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式激励动员

一、目标式激励动员

法国心理学家勒庞研究法国大革命之后得了结论：“在整个大革命过程中，革命理想的刺激不断地被夸大，并产生了向行动转化的要求。当自然进化的进程跟不上思想的激流勇进时，狂热的革命就会超越它，大踏步地把它扔在后面，把它连根拔起，踏过它破败不堪的废墟前进，奔向乌托邦的顶峰。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强有力的道德感和令人窒息的权力极力地充斥所有的真空，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恐怖的平衡。”⁽¹³¹⁾勒庞的结论对分析中国政治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共和国建立伊始，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实现了千年做主人的梦想。原来潜藏在心底的激情被重新焕发出来，真有一种“仿佛用法术般从地下唤出的生产力”一般，建设热情空前高涨，全国各地到处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气象，人们恨不得一下子就实现旧貌变新颜。随后推进的社会主义改造，也以大大超乎预料的速度取得了成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自国家最高领袖，下至普通百姓，沉浸在一种成功的兴奋之中，低估了经济建设的艰巨性，误以为能用革命手段，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进行经济建设。所以，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匆匆结束，所取得的成果还没有来得及巩固的情形下，又快速推进合作化运动。当然，针对急躁冒进中出现的问题，党内的一些高级领导人，如周恩来、邓小平、薄一波、邓子恢等有清醒的认识并力图采取措施来修正，但这种修正努力遭到了毛泽东的反对。毛泽东认为，周恩来等正确主张是“促退”而不是“促进”，没有得到采纳。在毛泽东的极力推动下，全国上下掀起了大跃进高潮，数个影响深远的目标导向性动员口号就这样横空出世了。

吹响狂热大跃进冲锋号的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它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另一方面它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身规律。尤其是宣传工作重在“多”和“快”上，轻视了“好”和“省”，客观上推动了大跃进盲动行为。但“总路线”由于内容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很快为群众掌握，很长时间内成为动员人民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口号。

在国家层面，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即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十五年赶上英国”号召，要做到“全党全民齐动员，要叫卫星飞上天，书记大员上前线，男女老少干得欢，大干苦干拼命干，真正英雄看今天，为了卫星早升起，要把美英抛后边”。⁽¹³²⁾在全面突击生产中，为了争取年产钢1070万吨，进行全民总动员。提出“全党全民总动员，苦战一百二十天，为超额完成钢铁生产任务而奋斗；以钢为纲，把其他工业生产带动起来，为全面完成今年工业跃进计划而奋斗”。⁽¹³³⁾从此，元帅升帐，大跃进飙升。⁽¹³⁴⁾在中央提出奋斗目标之后，全国各行各业当然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也争先恐后地提出自己的奋斗目标。河南省禹县提出“全党全民齐动员，要叫卫星飞上天，书记大员上前线，男女老少干得欢，大干苦干拼命干，真正英雄看今天，为了卫星早升起，要把美英抛后边”、“钢铁卫星飞上天，全县人民意志坚，日夜突击拼命干，胜利冲破八重关”⁽¹³⁵⁾、“元帅不升帐，挖铁不停止，‘卫星’不上天，绝不离矿区！”⁽¹³⁶⁾。

在工业战线展开以产钢为主要奋斗目标的同时，农业战线也开展了大跃进运动。中国是个传统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又占绝大部分，在举国范围内开展大跃进，当然，农业也成为主战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长江、黄河是农业浇灌的主要水源，所以，农业奋斗目标的比喻总是习惯于用长江、黄河来作比拟，长江比黄河重要，因此，黄河也就变成了低一级指标的代名词，长江是更远大目标的替代语。如殷维臣代表在谈北京黄土岗农业社今年生产大跃进的雄心说：“我们的战斗口号是：‘跨黄河、过长江，争取全面水利化，旱地不改完，我们不过年。’”⁽¹³⁷⁾

在那个火热年代，各行各业内部也开展竞赛活动，“学习××，赶上××，超过××”这样的竞赛口号，显示出一种不平凡的气概，能展示本单位英雄豪气，自然备受青睐，在当时标语口号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在激情满怀地提出了很多难以实现的奋斗目标之后，囿于条件的限制，在相当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只好求助于发挥人的精神能动性了。人具有精神能动性，精神能动性对物质生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有限度的，要是超过了一定的度，那就变成了精神决定物质，实实在在的唯心主义了。但在当时，充满唯心主义色彩的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语言比比皆是。“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向大自然宣战！”。在激情燃烧之下，原定完成任务的时间一再提前，纷纷发表誓言，“苦干”、“大干”、“拼命干”……是最常用用语。如“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咬紧牙关，苦战五年；十年指标，一年完成”⁽¹³⁸⁾、“苦干一年，实现纲要，苦干五年，赶上江南”⁽¹³⁹⁾、“鼓足干劲创奇迹，力争上游保红旗，苦干巧干坚决干，困难压不倒英雄汉，是英雄是好汉，必须突破小麦三千斤关”⁽¹⁴⁰⁾、“鼓足干劲争上游，三步并成两步走，两天农活一天完，力争亩产双千斤，不达目的不罢休！”⁽¹⁴¹⁾、“八年渐变，两年突变，十年赛过五千年”⁽¹⁴²⁾、“跃进、跃进、再跃进，废钢旧铁变黄金；多献、多献、再多献，社会主义早实现”⁽¹⁴³⁾、“回汉农民一条心，心心向着一千斤，苦干大干加巧干，不获全胜不收兵”⁽¹⁴⁴⁾、“革命干劲冲破天，誓破生产三大关，跃进计划定完成，保证质量和安全，红旗竞赛满堂红，不达目的心不甘，人人争取进北京，迎接国庆十周年。”⁽¹⁴⁵⁾

规律是客观，人只能认识规律并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否则，会受到规律的惩罚。大跃进是严重违反经济规律之作。经过大跃进“政治热情高烧”，随后，我国即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政治热情也开始降温。从此，政治动员激励的标语口号有所减少，但还没有脱离空头政治式动员。

1973年作为我国最具权威导向的《人民日报》刊登了陕西省长安县的口号：“想社会主义全局，创世界革命大业，大打农业翻身仗，誓把长安变昔阳。”⁽¹⁴⁶⁾在次年，又刊登了北京市平谷县提出的一句典型口号：“学大寨赶昔阳，狠抓路线斗争纲，苦干实干加巧干，力争粮棉过‘长江’⁽¹⁴⁷⁾。”农业战线空头政治现象存在，在工业战线上也不例外。鞍钢在计划经济时期，一直是我国工业的排头兵，他们所提出的口号具有导向性和典型意义。1974年鞍钢中型轧钢厂党委向全厂发出“批林批孔促大干，停产两天，任务不减”的战斗口号，仍然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从事经济工作。⁽¹⁴⁸⁾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加务实。政治动员性的标语口号发生了以下变化：

第一，政治鼓动性标语口号大幅减少，一般只针对关乎全局的大政方针才提出一些口号来。如：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

“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

“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¹⁴⁹⁾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地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胜利前进！”⁽¹⁵⁰⁾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团结动员全国各族职工为实现我国跨世纪宏伟目标而奋斗！

“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改革、发展、稳定中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

“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十五大精神，夺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

第二，经济建设类动员标语口号逐渐增多。“发展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现代化，这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政治”⁽¹⁵¹⁾。随着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经济类动员性标语口号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量，有时，即使是政治问题，也是要从经济建设的角度来思考。这时期推出了诸多标语口号，如“力创百亿，争当百强，全面振兴，实现小康”⁽¹⁵²⁾、“要脱贫，先养禽”、“要致富，先栽树”、“经济迈大步，集资先修路”、“粮食创高产，先扩水稻田”⁽¹⁵³⁾。青藏铁路建设者提出“建造世界一流高原铁路”、“挑战生命极限，创建精品工程，打造世界亮点”⁽¹⁵⁴⁾。长江三峡工程自开始即提出“一流工程、一流质量、一流管理、一流文明施工”的要求⁽¹⁵⁵⁾。京九铁路大军豪情满怀地宣誓，要“全力以赴，会战京九，大干三年，铺通全线！”⁽¹⁵⁶⁾。

第三，标语口号种类多样化，语言更加人性化。如河南郑州巡警郑重向社会承诺：“有困难请找巡警”、“巡警的责任就是帮助每位需要帮助的人”、“巡警就在你的身边”、“巡警会用生命保护你的利益”⁽¹⁵⁷⁾。中国乒乓球队为备战2000年奥运会，在训练时要求自己“争分夺秒，攻克难关，千禧新年，勇夺女团；团结拼搏，勇挑重担，坚守阵地，誓夺男团”。⁽¹⁵⁸⁾关于植树造林，提出“深入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和“大力植树造林建设秀美山川”⁽¹⁵⁹⁾。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保护环境是一项基本国策”、“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保护珍稀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等宣传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