原则”，包括词语极小量和词义极小量。如词尾脱落(如Em代替Emily)，缩略构词(如auto替代automobile)，称呼语、问候语的缩短(mistress弱化为miss)等。而率先明确提出“经济原则”这个术语的是功能结构主义代表人物、法国语言学家Martinet。他在1960年的专著《语音演变的经济原则》中对经济原则进行了全面阐述，其主要观点有: (1)经济原则是“语言运转的基本原理”。言语活动中存在着从内部促使语言运动发展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归结为人的交际表达的需要与人在生理上和精神上的自然惰性之间的基本冲突。这种冲突和平衡说明在保证语言完成交际功能的前提下，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对言语活动中力量的消耗做出合乎经济要求的安排。(2)在语言的功能结构中，经济原则体现得最为充分。发音方面，为了减少发音时的力量的消耗，重叠辅音就会简化为正常长度的、简单的单辅音; 词汇方面，如“move”一词是从法语借过来的，其一开始就是按照英语中常用的类推模式变位，在记忆上是经济的，因此“move”在英语中的使用频率很高; 语法方面，与其他印欧语系各语言一样，语法单位(如介词、连词以及表示格、时态、人称等的词尾)的使用频率比词汇单位(如动词、名词的词干)高得多，这些语法单位的平均长度比词汇单位的平均长度短得多，因此尽管语法单位出现频率高，但使用起来并不费力。另一个对“语言经济性”作出较大贡献的是Zipf，他于1949年提出著名的“齐夫定律”(Zipf'law)。Zipf利用数学和计算技术将语言公式化，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对莎士比亚等作家的作品进行数理统计。研究发现，语言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那些最短的词，即用一个词语表达一个概念最省力，对于话语理解同样如此。

综上所述，语言经济性可大体归结为三个方面: (1)经济原则是语言发展演变的规律; (2)经济原则表现为发音上的省力;(3)经济原则就是语言表达手段和结构上的简化。而语言形式的经济性的内在动因则是思维经济性。思维运行追求经济原则是为了省力，而“省力”则是思维生物性的诉求。人的思维(大部分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具有自动性，那些记忆中最为熟悉的、习惯的、程序化的意象图式往往成为思维自动运行中的首选，因为这种连接最快、最省力，自然也是最经济的。由此可见，凸现机制是思维经济性的直接体现，因为对于交际者来说凸现的事物无疑是最省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