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一天下午，许嘉璐找李行健、曹先擢、季恒铨等人座谈，在听取了李行健的汇报和其他同志的发言后，讲了话。

他讲了队伍建设问题：经过这些年的艰苦努力，《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编写组已经建立起了一支队伍。这支队伍和这支队伍一丝不苟的钻研精神，都是发展辞书编纂事业的宝贵财富。像曹先擢、季恒铨、谢自立等老同志的钻研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你们的经验是十分宝贵的。你们这支队伍不但积累了很多的资料，而且形成了好的精神、作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很不容易才组织起这支队伍来，这个摊子可不能散呀，否则太可惜了！像这样的编纂辞书队伍，在全国只有你们和社科院语言所的词典室。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语言文字这么丰富而又常有分歧，其实是很需要有几支（不是一两支）专业编纂辞书队伍的。比如上海有一支，江苏有一支，北京有几支，等等，可是现在还没有，因为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意义。应该让参加到编纂辞书队伍里来的人过上不愁衣食的体面的生活，可我们国家现在还没有这笔经费，你们靠自力更生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难能可贵。

你们搞出了成绩，有的人对你们有想法，这是不足怪的。我们国家从农业国向工业化、信息化社会转变，可人的思想跟不上，喜欢各搞各的，缺乏合作意识，这在搞社会科学的领域里有，在搞自然科学的领域里也有，需要有个认识转变的过程，不用着急。

你们的队伍建起来了，可是人员在逐渐老化，而事业需要发展，所以一定要寄希望于培养年轻人。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已经老了，但是还得干，培养年轻人。现在诱惑的确太多，但是有事业心、注重学术的人还是有的，关键是要善于发现和培养。

在培养的年轻人里面，要有一部分是搞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的。比如研究义项引申脉络，撰写字、词的提示，离开古汉语是不行的。当然，搞现代汉语的人也同样不可缺少。现在是学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的人在全国范围内都太少了。这些年报考我的研究生中，硕士毕业、可以进行训诂学博士学位学习的，我一个都没见到。

今后可以对一些学生早期定向，培养他们搞辞书编纂学，这当然就要向他们传授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知识，培养这方面的能力。要引导他们狠打基本功。陆宗达先生说过，最聪明的人是用最笨的方法学习的，老先生是把《集韵》的反切都背下来了。要引导他们把知识面拓宽。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是学科走向分化，20世纪中期以后是学科走向综合，辞书编纂就很需要知识综合。总之是要把你们好的精神、作风、经验传下去。

讲了体制、机制问题，队伍怎么才能壮大起来？怎样才能吸引年轻人？你们这个编写组自己不能直接招研究生，人家在你们那里苦苦地干了好几年，每月只有1500元，这种待遇能算不错吗？今后职称问题怎么办？这就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体制、机制，要挂靠个正式单位。春节前，北师大成立了一个中文信息研究所，有10人编制，这是我建议成立的。你们培养年轻人，可以借助一下这个研究所。可以由我招研究生，把学生放在你们那里实习锻炼，我可以讲讲语言学等基础课，你们讲辞书编纂学等专业课，并进行指导，培养辞书编纂人才。至于职称，可以委托北大、师大代评。请你们跟外研社研究一下，由外研社出一些钱，在北师大中文信息研究所、中文系等名义下，招收、培养研究生，是联合培养。至于指标，我可以到教育部去要。

总之，为了辞书事业的发展，你们一定要有一种明确的体制、机制，使人家在你们那里干觉得有奔头，这样才能保存和发展壮大这支队伍。

辞书编纂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需要占有大量的资料、信息，工作手段必须现代化。你们这个组要主动跟别人合作，尽快解决工作手段现代化问题。现在，无论从国家整个的大环境来看，还是从你们经过这些年的探索所具有的实力和声望来看，同中文信息处理行业进行资源整合、资源共享是完全可行的。我想，《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出版后，你们的名气会是比较大的，即使不忙于搞这部词典的简明本、大型本，而尽快实现了辞书编纂手段的现代化，那你们就又一次占了鳌头。

当然，自动化不能代替人，工作手段的现代化，就需要人在语言文字的学识方面，在辞书编纂方面，具有更髙的水平，否则你怎么能够驾驭机器进行辞书编纂呢？一些同志年纪大了，不会使用计算机工作，这没有关系，你可以指导使用计算机的年轻人正确地收词条、释义。

大家经过这么多年的辞书编纂实践，积累了很多经验，应该上升为辞典学理论。辞书编纂里面是有很多学问的，我国目前在辞典学理论方面还是相当差的，现在的辞书编纂学，经验的多，真正上升到理论层面的少，亟需填补这个空白。因为，只有理论才能把以往的经验固定下来，才能对未来的研究予以指导。

我提个建议，《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版税支付给你们后，拿出一部分钱来组织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辞书学编纂理论研讨会，使更多的人关心辞书学理论研究，促进辞书学理论建设加快步伐，这是很有意义的。

许嘉璐希望辞书编纂成为一个产业。他说，目前的辞书产业观念是，由出版社当龙头，编写者是打工的。实际上，系列规范词典由小到大，从单项的到综合的词典，这已经是个产业了。编写组在财力上有了一定的基础后，除了改善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外，要把钱投入到更大的事业上去，使辞书编纂真正成为产业，形成编写者是这个产业的龙头、出版社是下游的产业格局。

我国最早走辞书编纂产业化这条路的是黎锦熙先生，徐世荣先生也是和他一起搞辞书产业的，这对我们是有启发的。

关于今后搞什么项目，许嘉璐说，他想应该是上要着天，下要着地。上要着天，是指搞大型的。但是，量越大越难规范，对这一点要有思想准备，不要轻率从事。比如简化字，他在语委时就说过，不能随意类推，必须严格限制于《简化字总表》发布的2235个。下要着地，是指对幼儿园的也要搞，比如制作幼儿识字软件等。无论是“上着天”还是“下着地”，都未必一律是纸介质的。

要发动编写组全体人员集思广益，论证可行后再做。他建议订个规划，比如订个5年的发展规划，能不能搞一本《现代汉语详解规范字典》？像“宝”的本义、“滑”的古今读音、“阎”和“闫”的关系等，在这本字典中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因为，对于文化的传承，辞书是担负着重要责任的。

李行健和编写组正是按照这样的思路，满怀信心，义无反顾，一步一步，坚定坚实地继续走下去的。

他们这样做，绝非盲目，完全是出于一种自觉，就是要推进辞书编纂工作，助力文化发展繁荣。在编纂《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期间，他们还启动了这一辞书的副产品，即与此相关的“规范系列”辞书的编纂，已经出版《现代汉语规范字典》《小学生规范字典》《现代汉语成语规范词典》《小学生规范词典》《中学生规范词典》《现代汉语谚语规范词典》《现代汉语惯用语规范词典》《现代汉语歇后语规范词典》《小学生同义词、反义词规范词典》《小学生近义词规范词典》《现代汉语异形词规范词典》《现代汉语应用规范手册》等规范型语文辞书、手册，并完成了《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和《现代汉语常用词表》两项国家规范标准的研制，出版了《异形词研究》等学术著作。

通过多年的实践，他们深切地感受到，是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政策，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抱负、作出新贡献的社会环境。编纂、出版《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这一构想正在酝酿之时，1992年，中央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关于文化建设方面的政策逐步放宽，带来了文化事业的勃兴，非公文化团体开始出现，大环境日益改善。就在此时，国务院及时批转了国家语委《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工作的请示》（国发【1992】63号文件），对国家的语言文字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编写组，就是在这一年暑期成立的。国家语委将编写《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定为国家语委“八五”规划重点项目时，编写组即成为完成这个项目的课题组。就这样，一个没有编制、没有经费、以离退休人员为主自愿组合起来的编写组，依靠改革开放的政策，依靠有关领导的支持，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终于在1998年正式编纂出版了《现代汉语规范字典》，首印50万册，一举荣获国家辞书奖一等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由此，他们得到一个启示，即在深入推动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引入民间力量，在国家有关部门指导下，用市场运作的精神和方法进行词典编纂等文化建设工作。

20多年来，先后参加编写组工作的离退休老同志有近160位。随着时间推移，年事过高、体力不支的同志相继回家休息（其中已有7位老同志去世），同时也不断有刚退下的同志补充进来，现在组内一般保持25人左右的规模。人员在不断变化，但工作宗旨始终不变，创业精神始终不变，编写组就是靠着这支“退休军团”维系并不断发展。这些退休的大专院校老师和曾经从事过语言文字工作的同志，不计名利，不讲条件，忘我工作，为什么能这样？不少同志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能同大家一起，为国家做些有益的事，当无愧此生。”他们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国家语文事业，有一定的编写规范辞书业务能力。他们这些可贵的精神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中是不可忽略的。由此他们也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当我国即将进入老龄社会时，只要社会给老年知识分子搭建一个平台，他们就会为社会奉献一切。编写组就是利用这个平台，把他们组织在一起，让他们运用集体的力量，发挥余热，贡献社会，使他们实现夙愿。

辞书编写工作的领导者，除了具有一般领导者的素质外，还应是学术带头人，具有明确的学术方向和眼光；懂得如何适应市场经济规律，使编出来的辞书有社会效益。这样的领导才有威信，才有凝聚力和感召力。编写组领导班子，就是这样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

为保证日常工作能够正常运行，编写组根据自身的特点，制定了一套切合实际的工作规程和管理机制。

——实行民主管理。编写组是由志同道合的同志组成的，管理上采取“自愿选择”“来去自由”的原则。学术上充分发扬民主，组内成员有些在原单位是学科带头人，在学术上有一定成就，但大家的学术观点未必相同，研究方法未必一致。要使大家同心协力，合作共事，就必须充分发扬民主，谁的意见对，就按谁的意见办。一经形成决议（会议纪要、编写条例等），大家都要遵照执行。

——公平合理地分配报酬。编写组根据收入的稿酬，按每个人完成工作的质和量，每月支付劳务费（即预付稿酬）。参加编写的人员，根据其承担任务情况在出版的辞书上署名，同时全组人员签订“委托书”，将有关著作权事宜授权主编依法代为行使。这既保障了全体同志的合法权益，又杜绝了著作权有关问题的纷争。

——开展思想教育。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各人经历、工作方法、生活习惯不尽相同，管理这样一个团队，比之机关、企业、科研院所来说，思想工作、理想信念教育非但不能削弱，而且需要加强，需要更加讲求方法。一旦发现有影响工作、学习或团结的人和事，就立即予以解决。编写组始终强调集体意识，不断加强凝聚力。

——坚持创新机制。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开编时，吕叔湘先生就希望编写组探索解决一些前人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这就需要创新。因此，编写组的同志在编纂过程中，一方面力求探索解决一些老大难的问题，一方面力求反映现代汉语的发展变化，力求使编出的书内容新颖，编写工作有所创新。

此外，还制定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制度和措施。如生活上坚持“三同”（同吃、同住、同工作）；学习上不定期地请有关专家学者举办讲座，分课题进行经常性的业务讨论；在作息、休假、健康等方面，都有相应的规定和措施，体现了对同志的关心和爱护。

柳斌认为，语言文字是交流思想的工具，是思维的工具，非常重要。而且不仅仅是工具，语言文字还是人们的、人类的精神家园。文化在哪里，文化在语言文字中，人们的精神在哪里，人们的精神在语言文字中，人类是通过拥有语言文字才拥有了整个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人类创造了语言，语言也成就了人类。汉语言文字确实是世界文化奇葩，最优秀的语言文字之一，它极具特色，有极高的品位，是非常深邃的，是有些线型文字不能够相提并论的。因为有的文字表达不能够那么深刻，达不到汉语言文字的境界。所以说，汉语言文字要自我保护，不要自己搞乱，否则太可惜了。因此，《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编写与出版，意义就很重要、很深远了。

这个编写组是值得褒奖的。他们完全是志愿者，李行健同志退下来后，自告奋勇抓这个事，团结、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其中许多是终生献身于语言文字工作的专家教授，对语言文字工作都有一种献身精神。这批人的报酬虽然微薄，但一干就是20多年。编词典很辛苦，又要求工作细致，对有争议的内容，要有学术性思考，还要有很强的政策观念。有时候，社会上有关于一个字、两个字，一个词、两个词争执不下的情况，有关部门还要找到他们，让他们来回答。李行健曾说过，胡锦涛总书记的“八荣八耻”用字，其中“好逸恶劳”的“逸”有主张用“佚”的，直到明天要见报了，新华社总编办主任晚7点钟打电话找到李行健，请编写组专家务必在9时半前拿出一个用“逸”或“佚”的书面意见。李行健立即召集大家开会研究。根据现实语用情况和规范原则，大家一致认为应用“好逸恶劳”。新华社采用了他们的意见，后来还专门派人去表示感谢！编写组为这类社会咨询服务很辛苦，也很努力，说明这批志愿者有奉献精神，非常认真负责。他们不以名利为目的，为国家语委提供了很多决策、咨询方面的服务工作。

李行健同志本人更是一心扑在工作上，真是夜以继日，并且能够团结同志，事业心非常强，有责任感。这些能够二三十年如一日，长期坚持不容易。况且国家没有在财政上给他们支持，靠他们自己，以词典养词典。通过多年努力，取得了很好成绩，有很高的效益。前后编写的词典有30多种，为我国教育事业、文化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曹先擢谈到“规范词典”时，感慨多多。他说，编写《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始于1992年，是吕叔湘先生交付给他和李行健的事。1993年他要去日本教书，感到无法再贡献自己的力量。搞这个词典是不容易的，因为当时有《现代汉语词典》，怎么还要再编一本呢？自然再有一本就更好，并不矛盾。推广规范，语委有直接责任（他走之前是语委副主任）。编出来以后，读者反映不错，这本词典有它的特色和用处，所以增强了信心。读者反映很重要。

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要发挥大家的力量，一个人不能“十项全能”。发挥大家的力量就有团结人的问题，大家常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李行健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他很爱才，胸怀宽广，他能够以身作则，他自己又懂古代汉语，懂方言，懂社会语言学，遇到什么问题他能够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不是自己说一不二。但还要有一元化领导，如果大家都来拍板就会出现问题。有时候编写组来问曹先擢问题，他说了自己的意见后，交代你一定要向李老师汇报，李老师点头后才能进入词典，最后必须由一个人拍板，要维护这个词典的质量。他佩服李行健，坚持不懈二三十年在那里工作，没早没晚，他的身体其实也不是很好，但能够注意安排。现在词典的影响正在逐渐扩大，曹先擢很高兴，很多出版社都要求他们编这个编那个，现在是窗内吹喇叭，名声在外了。

曹先擢当着别人常说，没有行健，“词典”搞不出来，没有他也坚持不下来。环视一下，编词典要有一个摊子，要有人，他们同《现代汉语词典》不一样，它是国家投资，国家有编制，但《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没有编制，也没有经费。李行健有党性观念，处处希望有党组织领导。顾问中有一些高水平的领导，也有学问不错的学者，但谁去把这些力量争取过来发挥作用，在曹先擢看来，这件事只有李行健能做。编了多少书，用数字可以统计出来，但是它的社会影响可就难以估量了，可以说是很大的。

现在又接受国家任务，搞海峡两岸合编词典，这可是一件大事。最初我也参加了这项工作，后因身体不好，就不能同他们一起干了，非常遗憾。一个民间组织形式，和台湾合作，政策性和学术性很强。李行健能把这些笼起来，相当不容易，人家得服你才行。李行健常去台湾开会，这换个别人试试，不光政策上不能捅娄子，在工作经验上，在学术上也得有一定水平，总的来说做得很好。这就为国家分忧，为国家办事了。现在这个局势，海峡两岸合编词典意义非常重大。李行健要顾好几头，人员流动、待遇和生活等都要操着心。人各有专长，主编要心里明白，我用你所长，你的所短，我不跟你争，我也不采纳。李行健就有这个本事。这是很不容易的，李行健这个领导不是书呆子，也不是一个拿着权力乱用的人。

说起《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编写组和李行健，曹先擢是很有感情的。他说李行健是一个人才，能够开拓局面，是一个方方面面都能照顾到的人。他精力充沛，学术界的人很熟悉。曹先擢想到的事就一定跟李行健说，有时候甚至他不想做的事，李行健让他做他也做了。比如，曹先擢这个人不喜欢出头露面，但李行健请他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讲话，曹先擢就说：你是主编：让我去讲行吗？李行健说：你是顾问，请你讲你就去讲吧。为此曹先擢认真拟了稿，他要对《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恰当评价。知识分子爱挑别人的毛病，总自以为是，总以为自己的好，取得共识真的很难。

曹先擢忧心的是，李行健岁数也不小了，他有时说李行健可不要累着。这里有个带帮传的问题，年轻一些的同志，要在李老师指导下，把重担挑起来，把下几步棋下好。这个事业还要发展，还要继续。在曹先擢看来，李行健应该获得辞书终身成就奖，他其实早就够了，但在当时就是评不上。自然李行健并不在意这件事。

李行健在香港大学演讲，介绍《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现代汉语规范字典》授权香港出版签字后合影。前左二李行健、前右二黄金富。

马来西亚举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系列书展。左起：王治强、余志鸿、李行健、王铁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