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期间，致力于研究、总结官话及方言语法的学者多来自于多明尼教派的修道士。据统计，他们撰写了至少76种中国语言研究的小集子，讨论了至少32种方言[21]。
有迹可循的第一部中文语法书是多明尼教派的高母羡（Juan Cobo，约1546—1592年）[22]，他撰写了Arte de la lengua China（《中国话语法》）。
第二、三种中文语法书也是由多明尼教派所撰，一部由Francisco Díaz（1606—1646年）于1640—1641年间在菲律宾所著，标题不详[23]。另一部由黎玉范（Juan Bautista de Morales，约1597—1644年）完成，题为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官话语法》）[24]。
对传教士种种创新做出回应的中国人中，不光有他们的朋友以及合作伙伴，如学者徐光启及王徽，更重要的是不少重要的学者采纳了他们的提议。费赖之评论道：
L'apparition de cet ouvrage produisit parmi les lettrés un effet qui ressemblait a`de la stupeur：ils ne pouvaient revenir de leurétonnement en voyant unétranger corriger les défauts de leur langue，et ajouter des richesses au trésor que leur avait léguéla sagesse des temps précédents.
这部著作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让众人惊奇，他们似乎无法从对于一个外国人纠正他们语言中的一些错误这样一件事情所产生的震惊中恢复过来，而这个外国人还在自古流传下来的文化智慧中又增添了色彩。
在这几位先锋中，我们首先需要提到金尼阁的合作者王徽。在他的著作《释疑》中提到了他在法国传教书中发现的新的学习研究方法。
况此中相传音韵诸编，种类虽多，都从一路所出，细堪厥路，路多有差，但差之或近或远，而今《西儒耳目资》一书独开直捷之路，不左不右，绝无一毫之差，其中种种名理，相逼而出，若海错争鲜新可味。
同样，在张问达为金尼阁写的序言中，我们发现：
其书一遵洪武正韵，可以昭同文之化，可以采万国之风，可以破多方拗涩附会之误，其裨益我字■之学，岂浅鲜哉。
其次，我们需要提到伟大的辞典编纂学大师方以智，他不止一次在他的作品《通雅》中提到金尼阁的作品：
西域音多中原不用也，当合悉昙等字，与大西耳目资通之。[25]
方以智将金尼阁的研究成果放到了与古代中国音韵学的经典著作同样的高度，但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许是将金尼阁是外国人这个因素考虑在内。
愚（……）于波梵摩得发送收三声后，见金尼有甚次中三等，故定发送收为横三，空堂上去入为直五，天然妙叶也。[26]
金尼阁字父十五，字母五十，原注愚按父切也，母韵也。
外域知七音而不之空堂上去入，金尼亦言入中土乃知之。
方以智并不仅仅局限于介绍这部作品，事实上，他被这部作品启发，想象用另一种方法书写中文，一种非象形文字的方法：
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
其实这部作品给后代的语言学研究带来的影响非常大。杨选杞——《声韵同然集》的作者，试图减少反切法中使用的字符数，通过这样做，杨选杞由此意识到金尼阁的注音法更加稳定：
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27]。
由此，他试图为每一个字符定义一个发音，“各求其不易之字”。金尼阁给后人的影响还体现在声母韵母同心圆表的制作商（虽然选用的声母是古时的那些）。比如：作品中四张表的第一张表中，最内的圈中列出了31个声母（字祖），旁边标注了62个“子类”，外圈则是75个韵母。
1692年，刘献廷出版《新韵谱》（可能未完成），从中也可以看出传教士学术研究的痕迹。在书中，作者参考众多外语的字母表，琉球、荷兰等，试图构思出一套通用的音标。刘献廷写道：
悬金而求，募贼以窃。
刘献廷的作品影响非常大，他的作品多次被清朝《字汇补》引用。并由当时德高望重的官员、名人出资多次出版。
虽然当时在文人中也不乏对传教士作品持反对看法的，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些作品当时在学术界的一定影响，周春在《小学余论》[28]中写道：
明季西人金尼阁窃等韵之余绪，僎列音韵，究不过得其粗者。
切脚下一字，全不理会，几类洞庭切。
又读字悉依中原音，且有依其国土音者，而古音且尽废矣。
于字母外更造字父字孙之说，尤为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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