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古越正统的汉语变体观

汉语的崇老观不仅影响了人们对汉语历史的认知，也影响到了人们对汉语各种变体的认知，于是产生了哪种变体更“正统”的争论。

1）关于汉语书面语正统性的争论

上文提到，传统的汉语书面语就是文言文。由于文言文保存在以“五经”为代表的先秦古籍中而作为汉文化的载体，就被当作汉文化的象征而被神圣化了。2000多年间，它一直被供奉在神坛上。尽管它与实际的口头语言严重脱节，几乎成为“另一种”语言，但也丝毫不能动摇它的地位。早期白话文虽然曾与文言文并行，却也难登大雅之堂。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白话文运动”的大力倡导，文言文才被拉下神坛，并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

王开扬（2010）曾对汉语书面语的发展过程作了简要的回顾：

3300多年前，随着甲骨文的产生，汉语书面语产生了。从商代晚期到两汉时期，是汉语书面语产生和定型为文言文的时期。两汉以后到唐代，白话文从萌芽到成熟，宋、元、明、清时代，白话文走向辉煌，出现了“明代四大名著”和清代《红楼梦》这些在世界文学当中占有一席地位的杰出作品。但是，汉语书面语的正宗是文言文。五四运动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叶圣陶等先哲高呼“文学革命”的口号，不遗余力地进行汉语书面语的改革。在“德”先生（democracy）、“赛”先生（science）两位洋“先生”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列主义的帮助下，中国人终于把文言文从正统地位上硬拉了下来。但是，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公文、新闻语言仍然处于半文半白、新文言的状态，直到50年代，公文、新闻语言才清除半文言、新文言，彻底白话化[6]。

由此可见，汉语曾产生过三种大的书面语变体，即文言文、早期白话文、现代白话文。就产生年代而论，当然是文言文最古。这也是一些人推崇文言文的原因。

这种越古越正统的语言变体观倒也不是汉民族的“专利”，可能也是世界上所有文明古国的普遍现象，通常表现为革新派和保守派的论争和斗争。以希腊为例[7]，在很长一个时期中，政治上的保守派主张以希腊语的高级变体（文学希腊语）作为语言标准，而自由派则主张以其低级变体（白话希腊语）为标准。为此，在整个20世纪曾多次发生两种变体支持者之间的激烈斗争。1921年，希腊宗教当局谴责把《新约圣经》翻译成白话希腊语，这一举动在首都雅典引起了一场街头暴乱。1967年，保守派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自由派”政府，新政府在学校教育中恢复使用文学希腊语，压缩白话希腊语的使用范围，因为它象征“左翼”的观点。1975年，宪法政府重新上台，又使白话希腊语取代了文学希腊语，并于次年宣布为希腊的官方语言。至今那些反对派仍然攻击以雅典口语为基础的白话希腊语是“贫乏的”“脱离了高级变体和古典希腊语的根”。

当然，现代汉语白话文的推行也并非轻而易举，而是经历了革新势力和保守势力的持续论战，最终定于一尊。然而，直到当代，仍有人对此耿耿于怀。例如，1998年，诗人流沙河以《滥俗的欧化》和《假小心的语法》为题连续两次撰文[8]，严词抨击汉语中的欧化句式为“滥俗”。文中分析了“作为公安部门，对于盗版行为必须予以打击”这样的一个例句，称之为“滥俗不堪的欧化中国话”，认为纯正的中国话应该直说“公安部门必须打击盗版行为”。他痛心疾首地表示，这样的句式“坏我汉语，言之痛心”。他还认为，古汉语“以最少的材料造最大的容积，使人吃惊”，外语虽自有其大，“但不必效法其短”，而如上述“作为——对于——予以——”的句式则是“短”得到了“滥俗”的地步。言下之意，当代人不应该用现代白话文，而是应该直接用文言文才好。

2）关于汉语标准音的争论

其实，汉语标准书面语变体中语音标准的“正统性”问题，早就在中国历史上多次成为争议的焦点。自西晋末年“五胡乱华”，拉开了北方游牧民族反复南下入主中原的序幕以后，作为汉语书面语标准音的“中原雅音”，随着国家的多次分裂，也不断地“南染吴越，北杂夷虏”，因而反复被分裂为“南音”和“北音”两种。所谓“南音”，就是原中原王朝被迫南迁时带去的“中原雅音”，又称“吴音”；所谓“北音”，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并主动换用汉语以后形成的“中原雅音”。

于是，每当中国重新统一，需要重新确定“雅音”的统一标准时，就会反复出现两种“中原雅音”哪个更“正统”的争论，因为这是一个关系到哪种“雅音”有资格被定于一尊的“大是大非”问题。“南音”是不在中原然而存古度较高的“中原雅音”，“北音”是地处中原然而变化较大的“中原雅音”。为了调和这样的争论，有时就只能拼凑出一些“考核古今，为之折中”的综合音系，如隋朝陆法言编撰的《切韵》。

到了清朝末年的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1840—1903）赴日本考察学政，日本近代教育家伊泽修二（1851—1917）向他建议：“欲养成爱国之心，必须有以统一之。统一维何？语言是也……察贵国今日之形势，统一语言尤为急急者。”

吴汝纶看到日本推行国语（东京话）的成就，深为触动，回国后写信给清政府管学大臣张百熙，主张仿效日本，在学校教授官话。于是，张百熙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向皇帝上疏，提倡全国使用统一语言。

然而，在官话标准音的选定上，南北方的学者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形成了“北音派”和“南音派”，两派势均力敌。

以河北人王照为代表的“北音派”主张以“京话”（北京话）为标准音。王照在其编写的《官话合声字母》一书中指出：“语言必归画一，宜取官话。因为北至黑龙江，西逾太行宛洛，南距扬子江，东溥于海，纵横数千里，百余兆人，皆解京话。”“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

吴汝纶也支持他的观点，建议以《官话合声字母》作为统一语言的工具，因为“此音尽是京城声口，尤可使天下语音一律”。

而以福建厦门人卢憨章为代表的“南音派”则主张以南京话为标准音。卢憨章指出：“以南京话为通行之正字，为各省之正音，则十九省……文话皆相通。”

如果说，卢憨章的主张也是以“文话皆相通”为依据，重在学理上的解释，那么其他一些学者反对“京话”，斥之为“京片子”（指满人说的不地道的汉语）、“胡语”等，就是出于语言的“正统”观了。如语言学家胡以鲁（浙江宁波人）指出：“实际说所谓京片子者，殆惟直隶南满之一部，直隶方言间杂以满语者耳。”意思是说，北京话就是直隶省（今北京、天津、河北省及附近地区）的满洲人所说的夹杂满语的直隶方言。

这一观念其实由来已久。清朝后期的咸丰、同治年间，广东人洪秀全发动农民起义，建立“太平天国”王朝（1851—1864），定都天京（今江苏南京），持续了14年。太平天国以推翻胡人的统治为目标，具有民族革命性质。这一精神，同样体现在语言方面。如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颁布《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称：“中国有中国之语言，今满洲造为京腔更中国音，是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也。”他们直斥“京腔”（即北京话）为“胡言胡语”，不是“中国之语言”。

1909年，清政府资政院开会，议员江谦提出把“官话”正名为“国语”，设立“国语编查委员会”，负责编订研究事宜。1911年，清政府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决定在北京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各省设分会，进行语词、语法、音韵的调查，审定国语标准，编辑国语课本、国语辞典和方言对照表等。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被推翻，统一国语事宜由民国政府接手主持。1912年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决定先从统一汉字的读音做起。1913年，“读音统一会”开会，经过南北方代表激烈的争吵，议定采用由19个省的代表以“每省一票，服从多数，逐字审音”的“公决”方法来决定标准音。最后得出的结果是，以北京话为基础，吸收南京话等其他方言的语音成分，这样就确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标准读音（即“国音”，后称“老国音”）方案。这种“国音”的特点是声母分尖团、声调保留入声，共有477个音节（不计声调），比北京话的411个多了66个。方案议定以后，北洋政府却迟迟没有公布。

1916年，北京教育界人士组织“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掀起了一个催促北洋政府公布注音字母和改学校“国文”科为“国语”科的运动。

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师范校长会议”，决定在全国高等师范附设“国语讲习科”，专教注音字母及国语。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政府的推行机构“国语统一筹备会”，并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改“国文”科为“国语”科。同年，用“国音”注音的《国音字典》出版，正式向全国推广。1920年，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应邀灌制“国音”唱片。

不过，这种由东西南北的代表拼凑出来的“最大公约数”的“国音”，虽然很民主、很公平，却不是一个自然的语音系统，因而基本上没人会说。赵元任就批评道：“这种给四亿、五亿或者六亿人定出的国语，竟只有我一个人在说。”

由于这种“国音”不实用，推广不易，各地意见很大。1920年，“国音”推广不到两年，就爆发了一场“京国之争”，即主张修改现行“国音”而采用北京音的“京音派”和主张维持现行“国音”的“国音派”之争。

于是，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设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开展调查研究，准备修改“国音”。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南方学者逐步倾向于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甚至开会通过决议，表示“不承认国音”。1926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开会，在南方代表居多的情况下，讨论决定采用北京语音为“国音”（称为“新国音”），并通过了拼写“新国音”的“国语罗马字”方案，作为对此前公布的“注音字母”的补充。

1928年，南京政府公布了这两个方案。1932年，用“新国音”注音的《国音常用字汇》出版，并且说明：“所谓以现代的北平音为标准音者，系指‘现代的北平音系’而言，并非必字字尊其土音。”

于是，从东晋以来历时1600多年的汉语标准音的南北之争，终于以北京音定于一尊而落下帷幕。这也是越古越正统观念的又一次破产。

不过，在历来对于北京语音被确定为标准音理由的解释中，我们似乎仍然能够依稀看到越古越正统观念的影子。例如，黄伯荣、廖旭东（2007）提到，在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过程中，“北京话有着特殊的地位”，“唐代，北京地属幽州，是北方军事重镇；辽代，北京是五京之一；特别是金元以来，北京成了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自公元1153年金迁都燕京起，“北京作为我国的政治中心，已经有800多年”[9]。按唐代的幽州固然是“北方军事重镇”，但也是诸多军事重镇之一，其重要性未必比得上其他重镇，如河西节度使所辖凉、甘、肃、瓜、沙、伊、西等西北地区7州。那时候的北京话也只是诸多方言土语之一，谈不上影响力，更谈不上特殊。唐代以后直到元朝建立，国家一直处于汉民族内部分裂以及不同民族政权对峙状态，难说哪个地方更重要。从辽、金开始，北京的地位开始重要起来，但辽、金先后与北宋和南宋对峙，从来没有成为全国统一的政权。若以北京为当时“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那么北宋的开封和南宋的杭州算什么？其实，只有在元明清三朝相继定都北京的大约600年中，北京话才拥有特殊地位。由此可见，把北京话的特殊地位上推到800多年前，甚至扯到1300年前唐代的幽州那儿去，实属牵强，也无必要。但就某些学者看来，似乎非如此尚不足以凸显北京话之“尊贵”。

3）关于汉语方言正统性的争论

上文提到，汉语有七大方言。除了北方方言分布在整个中国北部以及西南部，其余6大方言均集中于中南地区和华东地区南部，统称“南方方言”，与北方方言相对。在方言的形成时间上，南方方言的历史较为悠久、变化较为缓慢，因而保留了较多的古音、古语。这一特点，也刺激了一部分南方人的自豪感。尤其是在语音存古度较高的闽南话地区和词汇存古度较高的粤语地区，人们常认为自己说的才是“正统”的汉语，也不忘顺便调侃一下北方话和北京话，认为这是“胡人的语言”，不是真正的汉语。这也是当年洪秀全观念的延续。

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上，民间还产生了关于闽南话和粤语的毫无事实依据的传说。例如，曾有一则闽南话补习班的招生广告，声称闽南话是“唐朝皇帝的语言”，是正宗的“唐音”。其实，闽南话是秦汉时期从吴语中分化出来的，是吴地人口反复南迁福建形成的，这也是它较多地保留了上古音的一大原因。在历朝历代的动乱中，由于福建地处东南一隅，可以较好地躲避兵燹，因而成为历次北方移民大规模南迁的好去处。这也造成了闽语内部各大次方言及其土语之间的巨大分歧，不过闽南话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古音保留较多。至于“唐朝皇帝的语言”，早已是“北杂夷虏”，不可能保留那么多的上古音。所以，把闽南话扯到唐朝皇帝那儿去，虽然可以自豪一把，但实在是找错了对象。

在粤语方面，不少人也热衷于研究它与秦汉雅言的关系，并以秦始皇征服并戍守南越地的历史记载为依据，有意无意地把它塑造为雅言的“正宗”传承者。其实，粤语虽然保留了较多的上古词汇，但在语音方面体现的却是中古以来的特征。因此，早期粤语可能与雅言关系密切，但与现代粤语相比，虽然名称如一，内涵已经大不相同。

在粤港地区，民间还流传着一段关于“粤语差点成为普通话”的故事，说是民国建立时，由国会投票决定以北京话还是粤语为国语的标准音。当时国会议员以广东人居多，均主张以粤语为标准音，因而选定粤语不成问题。但身为广东人的孙中山“深明大义”，便逐一劝说广东籍议员选择北京话。结果，在投票时，北京话以一票“险胜”，粤语则以一票“惜败”，而且那关键的一票就是最后由孙中山亲自投下的，可谓“一票定乾坤”。

这个故事颇有戏剧性，却完全违背了事实。根据我们上文的简要回顾，在“国音”的选择过程中，确实发生过“北音”和“南音”的争议。而这个“南音”，指的是南京话，根本轮不到粤语。因此，这个故事的产生，并为人津津乐道，反映的是一些人对粤语失去尊贵地位的某种心理补偿，纯粹是基于越古越正统观念而产生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