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的无奈性看语言偏离的必然

4．4．1 跨式思维与线性语言之间的矛盾

我们知道人脑的机制是极其错综繁杂的,人的语言机制也是盘根错节的,语言所负载和表达的是极其复杂的人类的思想感情。所以发话者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受话者通过语言理解别人所表达的思想感情,都不是能轻易圆满完成任务的事。比如我们常常说“不可言传,只可意会”,当我们心里有了某种确定的想法或感受时,却一下子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来表达。比如诗人触景生情,写诗抒怀时,要把高度复杂的发散性思维瞬间中产生的诗情画面用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语言是线性结构的,话得一句句地说,字得一个一个地写,而实验证明人的神经元并不是单通道线性排列的,而是一种多通道的全息装置,可以进行“跨式思维”。所以要通过“线性的语言”来准确描述“跨式的思维”是非常困难的。

人类的思维非常复杂,大致可以分类三类:感性思维、理性思维和发散思维。很显然,理性思维这种思维活动肯定是需要语言参与的。当表达一个概念时,就要用到词语;当做出推理判断时,就要用到句子;当说明一个物理事实时,往往需要多个句子组成的语段或语篇才能完成。当代数课上讲解数学运算时,即使有公式代码,老师也必须把公式变回语言的表达形式,实际上公式代码也只是语言的转化符号。我们可以说,理性思维实际上就是以语言作为工具或在语言的基础上进行的思维活动。

感性思维并不是人类所独有的,如老马识途,并不需要借助语言来完成。但感性思维有了语言的参加,就可能上升到抽象思维的高级阶段。比如我们常说有感而发。也就是感觉器官感受外界事物,随着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而产生了综合心理活动,即引起发散思维,如感情、意志、美感和相关的文化传统意识等。比如汉语里,认为“狗”这个词,人们常常会联想到“走狗”“落水狗”“狼心狗肺”等贬义词。但英语里,提到“dog”,却是“love me and love my dog”,这就是不同民族的发散性思维的表现。

我们常说触景生情。无论是人的情感、美感还是文化意识,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借助语言文字来表现。比如,李白送别汪伦,情由心出,写下了“桃花源水三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佳句。李煜家国破败后,千愁万绪之下,写下“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千古名句,极其形象生动地表达了一个亡国之君的情绪。

在发散思维阶段,思维主体运用视觉、听觉思维和其他感官,从不同的维度、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方向突破原有的知识圈,跳出点、线、面的限制,接收和加工信息,并把信息感性化,赋之以情感色彩。比如前面所提到的“狗”这个词,在中国文化里,很多时候表达贬义的色彩,而在西方文化里,“狗”是人们的宠物,而被赋上了褒义的色彩。这些色彩并不是“狗”这个词语本身所表达的要旨。当人们赋之于情感时,“狗”这个词受到不同的人的情感的影响,产生了不同的相关意义。

4．4．2 思维的多维性与语言的一维性之间的矛盾

思维是无限的、多维的,然而语言受线性序列的限制,尽管由于语言符号之间的结构关系和层次关系的多样性而能够比较充分地表达思想内容,但是,这种线性的语言序列终究要和所需要表达的意义的多维性、复杂性产生一定矛盾。语言的这一局限性正说明了修辞偏离产生的必要性以及偏离理论的重要意义。王希杰说:“语言不可能没有漏洞。”因为“我们的语言符号大大不如马路上的红绿灯那么的科学,同一个事物可以有许多个语言符号来指称它,同一个语言符号又可以指称多个事物,一片混乱。更麻烦的是,语言是单纯的、线性的声音符号串、语言流,而客观世界却是多维的,时间、空间、色香味俱全。这样看来,用有限的单维的语言符号来表现具体的、无限的、多维的客观世界,想做到‘没有漏洞,无懈可击’,这在理论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实践上是根本办不到的”。费尔巴哈说:“我们在现象学的开始中,只不过见到永远是普遍的词和永远是个别的物之间的矛盾。”语言的这一局限性提供了修辞偏离产生的必要性,也决定偏离理论的重要意义。

理查德(Richard)用语义三角理论解析了语言之于物理世界的偏离原因。

语言是对两个现实进行的编码。第一个现实是指纯粹的所指物体;第二个现实是指人们对所指物体的认知,即思想或所指意义。语言和思维是联系两个现实的纽带。

“思想所指”或“所指意义”指的是一种编码过程中思维阶段采用的“内部语言”。符号是“内部语言”的外部的“言语表征”。“符号”与“所指物体”之间并非“直线”关系,符号是经“思想”迂回到“所指物体”。人凭借着思维去认识世界,又凭着思维并借助语言去反映和表达世界……认识主要靠思维,表达则主要靠语言。……这两者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不仅密不可分,而且要求它们之间必须是统一的,这就是所谓思想内容(由思维确定)和语言形式(即语言表达)的统一。实践表明,要做到统一,有时不是那么容易的。语言表达与思维活动必然存在着矛盾。既然矛盾不可避免,那么言语必然对所指物体偏离。“表达思维的语言形式和组织思维的逻辑形式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逻辑表述和语言表述的互动制约,使彼此在信息传递上或凝缩、简化或补充、扩展,因而,语言表述和逻辑表述构成了包容性、抽象性、偏离性的矛盾”。

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也解析了这对矛盾。只不过陈望道使用的是“内容”与“形式”这一对术语,“内容”实际上指的是在编码过程中思维阶段采用的“思想或所指意义”。形式,实际上指的是说写阶段所呈现出来的外部的言语表征,即符号。陈望道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分为三种:

第一,形式＜内容。新的内容没有找到相适应的形式表达,造成形式缺乏;

第二,形式＝内容。形式与内容自相副称的理想状态;

第三,形式＞内容。名为偏重形式,其实正是对形式的糟蹋。

由此可见,内容＝形式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是“形式＜内容”和“形式＞内容”的努力方向。

索绪尔认为,任何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能指”指语言的声音形象,“所指”指语言所反映的事物的概念。符号的任意性就是说,所指与能指的联系是任意的,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自然的联系。例如,“姊妹”的观念在法语里同用来做它的能指的SG6Gr(soeur)这一串声音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关系,因为它也可以用任何别的声音来表示。语言间的差别和不同语言种类的存在都是最好的证明。正是在任意性这一点上,索氏指出,语言符号与象征不同,因为后者永远也不会是完全任意的。但是,索绪尔认为,某个特定的能指和某个特定的所指的联系不是必然的,而是约定俗成的。比如在“树”这个词中,树的概念和“树”的特定发音不是必然结合在一起的,“树”在英文中的读音和在法文、拉丁文中的读音明显不同,但都能表达“树”的意思。这就是符号的任意性原理。

如前所述,伯克将词汇称为“辞屏”,因为人们不可能完全地百分百地描述世界,好像隔着屏风一样大致地描述世界,又如盲人摸象,只能反映世界的局部特征,甚至隔着万花筒,看到被扭曲了的偏离的显像。

王希杰说:“凡偏离都是有原因的。偏离的原因不在语言世界中,而在非语言的文化心理世界中。或者说,是非语言世界的因素导致了语言世界的偏离现象的出现。”

下面以端午节为例来说明心理世界导致的语言世界的偏离现象。

端午节有二十多个别称,这说明不同的能指表征了同一所指,即五月初五这一天。索氏认为语言符号联结了概念和音响形象。他用所指代表语言反映的事物之概念,能指代表语言的音响形象。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存在内在的自然的联系,因此,五月初五这一天可以有二十多个能指来表征。那么这二十多个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完全任意的吗? 不同地区的人因不同的心理世界而对同一所指赋予了不同的能指符号。

五月初五这一天,因纪念故人情结,取名端午节:(唐)文秀作诗“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伍相祭至今仍是嘉兴的一个文化节,“千年未息灵胥怒,卷地潮声到枕边”(陆游《夏秋之交小舟早夜往来湖中绝句》);重孝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东汉曹娥投江寻父,为纪念此女大孝,世人建曹娥庙。

因探亲避邪情结,取名女儿节:皖西的某一乡村,流传着两句儿歌:“抬头门外麦儿黄,端午女儿看爹娘”。在端午节,人们热热闹闹地迎接出嫁的女儿和未过门的媳妇。对这一节日,有诗云:“都人重午女儿节,酒蒲角黍榴花辰。金锁当胸符当髻,衫裙簪朵盈盈新。”姑娘们盛装回娘家一是躲避端午邪气,二是与父母亲人团聚。

因去病去垢情结,取名浴兰节:武帝《忏悔诗》云“兰汤欲身垢,忏悔净心灵”;苏轼有诗云“喜辰共喜沐兰汤,毒诊何须采艾镶”。端午仲夏多虫,皮肤容易发病,故古人以兰草汤沐浴去污为俗。民间对联有云:“手执艾旗招百福,门悬蒲剑斩千邪”。

因娱乐情节,取名龙舟节:战国时期,人们每次五月初五就开始玩“龙舟竞渡”,既祭仪,祈求风调雨顺、去邪攘灾,又娱乐,娱神乐人。古代江南水乡一带每到端午便玩起解下粽叶一较长短、长者为胜的游戏。吃粽子不仅要吃出美味,还要吃出趣味,因此端午节又被称为解棕节。

因夏日情节,取名顺阳节,有诗云“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鹰。”

4．4．3 现时语境与历史语境的矛盾

偏离是顺应现时语境的必然。被误传的一些成语就说明了语境要素在语言发展中的作用。

例[1]: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本义为“嫁乞随乞,嫁叟随叟”,乞指乞丐,叟指老人。典故来自于宋朝年间,财大气粗的杨员外对女儿杨秀英说,说:“诸事由人不由命。”他女儿顶嘴说:“是由命不由人。”杨员外生气地说要把女儿嫁给要饭的王小子,女儿又顶嘴说:“嫁乞随乞,嫁叟随叟”。后转音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宋·欧阳修作文《代鸠妇言》:“人言嫁鸡逐鸡飞,安知嫁鸠被鸠逐。”宋·赵汝鐩作诗《古别离》:“嫁狗逐狗鸡逐鸡,耿耿不寐展转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此成了家喻户晓的符号。

例[2]:民间流传着一条骇人听闻的成语,即“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是人性的冷漠抑或是人道主义的缺省? 天下父母谁能做到拿活生生的孩子去套狼? 究其典故,原指猎人捕狼,狼性狡猾,能奔善跑,猎人穿越千山万水,鞋底磨穿,于是有了“舍不得鞋子套不住狼”这句成语,方言中“鞋子”读作“hai子”,成语也就被讹传误记为“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了。

例[3]:经济时代,无商不奸一词常常挂在人的嘴边。“奸商”成为生意潜规则中的主人,尤其是白居易先生的一句“商人重利轻别离”,更让人觉得“无商不奸”的合理性。但有谁能想到无奸不商原是“无商不尖”呢? 究其典故,尖原来是指“添头”。旧时以升斗量米,量米时先以一把戒尺削平升斗内突起的米,然后在添加一点米在升上,在抹平的米面上便鼓起一撮“尖头”,以送尖头的形式满足客人贪小便宜的心理。于是布庄卖布,有“加三放尺”的做法,卖菜时,有“卖菜卖瓜称抬头”的做法,卖酒时,酒易挥发,于是“紧提酒”,卖油时,油流得慢,于是“漫打油”。一字之差,生意的潜规则则迥然不同了。这个词的变异,也反映了人们对商业发展中非正常现象的不满。

由此可见,这些成语的意义被误传,是现时语境与历时语境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