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拉丁语语法书

拉丁语在中国的学习和引进，与十七、十八世纪远东地区的天主教传教活动有着紧密的关系，其中各耶稣会会长扮演了主要角色，他们对拉丁语在中国的教授和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天主教的传教士建立了最早的图书馆，搜集了大量用拉丁语和其他欧洲语言写成的作品，比如法国传教士建立的北堂图书馆和葡萄牙传教士建立的南堂图书馆，编纂了最早的拉丁语-汉语词典，也是他们翻译编写了最早的中文版拉丁语法书。

天主教传教士还是最早在中国教授拉丁语的老师，由于拉丁语在宗教和外交领域的重要作用，在北京最早出现了拉丁语课程。十八世纪，拉丁语已经成为中国和俄罗斯外交关系上的官方语言，而这些传教士也经常在朝廷里担任翻译一职。

比如，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Thomas Pereira，1645—1708）曾多次陪伴康熙皇帝巡游。1688年，徐日升与法国传教士张诚（Jean-Francois Gerbillon，1654—1707）应邀与中国使节一起出访西伯利亚，建立两国边境关系，并于1689年签订了有关中俄关系的《尼布楚条约》。他们先是康熙皇帝的重要翻译，后又为雍正皇帝的朝廷重臣。同为雍正时期翻译的还有神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45—1741）和宋君荣（Antoine Gaubil，1689—1759），前者受雍正皇帝之托负责翻译中俄两朝的互通信件，后者则在一旁做辅助性翻译工作。

这两位神甫对拉丁语在中国的传播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是他们在中国最早开设拉丁语课程的学堂——西洋馆——中负责领导，开设这个学堂主要是为了培养能在中俄外交中担任职务的拉丁语翻译。最早是康熙皇帝提出要开设这个学堂，但实际上直到雍正时期^[1]这个学堂才真正建立起来。1729年创办的西洋馆，第一任馆长是巴多明，1741年巴多明逝世，由宋君荣继任馆长。最早在这个学堂里学习拉丁语是年轻的满族人和年轻的俄罗斯人，他们最开始是俄罗斯馆^[2]的负责人，后来转入西洋馆学习满语和俄语。虽然这个学堂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确切地说是15年），也没有任何一个学生最终成为拉丁语翻译，但是它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开设拉丁语课程的国立学堂的重要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虽然后来西洋馆被关闭了，但拉丁语在中国的教授活动并没有因此停止，在那个时代，拉丁语不仅与外交活动有关，还成了在中国培养传教士团体不可缺少的文化内容。

在中国培养传教士与在圣餐仪式中引入中文这两个问题成了十七、十八世纪最具争议的话题，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引起广泛讨论。朝廷中的传教士们曾不止一次地向罗马教廷请示说，在中国立志加入神甫队伍的中国传教士们没能掌握拉丁语，因为对中国人来说理解拉丁语尤其地复杂困难，后来教皇保罗五世在1615年颁布了法令，赋予中国传教士用中文举行弥撒进行礼拜仪式的特权，不过这项特权后来并没有得到长期施行。在得到施行的特权中，最引人瞩目的要数亚历山大七世在1659年颁布的敕令，该敕令给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赋予了一个特权，即允许把不认识拉丁语的信徒任命为教师^[3]。

总的说来，十七、十八世纪之间，学习拉丁语是担任神甫一职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而且除了在北京，在澳门和很多其他省份都开设起了各种拉丁语神学院用以培养本土传教士。

在这些神学院中有一些后来成了重要的文化中心，包括学校、图书馆，还有印书馆，等等。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山东兖州神学院，1884年圣言会的传教士们开设了神学院，后在1902年转址到了山东兖州。这个兖州神学院培养了一大批中国本土神职人员，还成立了一个印书馆，除了神学和哲学书籍，还出版了一批重要的拉丁语语法书和教科典籍。

由于传教士在上海徐家汇地区的频繁活动，上海徐家汇传教中心成了当时中国最主要的传教中心。

最早将欧洲语言语法用中文翻译并书写出来也是这些传教士们。据推测，早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中文拉丁语语法书（或许只是一些简单的讲义），在西洋馆或一些神学院中充当教材，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确切的史料证明。

有史可考的语法书最早可以追溯到1778年，作者是当时的法国传教士汪达洪（Jean-Mathieu de Ventavon，1733—1787）。汪达洪1766年到达中国，并在满清朝廷中担任钟表匠一职。语法书原名Introductio necessaria ad latinam linguam（《导学要旨拉迪诺》），这部作品能保存下来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在手稿的结尾作了《中庸》的拉丁语翻译^[4]。

第一部拉丁语语法书是江沙维（J.A.Gonsalves）的Grammatica latina ad usum sinensium juvenum《辣丁字文》，出现在1828年，由位于澳门的圣何塞学院印刷出版。这是一部仅有232页的口袋书，书中简单介绍了拉丁语的基本词法和句法规则。

书的开始部分是字母表，作者列举了各种元音和辅音的组合，元音和辅音分别出现在词首和词尾。比如说，第一排出现是单元音/a/，/e/，/i/，/o/e/u/，在“二字一音”——两个字母组成一个音——部分出现的是一列辅音，在“三字一音”——三个字母组成一个音——部分出现的是元音群/ai//ei//oi//ui/和其他一些元音在前辅音在后的组合方式，如/al//el//il//ol//ul//am//em//im//om// um/等。总之是将纵坐标上的元音和元音群与横坐标上的辅音和辅音群相配合，最后以横坐标上的辅音群与纵坐标上的元音组合（如：/ bla//ble//bli//blo//blu/）结束排列。

接下来是有关Regulae accentus（重音的规律）和Regulae quantitatis Syllabarum（音节长短的规律）的内容，以拼写规则和发音规则结尾。

“Caput secundum”（第二章）部分讲的是名词及其格的变化，或者叫诸名变法^[5]。这种通过一系列问答介绍格的方法对后期的著作将会进行很深刻的影响。章节开始是这样的：

这里先讲的是第一格的变化：

然后列举了属于第一格的单词并给出了一些变格的例子。

在解释完五个格的变化后，作者还引入了规则和不规则的形容词的变格、代词的变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比较级（比较之名）和最高级（至极的）。例如：

接下来作者解释的是副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然后就进入了第三章变位规则（generum regula雌雄的规律），讲解的是复杂的动词变位规则（言变法）。规则之后附有大量的翻译练习，学生需要把这些拉丁语句子翻译成中文。例如：

Non sum tuus（servum），necque illius，sed Dei

不是你的也不是他的是天主的。

Quo dicis？non audio，quod dicis

什么？我没听见你说的是什么。

作品的第二部分讲解的是行文规则，Syntaxis（文规）。这一部分非常有意思，所有的句法都以对话的形式出现，每一个拉丁语句子都有对应的中文译文与拼音发音注释：genere et casu.

Quid est Syntaxis？

文规是什么？

Est ars recte loquendi.

是作文定然不错之法。

Quae requiruntur ad recte loquendum

作文不错要—极端。

Rectus usus，et ordo partium orationis.

每句内字的坐位及次序不错。

Quae sunt partes orationis？

每句内有几样？

Quid requiritur ad rectum usum Substantivi？

要不错自立之名该怎么样？

Ut usurpetur ejus casus conveniens.

该用合式之坐。

Quid ad rectum usum Adjectivi？

不错用依赖之名该怎么样？

1.Ut concordat cum suoSubstantivo in numero，

2.ut illi jungantur casus conveniens.

一、数类坐该相对他的自立之名。

二、加他需要的坐。

这一部分内容出现在作品的97—106页，对话后面紧跟的是单词表，Notarum syntaxis aliqua vocabula sinice versa（一些拉丁语句法术语的中文翻译），主要是语法角度对词汇的解释。

接着是按主题排列的一系列拉丁文章，每一部分都配有中文释义，释义内容或者详细说明了该情况下语法规则，或者指明该句子是直陈式还是虚拟式之类的语法注解。

一系列文章之后是Colloquium（问答）章节，这一章节的开头是两个学生之间的对话，紧跟着出现的是诸如Deambulatio in urbe（逛街），Narratio deambulationis（散步的故事），Lusitanus et Sinensis（葡萄牙人和中国人）等段落文章，解围是一些被译成中文的拉丁语信件示例（Exemplaria Epistolarum）。

应该说这是一本简短的拉丁语入门教材，内容包含了多个部分，对后来的拉丁语教材的编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真正可以称得上是中文版拉丁语语法教程的书Emmanuelis Alvarez institutio grammatica ad sinenses alumnos accomodata《辣丁文字》，1859年在上海正式出版，这是1572年在里斯本出版的拉丁语语法书De institutione grammatica libri tres（《拉丁语三部书》），即传教士Manuel Alvarez（1526—1583年）著的翻译本。

Alvarez的这部语法教程在欧洲被广泛使用，十七、十八世纪之间被多次修订重版印刷，在1677年、1699年、1728年和1744年间印刷的四个版本在北堂图书馆^[6]保留了下来。1586年该教程被耶稣会ratio studiorum（学习大纲）所采用，并在1599年被定为所有耶稣会学校的教材课本。不过各国所用版本不一，在意大利用的是1584年由Orazio Tursellino修订的版本，在葡萄牙则用的是António Velez^[7]修订的版本。

翻译这部作品的是意大利传教士晁德莅（Angelo Zottoli，1826—1902），他曾任上海徐家汇图书馆馆长和伊纳爵公学的校长。

晁德莅翻译的版本与原版有很大的不同，不仅在内容的编排上有出入，连表述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首先，这部原本共有三册的作品晁德莅只翻译了前两册，题为Desyllabarum dimensione（音节长短论）有关诗律学的第三册被他完全省略了。晁德莅翻译的前两本书主要讲的是词法，这与Alvarez原作的第一本书在大方向上保持一致。翻译本的第一本题为八端疏说初编（八端疏说初编），主要介绍语法现象、词语词尾及动词变位三大内容。第二本题为八端补说续编（八端补说续编），讲的是名词的特点、形容词的级、数词、动词的特点，等等。第三本，也是最后一本，题为八端集成终编（八端集成终编），讲的是性数配合、句子结构、附语以及说话过程中会涉及到的各个语法内容，正好与Alvarez的原作第二本De octo partium orationum constructione关于句法的内容相呼应。

晁德莅还在附录部分添加了近三十页的短文，这些短文摘自西塞罗的De officiis一书，并配有对应的翻译：

Quod magna olim in iis intelligendis invenerint sinenses alumni difficultatem^[8]

因为中国学徒过去感到他们很难懂。

这一部分在Alvarez原作中原本没有，是晁德莅另外添加的。

不过在晁德莅的翻译作品中，我们没有找到Alvarez原作中出现的，与各主题相对应的语法思考。在这些对语法的思考中，Alvarez曾引用了许多古代语法理论，其中包括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公元前116—27年），Aelius Donatus（公元四世纪）和昆提利安（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公元35或40-96年）的理论，在这些理论中可以隐约看到古典希腊语语法和哲学理论的影子，而古典哲学理论是任何语法教材都无法避而不谈的经典。但事实上，这些内容在十七、十八世纪的很多翻译修订版本中多多少少都被忽略掉了。^[9]

晁德莅的这部作品不完全是一部翻译作品，确切地说应该是Alvarez原作的修订版。两部作品的差别之一是语法现象的位置，在Alvarez的原作中语法现象出现在第一册书的中间部分，而晁德莅则拿它来引出全书。

在Alvarez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段落：

Partes orationes sunt octo，nomen，pronomen，verbum，participium，praepositio，adverbium，interiectio，conjunctio.Harum quatuor，nomen，pronomen，verbum，participium declinantur；reliquae praepositio，adverbium，interiectio，conjunctio declinationis sunt expertes^[10]

词类为八种，即名词、代词、动词、形动词、介词、副词、叹词和连词，其中四个，即名词、代词、动词、形动词，有格其他没有格。

Alvarez举出了一些说话过程中会出现的语法现象，根据可变不可变的原则可以简单地将这些语法现象分成两部分，接着在对controversia de partium orationis numero（词类数的论战）的论述中从语法和哲学两个角度解释这些语法内容在段落中位置不同的现象。

根据Alvarez采用的分类方法，晁德莅将这些语法现象分成八个部分，他把分词看做是语法八大部分之一而非动词的一种形式，还把这一部分加进了中文译文的各级语法之中。中文分成虚字和实字两大部分，虚字包括状语、前置词、连词和叹词（猝辞）；实字又分成“死字”和“活字”两种，“死字”指的是名词（名）和代词指名、“活字”指的是动词（言）和分词（通言之名）。

举例说明的方式也大不相同。晁德莅所选的例子及其用法十分符合中国学生的实际需要。

比如：

第一座即是谁行，第二座即是谁的，第三座即是与谁。

这一举例模式在后来的中文拉丁语语法中时有出现。

晁德莅的这本语法书的重要意义有两点，一是在于它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本中文版拉丁语语法教程；二是因为西方古典语法书籍的要点被完美地融入到了书中，可举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在说话过程中会出现的各个语法现象的理论，比如以“虚字”和“实字”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精要，等等，不胜枚举。

另外，还需要强调的是晁德莅编纂了一些关于名词的格、动词变位和句子语式的术语，用来翻译拉丁语语法中的专有概念，这些术语将会在接下去的好几十年内被广泛运用。

作品本身也得到了大力推广，在中国许多神学院中还被当成了教科书使用。

马相伯，中国作家，曾师从晁德莅在伊纳爵公学学习，也曾做过上海徐家汇图书馆的馆长助理，完成了第一部由中国本土作家编写的拉丁语语法书《拉丁文通》，但是晁德莅的语法典籍对他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我们无从得知。

1903年，《拉丁文通》作为震旦学院拉丁语课程教材印刷出版，作者时任该学院拉丁语课老师。方豪把这本书看做是只有短短30页的一篇文章，认为这应该只是一部长篇巨制的第一卷。^[11]从方豪那里我们还得知马相伯在中国拉丁语教学历史上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他的学生当中还有后来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12]。

1863年，一部名为《辣丁中国文规》的拉丁语中文语法书在福建省（Hokkien）问世，书的作者是圣约瑟夫神学院的一群学生（南直隶的alumni seminariis S.Josephi）。

这部作品是当代中国人学习拉丁语的教材典范，同时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法语和西班牙语两种语言语法在当时对中国产生的影响。

在Proemium（《前言》）中作者们写道：

Multa scilicet et praecipua apud Alvarez；nonnulla apud Lhomond tum exempla，tum praecepta；necnon ea quae P.Nic.Loriquet post Lhomond brevius，imo et clarius exposuit；apud J.A.Gomsalves plerosque techninos，ut aiunt，seu grammaticales terminos，sinico idiomata enuntiatos，invenimus atque in nostrum libellum adscivimus.

Alvarez的例子和规则很少，Lhomond（Charles François，1727—1794）基本上没有；相反，Lhomond后Nic. Loriquet（Jean Nicolas，1767—1845）神父把它们简捷而清楚地解释；我们在Gomsalves（或Gonsalves，José-Maria）找到了不少语法术语，并利用了在我们的小册子。

这段文字用传统方法描述了拉丁语语法，提出了nominum et verborum regulae（名词和动词的规则）的概念，并配上中文加以解释。另外还用缩略语的方式指出了这些语法规则的来源（比如Lho＝Lhomond）。

来看一个例子：

或者：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传教士F.M.J.Gourdon的拉丁语语法书Grammatica latina accomodata ad usum alumnorum missionis Se-tchouan orientalis《辣丁文字》出版^[13]。

这版语法书基本上是用拉丁语写成的，只有几个章节的标题和例子中的单词被翻译成了中文。在语法解释中作者没有借用中文语法理论，整本书也没有出现双语对照的案例。

但是1836年的再版版本则有了中文译文对照。从专业术语角度来看前后两个版本之间似乎存在一种术语逐渐标准化的过程。在1903年的版本中所运用的术语与晁德莅所用的差别很大，在之后的语法书中也鲜有采纳，而1836年的老版本则更多地采用了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语法书中通用的术语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