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乱反正时期

1977—1989年是我国对外宣传工作的拨乱反正时期。“文革”结束后,我国对外报道事业开始从十年动乱的严重左倾错误中寻找新路。1977年新华社对外部征求外国友人对中国对外新闻传播的意见,英中了解协会主席费里克斯·格林批评中国对外报道八股严重,宣传方式过于夸张,不了解外国受众,总体说来是失败的。邓小平对格林的批评非常重视,批示外宣干部仔细学习。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对外报道事业拨乱反正的开始。1978年新华社召开对外报道工作会议,中央各主要对外新闻单位参加,随后,一系列有关对外宣传报道的会议召开,确立了新时期对外报道工作的正确轨道和指导思想,将对外宣传报道的工作目的从“推动革命”转为“宣传中国”,将工作对象从“世界左派”转为“一切外国受众”。1980年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成立,由中宣部、中联部、外交部、文化部、国务院侨办、港澳办、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电部、外文局等单位的负责人共同组成,负责领导全国对外报道工作。

宣传小组成立后,立即着手拟定对外宣传发展规划,恢复和发展“文革”中严重停滞的对外报道事业,建立起改革开放初期的对外印刷和电子媒体的基本体系。印刷媒体方面,“文革”中停办的《中国妇女》等刊物复刊,原有对外刊物如《人民画报》《北京周报》等进行大幅增改,同时还创办了一大批新的对外刊物,包括《中国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与非洲》等等。电子媒体方面,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大力改进节目,增加外语语种,很快跻身全球对外广播强国；地方对外广播也开始建立发展,1984年广西电台开始用越南语进行广播,福建的闽南语节目也开始面向东南亚和台湾地区听众；同时,对外电视开始创建,1983年中央电视台对外部成立,负责制作对外交换的电视节目,1986年上海电视台首创《英语新闻》节目,同年12月,中央电视台的《英语新闻节目》开播,标志着中国对外电视开始发展。这一阶段的中国通讯社工作也在大力发展,1981年新华社对外中文广播开播,1983年新华社在全球各地建立5个总分社,1988年在5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电传供稿业务。1978年中国新闻社恢复业务,开始面对海外华人进行中文新闻报道。

本阶段对外宣传系统的全面恢复和发展保证了1983年建国35周年庆祝活动,1984年两会报道以及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对外报道。但是,从传播各要素来分析本阶段对外报道的特点,这一时期的工作还处在比较稚嫩的阶段,存在许多问题。政府（对外报道相关单位）是唯一传播主体,刚刚恢复工作的各外宣部门还完全没有受众本位意识,对外新闻的议程设置,传播内容的取舍标准都表现出传播者本位的特点,导致这一时期的对外报道虽然偏离了“文革”时期的严重“左”倾和夸张的宣传道路,但仍然显露出内外无别、报喜不报忧、宣传味明显、内容单调等典型对外报道问题。另外,这一阶段网络传播还未出现,中国对外报刊、电台和电视媒体虽然加大投入,发展迅速,但整体规模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很不足,各媒介之间的相互配合与协调也很缺乏。综上所述,本阶段的中国对外报道虽然争取了许多“文革”期间流失的受众,但整体影响力和传播效果还在初级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