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毛泽东学习用幽默的语言来调节气氛

第十三章　跟毛泽东学习用幽默的语言来调节气氛

Chapter 13

以幽默力量能帮助自己和别人松弛紧张的情绪，增进精神的活力。人们常常以为疲劳纯粹是身体上的，其实更多的是心理或情绪上的压力加在身体的疲惫上，而并发问题。这时，以充满幽默力量的方式就能使人精神为之一振，紧张得以缓和。

——特鲁·赫伯

在人类的社会交往中，交际（主体）对象、交际场合和交际气氛是交际中最重要的三大因素。在这三个因素中，其中有一项发生了变化，如果交际者没有恰当地把握和调整，那么交际的情境就会大变，交际的结果也会截然不同，很有可能影响交际的成功。大家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你到一个经常去的地方或者比较熟悉的地方，你就会觉得心理上有底，不那么害怕；而当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场合，你可能就会心神不定，忐忑不安，在参与交际与交谈时就会显得非常紧张；同样，如果你在一群或几个经常接触的朋友与亲友面前，可能会无拘无束，侃侃而谈；然而一到了陌生的人面前，或者一到了比你地位高、身份尊贵、权威性较强的人面前，你就可能会一反常态，显得非常的拘谨、恐惧，原来不害羞的也变得害羞了，原来口若悬河的也变得语无伦次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人类的自卑心理在作怪。当人们与和自己的身份、阅历与能力相仿的人在一起时，就会觉得他们与我一样的，彼此彼此，谁也不比谁强多少。而当与比自己能力大、学问深、地位显、威望高的人在一起时，心中潜在的自卑心理就会显现出来：他什么都比我强哟，我可要格外尊重他，尽量的少说话，以免让人笑话，说不好还会得罪人家，再弄不好人家还会收拾我啊。就这样，你这种心理越强化就越害怕，所以就显得异常的紧张，有的严重一些的简直是紧张到了手足无措的地步。这样下去，交际的气氛就会很紧张，很尴尬，很僵化，正常的交际目的就很难达到。而这其实对于交际双方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需要交际主体双方的共同努力，有自卑心理的一方要注意克服这种“社交恐惧症”，摆正交际心态，心里要抱着一种信念：名人也是人，有学问有地位的人也是人，不过是他们比我先成长了而已，我要尊重他，但也不要仰视他；有时也得有点阿Q心态：他这方面比我强，可他那方面还不如我呢。这样可能就会少一些自卑，多一点自信。而交际的另一方，作为能力大、学问深、地位显、威望高的名人名流们，则要努力地戒骄戒躁，谦虚谨慎，时刻牢记自己也是一个普通平常的人，不要骄傲自满，自高自大，盛气凌人，要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尤其对比自己差的人更要态度上友好亲切，语言上要温和礼貌。在这方面，毛泽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现了亲民爱民的伟大人格。从他的地位、权力、学问及威望的角度来看，与他交际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他的下属。而他对待任何一个下属，不论是和他一同打天下的老帅、将军、战友们，还是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亲属朋友，或者是和他素不相识的普通百姓们，他都会运用幽默诙谐的语言与其融洽相处，形成一种温馨和谐的交际场。尤其对待普通工作人员及普通百姓，他更是善解人意，体谅他们对自己的过分崇敬而形成的自卑与恐惧，总是运用温和亲切幽默生动的话来调节谈话的气氛，打消与解除他们的紧张情绪和“社交恐惧症”，让交际活动更加自如，更加和谐，更加顺畅。

1．我们的队伍太多了，人马太多了，对不住大嫂了。

毛泽东转战陕北时，在一天夜间进入田家湾。十几个同志与毛泽东挤在一座窑里睡，房东大嫂不安地一再说：“这窑洞太小了，地方太小了，对不住首长了。”

毛泽东听了这话，模仿着房东大嫂说话的节律喃喃道：“我们队伍太多了，人马太多了，对不住大嫂了。”这一番话说得房东大嫂和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一阵会心的笑声，打消了房东大嫂的顾虑。毛泽东就是这样善于用幽默来调节气氛。

毛泽东和大嫂的对话之所以引起了一阵笑声，全在于毛泽东模仿大嫂的语气语调来选择词语。这在修辞学上叫作仿拟的方法。仿拟，就是故意将对方或原来现成的词、句、篇临时仿造一个新的词、句、篇。它可分为仿词、仿句、仿调。毛泽东所运用的就是仿调。从本质上看，两个人的道歉都是一种真诚的客套。因为窑洞的大小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大和小是因为住人的多少而论的。比如要住一个人，这窑洞还太大了呢。这位大嫂不怪人多而怨自己的“窑洞太小了，地方太小了，对不住首长了”，因而心里不安，这是对共产党解放军的一种真情的爱护。而毛泽东机敏地借大嫂的话说出了问题的另一面：“我们队伍太多了，人马太多了，对不住大嫂了。”这既表示了对大嫂的谢意，又表示了对大嫂的歉意，同时话中洋溢着自豪而乐观的情绪。他模仿着大嫂的语气腔调，只是改换了一下人称，将大嫂说的“窑洞”、“地方”改成了“队伍”、“人马”，将“太小”改成了“太多”，就使谈话具有了如此丰富的内涵，增添了如此浓厚的情趣，起到了如此幽默的效果。

2．最后一条！

在延安的一次演讲会上，当演讲快结束时，毛泽东掏出一盒香烟，用手指在里面慢慢地摸，但掏了半天也不见掏出一支烟来，显然是抽光了。有关人员十分着急，因为毛泽东的烟瘾很大，于是有人立即动身去取烟。就在他们还没有回来时，毛泽东仍然是一边讲着，一边继续摸着烟盒。好一会，毛泽东笑嘻嘻地掏出仅有的一支烟，夹在手指上举起来，对着大家说：“最后一条！”

话音刚落，会场上就响起了一阵笑声和掌声。

这里，毛泽东说的“最后一条”，既是指他要讲的最后一个问题，又是指这是最后的一支烟。一支香烟，也可以称为一条香烟。因此，毛泽东充满机智地用了一句双关语，既是对自己掏了半天才掏出烟来的尴尬与窘态的掩饰和自我解嘲，又表达了他的讲话快要讲完了的意思。可谓顺手拈来，合情合境，一语双关，妙趣横生，全场听众的倦意就在这会心的大笑声中一扫而光了。

3．我看你该改名，你就叫“翻山岗”好了！

一天，毛泽东率领昆仑纵队刚刚登上一座光秃秃的小山岗，迎面碰上了骑马而来的新华社社长范长江。范长江连忙跳下马，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毛泽东的手。

范长江与毛泽东等是在延安撤离时分别的。这一见大家如久别重逢，战士们纷纷围了上来，向范长江打听其他部队的转移情况。

这时，毛泽东扬了扬手里的柳木棍，指着周围的群山，风趣地说：“哦，你这长江也流上西北高原上来了！”顿时，一阵欢笑声在这群山中回荡着。

毛泽东一边笑一边又接着说：“范长江呀范长江，我看你应该改名，你就叫‘翻山岗’好了！”

在毛泽东的眼里，任何一个名字都是创造幽默的最佳材料。何况像范长江这样特别有诗意的名字！于是，毛泽东运用了衍释姓名的方法，他先用范长江名字中的“长江”来了个比拟（拟物）和双关的综合运用——“你这长江也流上西北高原上来了！”这里的“长江”既是指长江，又是指范长江，一语双关。同时，一个“流”字就将范长江变成了真正的长江！这脱口而出的机智与幽默，充分显示了毛泽东的语言修养与敏捷思维，真是让人惊叹不已！

最后一句，毛泽东还是在“范长江”的名字上大做文章，他一方面根据“你这长江也流上西北高原上来了”的话的意思，一方面利用范长江名字的谐音，别出心裁地给范长江改了一个名字叫“翻山岗”，这样，从“范长江”到“翻山岗”，一个非常文雅庄重的名字变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名字，于是，幽默的谐趣和戏谑的意味就真如那滚滚长江水一样源源不断地奔涌而出了。

4．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

傅作义先生是率领50万官兵走到人民阵营来的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他的这一义举使北京和平解放，也使这个千年文化古都和200万居民的生命财产免遭兵焚之害，应该说傅作义先生为中国人民立下了大功。但他总认为自己对人民负有罪责，应受到惩处。同时对如何安排处理自己的原有人员仍有顾虑。然而，一次与毛泽东的会面让他彻底打消了这个想法。

1949年2月21日晚上，毛泽东在西柏坡村接见了傅作义先生和邓宝珊先生。一见面，毛泽东便亲切地双手握住傅作义的手，愉快而风趣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毛泽东的话就像一缕温暖的阳光照到傅作义先生的心里，使他起义后一个月来积聚在心头的顾虑顿时冰消雪化。

在这里，毛泽东运用对比的语言方式营造了幽默而亲切的气氛，化解了本可能出现的尴尬。

毛泽东知道，他过去与傅作义是两个对立的党派，是你死我活地在战场上搏斗着的敌人。傅作义是在解放军大兵压境，被反复做工作的情况下才使北京获得和平解放的。他心怀顾虑是很自然的，负疚、负罪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今天，战争已成为过去。今后更需要过去的敌人成为同志，精诚合作，为新中国的建设共同出力。于是，身为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亲自找上门来与傅作义“认亲”来了。一句“过去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的“认亲”话完全出乎傅作义先生的意料，让他深受震动，倍感亲切和温暖。毛泽东先确定了过去两人的关系——敌我双方的关系，然后用一句俗语确定了两人现在的关系——难舍难分的姑舅亲戚。在“过去”与“今天”的对比中，在对“今天”关系作了“姑舅亲戚”的通俗的比喻中，将不同时间、环境两人关系发生的变化轻松地说了出来，这轻松的话语与和谐的气氛本身就是一剂良药，顿时让傅作义如释重负，很快就缩小了两人——两个过去的敌人之间的距离，密切了两人的情谊，使得傅作义心悦诚服地拥护共产党的政策，焕发出为国家建设竭尽全力的热情和积极性，在新中国的水利事业上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5．说话么，会说话的木头才叫木奇，对不对？

1950年6月的一天中午，毛主席的警卫连的通讯员张木奇在玉泉山附近与毛主席在一山间小道上“狭路相逢”了。这是他进京以来第一次与毛泽东照面。这条路只有几尺宽，中间是方砖，砖旁是卵石，路面都被他们占满了。

张木奇发现毛泽东的目光落到他的身上，不由得退向路边杂草丛中，差点摔了一跤，神情十分狼狈。只见毛泽东猛地加快步伐，直朝着他走来，远远地伸出一只手道：“小鬼，你好么。”张木奇又不由自主地退了半步，后来便突然清醒过来，赶忙身体前倾，连走几步，用双手握住毛泽东的一只手，脱口喊出一声“毛主席”，便再也说不出话来。

毛泽东用湖南话问：“小鬼，叫什么名字啊？”张木奇仍很紧张，一时答不上来，脸憋得通红。身边的一名警卫干部介绍说：“这是警卫连的小通讯员张木奇。”“噢，哪几个字呀，你写写看。”毛泽东将大手摊在张木奇面前。张木奇用右手食指在舌头上沾湿，便在毛泽东的左手上写了起来。毛泽东边看着手心边念道：“弓长张，木头的木，大可奇。噢，张木奇，对不对？”张木奇用力点点头。毛泽东笑着逗他：“说话么，会说话的木头才叫木奇，对不对？”身边的人一下子“轰”地笑了起来，张木奇也跟着笑了，那种紧张的心情也不知不觉地消失了。

这段话里，毛泽东所用的创造幽默的方法就是修辞上的析字法。析字法，就是根据字的形、音、义三个要素，将它们从各自不同的意义方面加以拆析、增损、组合，在新的变化中得出新奇的意思，从而产生幽默的趣味。当张木奇因为惊喜与紧张而憋得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时，毛泽东借助他的心态和情状，析字会意，借名发挥，用析字的方法将他的名字析成了“弓长张”、“大可奇”，随后就开始他的幽默演绎：“会说话的木头才叫木奇，对不对？”一语道出了两重意思：表面是说“木头”本不会说话，如能说话才是奇特出众的木头；而真正的意思则是：敢于说话才是一个好的“木奇”，才名实相符。这话中既有善意的玩笑与含笑的讽刺，也有热情的鼓励和真诚的希冀。如此活泼有趣的谈话，怎么不让人扔掉紧张拘束和不安的心情而化为快乐的笑声呢？

6．不管你有几封信，不“开封”你就看不到信哟。

一次，李银桥领着新卫士封耀松见毛泽东。毛泽东正坐在一张藤椅上伏案阅读。

“主席，他来了。”卫士小声报告。

“唔，你叫什么名字啊？”毛泽东仍在看书，连问两遍都没听到回答，便缓慢地扭过头来。

封耀松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激动得不知所措，痴痴地僵立着，眼泪却像小河一样淌下来。

毛泽东起身走到他身边，大手轻轻地按在他的头顶上，将头发轻轻地揉搓几下然后说：“嘿，还是个娃娃呢。”

这时，封耀松才胆怯地也是本能地叫出一声：“毛主席！”

“嗯，”毛泽东点点头，“你叫什么名字啊？”

“封耀松。”

“噢，那你是不是河南开封市那个封？”

“不是的，是一封信两封信的封。”

“哈哈哈。”毛泽东一阵开心的大笑，手指头按在他胸前第二颗纽扣上，“不管你有几封信，不‘开封’你就看不到信哟。那是一个字，懂了吗？”

封耀松眨眨眼，不懂装懂地点点头。

这是由于封耀松知识上的误区而引发的幽默的谈话。当毛泽东问他“是不是河南省开封市的封”时，封耀松断然否定：“不是的。”因为他只知道他的姓和“一封信两封信的封”一样，却不知道还和“开封市那个封”一样。毛泽东便借他说“一封信两封信”的话茬儿，利用“开封”的双重意思顺势说道：“不管你有几封信，不‘开封’你就看不见信哟，那是一个字。”这里，毛泽东运用了一种换义的修辞方法。换义，就是利用词语的多义性，在一定的语境中，将原来表示甲义的词语换过来表示乙义，并使两种意义相互关联。这段话中的“开封”表面上指的是拆开信封，实际上是指开封市。毛泽东的话既接上了封耀松的回答，又巧妙地利用换义与前面提到的地名“开封”联系到了一起。既生动有趣，又寓教于趣，也令人感到他和蔼可亲。

7．高丽参？……你可要给读者多补一补，不能只补自己哟。

这天上午，毛泽东在贺龙、陆定一的陪同下，来到了晋绥军区司令部的接待室。他要在这里接见《晋绥日报》的编辑人员。

毛泽东兴致勃勃，一见到报社的编辑人员，便高兴地向大家说：“办报，你们是先生，我只是一个读报的学生，今天，是学生来拜先生的。”

随后，毛泽东说笑着同编辑人员一一握着手，并询问每一个人的姓名。当听到一个姓阮的同志时，毛泽东风趣地说：“啊，今天遇到了梁山泊的阮氏英雄，你是阮老几啊？”当听到一个叫水江的名字时，他幽默地说：“那你可不缺水喽。怪不得你们的报纸办得这么好，原来有你这个高水平。”而后，毛泽东又握住了一个叫高丽生的编辑的手，毛泽东诙谐地笑了：“高丽参？哈哈，是朝鲜人，还是朝鲜产的高级补品，你可要给读者多补一补，不要只补自己哟。”

在这段话中，毛泽东非常机智也非常巧妙地运用了析姓衍名的方法，利用对方姓名的字面来做出另外一种与之风马牛不相及的解释。这个方法是毛泽东幽默艺术手段中最常用的一种。你瞧，姓阮的与《水浒传》里的阮小七、水江与高水平、高丽生与高丽参，这些本没有一点关联的事物，被想象丰富的毛泽东硬是组织在了一起，他推衍分析的结果与原来的姓名或形成了很大的落差，或让人觉得非常的意外，于是就构成了幽默与风趣的意味。正是毛泽东的一句接一句充满幽默感的话，打消了编辑们的拘泥，活跃了现场的气氛，让小小的接待室内笑声阵阵。也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发表了日后非常有影响的文章——《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8．贺老总爱马，陈老总爱诗，彭老总喜欢泼冷水。

延安胡宗南部被消灭后，毛泽东召集彭德怀、贺龙、陈毅讨论下一步军事问题。陈毅来迟了，不让李银桥去报告，却冲进门来个自我报告：“报告主席，陈毅前来报到！”还敬了个军礼。

这时，李银桥给他送来一双拖鞋，陈毅指着他继续笑道：“哪个要你报告哟，二十年前我陈毅就向主席报告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哪个报道敌军宵遁？就是我，陈老总！你知道不知道主席写的那首诗？”

李银桥摇摇头。

“你不知道我讲给你听。敌人打炮，主席认为敌人要进攻，其实呢，是我们的部队回来了，敌人闻讯就打炮撤退……”陈毅的话止不住。

“胖子，你跑坏两部车就是跑来做诗呀？”彭德怀叫起来。

“好好好，不说了。”陈毅穿上毛泽东的拖鞋，自嘲地笑道：“我这个人哪，学会了带兵，就是没学会管住这条舌头。”

“贺老总爱马，陈老总爱诗，彭老总喜欢泼冷水。”毛泽东不失幽默地作了个小结。大家一齐大笑起来。

“贺老总爱马，陈老总爱诗，彭老总喜欢泼冷水”这句话为什么会产生幽默的趣味？为什么会让人发笑？就是因为毛泽东将“马”、“诗”、“冷水”这三样不是同一类别、同一范畴的内容或词语生拉硬扯地组织在了一起，这就违反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原则：并列使用的概念必须是同一属下的同级种概念。在修辞学上，这种方法也叫“杂糅”。正是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几个概念和词语的非常规组合，才让人觉得不伦不类，滑稽可笑。

试想一下：如果毛泽东这样说：“贺老总爱马，陈老总爱牛，彭老总喜欢羊。”这就将三个同一类别、同一范畴的内容（动物）放在一起并列来说，这是一种正常的表述，当然也就无所谓幽默可言了。

9．你呀，“儒”在手心就够了，天下无敌。

解放战争时期，有一次，毛泽东和彭德怀、贺龙、陈毅一起谈起当前的战局，谈到高兴处，毛泽东用手指着他们几个人说：“这叫老总见老总，老蒋头发懵，他打我的两翼，重点进攻，打来打去打出一个我们的大反攻，我们有几位老总，他的日子长得了？”

陈毅说：“全靠主席运筹帷幄。”

毛泽东笑道：“还仗将军决胜千里。”

彭德怀对旁边的贺总笑道：“这两人到一起就转文。”

贺总忙说：“我们‘儒’不进去哟。”

毛泽东看看贺龙笑道：“你呀，‘儒’在手心就够了，天下无敌！”

原来，贺龙打仗时，常把名字写在传令战士的手心里，战士传达命令时，就会举手出示贺龙的亲笔签名。经毛泽东这么一解释，老总们都不由开怀大笑起来。

在这段幽默的对话中，毛泽东其实运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来构成幽默情境。

其一，当陈毅说出“全靠主席运筹帷幄”时，毛泽东非常快地就回答他一句“还仗将军决胜千里”，显然这形成了一组对偶句，也是运用修辞方法创造幽默的一种。“还仗将军”对“全靠主席”，语言对仗非常工整；“决胜千里”对“运筹帷幄”，是将成语或俗语中的“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分开取出，集句成对，尽管用词上稍欠工整，但也算意义和意境上的工对。这两句话如果单独地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什么幽默的味道。但是如果将两句话联系到一起来看，这样的对偶句式一般只是在书面语上出现，常人生活交际中很少用这样的对偶句来说话，所以就有一种新颖新奇的感觉，就会让人看到一种来自雄才大略的领袖与威武将军的优雅的机智，洒脱的性情，超凡的风趣。

其二，第二段对话的幽默其实是贺龙创造出来的。当彭德怀看到毛泽东与陈毅两人咬文嚼字地对句时，就对旁边的贺总笑道：“这两人到一起就转文。”而贺总说：“我们‘儒’不进去哟。”这中间的“儒”字，就是一个幽默的用法。在修辞学上叫“转类”，就是将原来的词的词性变作他用的方法。也就是古汉语中的词的活用。在这里，“儒”本身是名词，贺龙却将它用作动词，用一句“‘儒’不进去”表达了自己不能进入这样的儒雅、风雅与文雅之气的意思，同时善意地调侃毛泽东与陈毅的咬文嚼字你诗我对。于是，毛泽东顺手牵羊，借着这个“儒”字大做文章，同样用了转类的方法，说贺龙“你‘儒’在手心就够了”。这句话本身就因词义的活用有了一种灵动的幽默感。加上这里还含有贺龙在手心上写字的趣事，两者相辅相成，就将幽默的韵味推到了一个极致和高峰。

10．那我们就只争朝夕地进屋吧。

1950年秋的一天下午，毛主席请邵力子和傅作义到他中南海的住处。二人准时到达。当傅作义下车后，前来扶邵力子下车时，毛泽东已经出来迎接他们了。毛泽东神采奕奕地迎上前，和二人一一握手，并说道：“欢迎，欢迎，先生和将军都很准时呵！”

邵力子先生说：“主席是珍惜时间的人。”

傅作义将军则说：“军人第一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第二是以时间的准确为生命。”

毛泽东笑眯眯地说：“那我们就只争朝夕地进屋吧。”

说着三人来到客厅门口。毛泽东示意客人先进，两位客人却互相谦让着。毛泽东朗朗一笑，说：“客不进，只有主先行了。”边说边领先走进了客厅。

“只争朝夕”，是毛泽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词下半阕中的一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句词表达了毛泽东认为人生短暂、世界变化太快、人更应珍惜时间的思想观念。只争朝夕，就是连一早一晚的时间也要珍惜，也要抓紧，分秒必争。毛泽东将这句表示珍惜人生珍惜时间的“只争朝夕”一词用在了请人进屋子的小事上，实际是运用了降用的修辞方法，来了个大词小用，于是就营造了一个幽默风趣的氛围。如果他要说“那咱们就快快进屋吧”，那显然就毫无意趣可言了，当然那也就不是毛泽东的本色了。

11．你是不是饿的？

50年代初期，有一天毛泽东视察海军，参观了许多舰艇后，心里很高兴。在接见海军官兵时，指战员们整整齐齐地列队甲板等待检阅，气氛严肃。这时的毛泽东集共产党主席、共和国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于一身，在全国人民心中有无比威望。穿着他那大头棕色皮鞋从队前走过，厚重的皮鞋底敲击甲板像历史车轮滚过一般声声撼人心魄。行注目礼的官兵紧张、激动、兴奋，个个身体绷得如铁板一样。

突然，毛泽东在一名黑瘦黑瘦的战士面前站住了，亲切地望着他。刹那间，记者做好了准备，海军首长也做好了准备，他们都料定毛泽东将发表重要讲话了，或是向战士讲一些有重大意义的带指示性的事情。战友们都从眼里流露出羡慕的神色，那名黑瘦的小战士胸膛有些起伏，随时准备用响雷一般的声音回答领袖的问话。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毛泽东用一种轻而柔和的声音问：“你是不是饿的？”战士一怔，不等回答毛泽东就先笑了。这个战士也有些明白了毛泽东的话的意思，一想起自己确实又黑又瘦，不由得也笑起来，战士们也都跟着开心地笑了起来！现场的气氛一下子从紧张严肃变成了热烈活泼。

毛泽东亲切地望着这位又黑又瘦的战士，突然说出一句“你是不是饿的”，这句话与大家期待的话一点不沾边，而且是绝对不适合在这种庄严的场合上讲的话。这种故意造成的意外让人的心理陡然落空，于是幽默的意境就出来了。这种方法可以称作声东击西法，或者也可以称作出其不意法。总之一个意思：在对方的期待中突然说出与之相反或根本无关的话，让对方在心理期待的落空中获得一种幽默的趣味。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领袖和政治家，更是一个口才高超的幽默家。许多人都知道，毛泽东常常在这种严肃的甚至有些紧张的场合，都会先说几句轻松风趣的话，让气氛活跃起来。因为他明白，只有在松弛的气氛下，群众或普通战士才能放松地听他讲话，他才能更好地达到沟通和宣传教育的目的。

12．哎呀，不得了啦，陈明仁的幽灵在大陆复活啦！

1950年初冬的一个午后，毛主席说要到天坛散散步去。车子开进天坛大门，在靠近路南的茶棚停下来。毛主席下车后，却没有散步，而是在茶棚里坐下来。因为是冬天，公园里游人很少，显得格外宁静。坐了一会儿，就觉得寒气袭人了，却还不见毛主席起身去散步。

等了片刻，驶来一辆小轿车。停车后，从里面急急地走下一个人来。他向毛主席行了一个军礼，抱歉地说来晚了。毛主席和客人握了手，然后就跟他一起开始了“散步”。这个客人就是原国民党军队的起义将领陈明仁。毛主席和他边走边谈，时时发出轻轻的笑声。

分别时，毛主席微笑着对陈明仁说：“咱们合个影吧。”随后又幽默地告诉他：“听说蒋介石在台湾给你开追悼会了，现在我们一起照相，老蒋见了一定会大叫，哎呀，不得了啦，陈明仁的幽灵在大陆复活啦！”

陈明仁大笑着说：“惯用伎俩，早就骗不了人。”

陈明仁是蒋介石非常器重的一个将领，在国民党将领中也比较有威望。陈明仁起义后，蒋介石为了让其他的将领不被陈明仁起义所诱动，为了掩饰自己众叛亲离日薄西山的惨淡景象，竟然假作不知，为陈明仁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将他视为“烈士”。毛泽东抓住这个可笑的事件，利用自己与陈明仁合影的机会，再加以合理的想象与发挥，就编造出了蒋介石的一段话来：“哎呀，不得了啦，陈明仁的幽灵在大陆复活啦！”这种带有夸张意味的虚假情境，当然给人带来了极大的轻松与极浓的谐趣。尤其是“幽灵……复活”的话，更让人觉得这件事的荒唐可笑——世界上哪有“幽灵复活”的事啊。

这里，毛泽东就是运用了无中生有、假言妄语的方法，编出了一通他自己想象中的却没有发生，或者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让人说出了一些虚假虚无的话来，而这个事情和语言正与蒋介石为活人开“追悼会”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与对照，在这种反差与不谐调中自然也就“编”出了幽默的意境。

13．我们也统统吃素食，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

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由莫斯科返抵北京。刚刚来到北京的梁漱溟也去车站迎接，他排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迎候队伍中的头一个。

毛泽东下火车后，立即就发现了他。毛泽东一边向他这边走过来一边大声说：“梁先生，你也到了北京，我们又见面了，你身体可好？你的家眷都来了吗？改日到我家做客，长谈，再来一个通宵也成。”

12日下午，毛泽东派车到西城辟才胡同接梁漱溟到中南海。在会客室彼此寒暄一番之后，毛泽东随即询问梁漱溟对国事有何意见。

梁漱溟随口说道：“如今共产党得了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不容易啊。”

毛泽东摆摆手，笑着说：“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他吸了一口烟，又接着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共产党靠大家，大家为国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

说话间已到了开晚饭的时候。毛泽东传话开饭，梁漱溟连忙表白：“我是食素的，有一两样菜就成，但您吃什么自便，不碍我的事。”

毛泽东哈哈笑了起来，接过话头大声说：“我们也统统吃素食，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

梁漱溟是现代著名学者，乡村建设运动的倡导者、教育家，也是中国著名的进步党外民主人士。毛泽东与梁漱溟是同年生人。早年梁漱溟在北大当教授时，毛泽东曾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他们从那时就相识，后来成为多年的老朋友，而且也非常谈得来。毛泽东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比较欣赏，曾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由于与毛泽东有这层关系，他在与毛泽东交谈时才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交际境界，一向以敢于直言而著称于世。在建国初期，他与毛泽东还没有根本的尖锐的冲突，两人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从他与毛泽东的对话就可以看出，梁漱溟在毛泽东面前毫无拘谨之态，非常随便自然。所以，当他说“我是食素的，有一两样菜就成，但您吃什么自便，不碍我的事”时，毛泽东随口就来了一句风趣的话：“我们也统统吃素食，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别看这句话不长，可这里，毛泽东却用了降用和双关两种修辞方法，他将“统一战线”这个政治性极强的名词用在了吃饭这件小事上，这是明显的大词小用；而同时，“统一战线”这个词对于他与梁漱溟的关系正好非常吻合、贴切，既暗示了他与梁漱溟的关系是党内领袖与党外人士的关系，也说明了他们在吃饭时要求的一致性和统一性。真可谓自然天成，水乳交融；一语双关，妙趣横生。

14．你可是我的父母官哟。

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华国锋被毛泽东特邀为列席代表，还让他在会上介绍了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的经验。这一天，毛泽东把华国锋叫到他的办公室。

华国锋第一次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很是受宠若惊，当时他仅是湘潭地委书记。因此，进门后他叫了声“主席”，便站在门口不动，好像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见此情景，毛泽东先在沙发上坐下来，又让华国锋坐在他身边。毛泽东微微笑了笑，然后拍拍华国锋的手说：“你可是我的父母官哟。”这一来，华国锋脸上泛起了红晕，虽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不自然地笑了笑。

毛泽东忍不住哈哈大笑：“你可真是个老实人。”

“父母官”，封建时期一般称地方官为父母官。这里的“父母”与我们平时心中的父母的原意没有关系。但它却是对待百姓如父母一样的好官的一种尊称。这个词现在已经基本不用了。毛泽东在这里用它来说华国锋，是因为华国锋是毛泽东的故乡湖南湘潭的地委书记，所以他就运用了移用的方法来了个古词今用，说“你可是我的父母官哟”。这样一说就立刻产生了诙谐风趣的效果，让原本非常拘谨的华国锋从紧张的气氛中得到了缓和和放松。

15．看，宋高宗的哥哥来了！

1957年3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接见了《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并针对他提出的“软些”的办报方针给予了批评。后来由于没有很好领会毛泽东的意思，赵超构写了一些杂文，毛泽东读后不很满意。同年6月，赵超构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又召见了他。他想到自己不是共产党员，又犯过不少错误，便提出辞去《新民晚报》总编辑的要求，毛泽东对他进行了批评和帮助，鼓励他继续工作。

1958年9月，毛泽东南巡到了上海视察。赵超构向市委负责人提出要见一见毛主席。毛泽东听后说：“好啊，我也想见见他。”

9月17日一大早，赵超构就来到了上海市委，一个秘书把他让进了休息室。他只好坐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不一会儿，市委管文化的副书记走了进来：“老赵，走，主席在等你呢。”

赵超构随他来到小会议室，一眼就看见了坐在中间沙发上谈笑风生的毛泽东。

毛泽东也一眼看见站在门口的赵超构。他笑了笑，环顾了在座的其他人，诙谐地向他们介绍说：“看，宋高宗的哥哥来了（宋高宗名赵构）！”

顿时，整个会场的气氛轻松活泼起来，赵超构原来的不安与拘谨也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毛泽东巧妙地抓住“赵超构”这个名字做文章，先是联想到历史人物宋高宗，此人姓赵名构。而既是“超构”，那么肯定要比宋高宗年龄大，于是他灵机一动地便将赵超构敷衍发挥成“宋高宗的哥哥”了。毛泽东运用了析字法而后巧妙地借题发挥，一句幽默风趣的笑话就在一瞬间完成了。如此巧妙而敏捷的联想，人们在笑过之后不能不为之叹服。

这句幽默的话对别人来说，可能就是一笑了之。而对赵超构来说，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试想，他曾因办报方针挨过批评，又因写杂文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因此，这次被毛泽东接见，心里的紧张和拘谨是别人想象不到的。但是，毛泽东就用这样一句诙谐的玩笑不仅活跃了现场的气氛，更让赵超构在心理上消除了障碍，心境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起来。

16．飞机停在机场是个肯定，飞上天空是个否定，再降落是个否定之否定。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的庆典活动。这是我国外交史上的一次意义重大的活动。

11月2日，毛泽东乘坐苏联派来的“图104”客机向莫斯科飞去。飞机开了不一会儿后，毛泽东突然对翻译李越然说：“你去把尤金叫来，我要跟他谈谈。”

尤金是苏联驻华大使，同时也是个哲学家，他和毛泽东两个人在北京就时常聚会谈论哲学问题，与毛泽东的私人关系不错。

尤金一进来，毛泽东便笑着作手势，请尤金在桌子对面坐下。

“你是位哲学家，又是老朋友，”毛泽东不乏玩笑地眨了一下眼睛说：“对不对？”

尤金带着哲学家的认真表情，沉着地点点头：“是的，我是研究哲学的，也够得上是老相识了。”

“那么，我给你出个题目怎么样？”尤金不自觉地抬起右手，手指从波状的头发里梳过一遍，哼了一声，说：“那好吧，争取及格。”

毛泽东依然带着那种诡秘而近乎玩笑的神情，说话的口气却显得非常认真：“方才我们在机场，现在上了天，再过一会儿又要落地，这在哲学上该怎么解释？”

尤金有些不解地一个劲地眨眼，大脑好像电影摄影机的快门似地闪个不停，终于作难地咧了一下嘴角：“唉呀，这我可没有研究过。”

“怎么样，考住了？”毛泽东粲然一笑，将下唇吸入嘴里轻吮一下，说：“我来答答试试看，请你鉴定鉴定。飞机停在机场是个肯定，飞上天空是个否定，再降落是个否定之否定。”

“妙，妙！”尤金不由笑起来抚掌喝彩，“完全可以这样说明。”李越然和其他陪行人员也一起大笑起来。

不论在什么场合，只要有机会发挥，毛泽东就会展示他无与伦比的幽默智慧。这段对话是一次闲聊，没有任何政治和功利色彩。毛泽东一生中就出过两次国，坐飞机的机会非常的少，而他却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借飞机起飞这一生活现象玩起了幽默：他将几个哲学术语巧妙地“借用”过来，用在了飞机起飞这个普通的生活现象上，使这一现象与哲学术语形成了一种不谐调、不对称的关系，引人发笑。于是，“借用”这一修辞方法又一次催开了幽默的蓓蕾，幽默之花在这里就悄然开放了。

17．我的腿和脖子都养得这么胖了，你们还说我缺营养？要把我灌成弥勒菩萨你们才高兴啊！

1957年12月，卫士马维回家，带回一个窝窝头，又黑又硬，掺杂大量的糠皮，马维低声对毛主席说：“乡亲们吃的就是这个东西，我讲的是实话。”

毛泽东的眉毛一下子拧紧了，接过窝窝头时手有些抖，他费劲掰开窝窝头，将一块放在嘴中，才嚼了几口，眼圈就红了，泪水一下子充满眼眶，第一口咽下，泪水就哗哗地淌了下来。不久，他招来后勤人员，吩咐他们压减他的口粮，全国人民生活一天不好转，他一天不吃肉。

七个月过去了，毛泽东由消瘦转到浮肿，脸、脖子、小腿的皮肤渐渐失去光泽，一按一个坑，好一阵鼓不起来。他毕竟太操劳了！警卫人员实在看不过意。一次悄悄地弄了一碗红烧肉，一起劝毛泽东吃。

毛泽东一闻那股香味，几乎垂涎欲滴，他太喜欢吃红烧肉了。他认为红烧肉补脑子，过去战争时期，每逢一次大的胜仗完毕，毛泽东总是像小孩一样向警卫人员“讨”一碗，然后津津有味地吃个精光。但是，这次他没有接，他不能接。他笑着对警卫说：“你们这是干什么，谁弄来的？”卫士一听毛泽东这话，知道他不会吃，急了，忙说：“主席，您太缺营养了，你看……”

“看什么，”毛泽东接过话头，“我的腿和脖子都养得这么胖了，你们还说我缺营养？要把我灌成弥勒菩萨你们才高兴啊！”说完他自己先笑起来，卫士们也笑得前仰后合的。

毛泽东的这句话运用了两种修辞方法：婉言与夸张，而这正是形成幽默的常用方法。婉言，就是故意不直接说出要表达的意思，而是用另外的词语将本意绕个弯路说出来。毛泽东没有直接承认因缺乏营养而浮肿，而是绕了个弯子，故意委婉地将“肿”说成了“胖”，从而否认了自己缺乏营养。这种明显的“假话”真说，就使真正的意思与语言形式之间造成尖锐的矛盾和明显的失调，幽默的情趣也就油然而生。而后来他夸张地用“把我灌成弥勒菩萨”的后果来形容自己营养的过多，表示出他坚持不懈与人民一样吃苦的决心。倘若换一种说法：“看什么，我这脚根本没有浮肿，我坚决不吃这碗肉”，这就非常平淡乏味，又何来幽默感呢？

18．他是个简化汉字的创始人呢！

1958年9月，毛泽东又一次来到南方视察。张治中也陪同毛泽东而行。

到武汉后的一天傍晚，毛泽东出外散步途中，正遇上张治中和他的秘书。张治中连忙拉着秘书介绍说：“主席，这是我的秘书余湛邦同志。”

余湛邦迎前一步，握着毛泽东的手，紧张而拘谨地自我介绍说：“我叫余湛邦，湛江的湛，联邦的邦。”毛泽东问：“是干钩于吗？”余湛邦赶紧说：“是人未余。”毛泽东笑了：“同姓很多哟。有干钩于，有人未余，有人则俞，还有虞姬的虞。”说到这里用手一指长江说：“还有水中的鱼，其鱼甚多呢！”大家哄然大笑，余湛邦的紧张、拘谨情绪也一扫而光。

毛泽东转过头来，望着张治中说：“文白，你先别笑。”又转向大家笑着问，“你们知道他为什么字名文白吗？”大家疑惑地摇摇头。

毛泽东却一本正经地解释道：“原来他青年流浪时曾做过预备警察，取名警魄，后来不干警察了，这个名字就不用了，可是取个什么名字好呢？他就从‘警’字中取一个‘文’字，‘魄’字中取一个‘白’字，成了‘文白’。他是个简化汉字的创始人呢！”

张治中和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气氛非常的活跃。

衍释姓名是毛泽东创造幽默的拿手好戏，在这方面他可以称得上是绝对的权威与专家！他的创造力与想象力的丰富简直让人叹为观止！你看，他能从张治中原来的名字“警魄”中想到将之拆分开来，并将其与张治中现在的字号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天衣无缝！

这一方面表示他对张治中的熟悉与了解有多么的详细，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中国文字运用是多么的得心应手，他对中国语法修辞学的学养是多么的深厚！你看，从“警魄”的字中他经过“分”而“析”之，得出了“文白”的来源，这是运用了析字的修辞方法；而后面一句“他是个简化汉字的创始人呢”，则是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方法，将张治中夸张成了“简化汉字的创始人”。就这样，经过毛泽东的一番析字，一番夸张，一番衍释，听话的人不哈哈大笑才是怪事呢。

19．雷声大，雨点小。

1958年11月，毛泽东到湖北视察。11月14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途经孝感火车站。毛泽东突然要求专列作短暂停留，他要找当地干部群众座谈农业问题。下午，孝感地委、孝感县委的部分领导登上了专列。孝感县妇女代表晏桃香是参加座谈的人员之一，她当时正患感冒，再加上心情格外激动，见到毛主席时话还没来得及说，就控制不住打了一个大喷嚏。“阿嚏”一声，唾沫星子一下子将坐在她对面毛泽东喷得满脸！大家顿时紧张起来，晏桃香更是紧张得瞪大了双眼。

然而，毛泽东却一点也没有发火，只是若无其事轻轻说了句：“雷声大，雨点小。”说完用手帕轻轻擦拭了被唾沫打湿的脸部，和蔼地说：“不要紧，我是六十多岁的老头子，不怕死的。人家说身经百战，我也是身经百战，你的一个喷嚏打得死我吗？你比美帝国主义厉害？比日本侵略者厉害吗？比蒋委员长厉害吗？”

大家听到毛泽东的幽默话语，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下来，尴尬的气氛在笑声中消失了。

一个人将自己的唾沫喷到了别人的脸上，是对别人的极大的不尊重。大家都知道一个非常有贬义的词——唾弃。顾名思义，就是唾着唾沫将他抛弃！这表示了对这个人的极大的鄙视和厌恶。然而，毛泽东没有一点发火的意思，他只是轻轻地笑着说了一句话：“雷声大，雨点小。”就将这场不小的误会与尴尬化解了。可贵的是，毛泽东这里没有简单地说“不要紧，不要紧”的话，而是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生动的比喻，将喷嚏比喻成“雷声”，将唾沫比喻成“雨点”，含蓄地说这个妇女的喷嚏声音挺大，可却没有多少唾沫。其实，毛泽东意思就是解释这个妇女并没有喷到自己脸上多少东西，没什么大不了的。然后，毛泽东用了一连串的反问，将小小的喷嚏的力量与美帝国主义、日本侵略者和蒋委员长相比，在这种根本没有可比性的具有极大的夸张性的对比中，风趣地说明这个喷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同时更是在安慰和安抚这个已经被自己“惹祸”惊呆了的妇女代表。就这样，毛泽东充满幽默与风趣的语言确实让这件突发的意外尴尬消失得无影无踪。事隔多年以后，这个妇女代表还对毛泽东主席的宽怀大度和平民情怀感激涕零，念念不忘。

20．这是我小时候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

毛泽东小时候曾随着母亲信佛拜神，可以说是到了虔诚的地步。他曾与母亲讨论过父亲不信佛的问题，认真地劝过父亲信佛；也曾为母亲的疾病到衡山南岳去拜过神。

1959年6月，毛泽东在罗瑞卿、周小舟等人陪同下，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乡。

第二天，毛泽东便来到自己的故居上屋场。当时，“毛泽东故居”已经对外开放接待参观者，原来的住户搬到了对门邻居家。毛泽东看到这一情况，惋惜地对周小舟说：“这里的房子空着不让人住，都挤到对门屋里去，我自己的房子自己作不了主。”停一会，他又说：“让房子窄的群众住到我的‘家’来。”

一行人鱼贯进外堂屋，停了下来。毛泽东身边的警卫员们纷纷到处观看。忽然，卫士封耀松指着堂屋南墙上嵌着的一个黑漆木龛，侧过头问毛泽东：“主席，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神龛，里面放菩萨。”毛泽东走了过来，站到神龛正下方，拱了拱手，风趣地说：“这是我小时候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

神龛本是拜神求佛的地方，而拜神这个事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宗教礼仪，与“工作”这个词根本不搭边儿。而在这里，毛泽东运用了移用的修辞方法，偏偏信手拈来一个“工作”这个表达正式的、庄重的事物的词，来表现这种宗教礼仪、个人行为，这不是与“工作”的本意产生一种极大的对比与不谐调吗？用别的领域的词来表现这一个领域的词，这种表面上的怪异与内容实质上的不谐调无疑会造成一种幽默的意味。

21．他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

1962年1月31日，章士钊、程潜、仇鳌、王季范等几人都在同一个早晨收到请柬，是毛泽东邀他们到家中小酌。章士钊等人被陆续接到了颐年堂前。

“今天请乡亲们来，要陪一位客人。”毛泽东雍容大度，出语诙谐。

“客人是谁呢？”章士钊觉得有些意外。

“你们都认识他，来了就知道了。也可以事先透一点风，他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呢！”毛泽东故意不说出名字来，想要为这特别的家宴抹上一层神秘色彩。

不一会儿，一位高个头清瘦男子已由工作人员引导着进入颐年堂宽敞的客厅。毛泽东显然不是头一次见到他，像老朋友似的迎上去握手，并拉他在自己身边坐下，环视应邀而来的客人，微笑说：“他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

一番幽默的话将刚相见的陌生与拘谨气氛消除了不少。

毛泽东的家宴并不是“宫廷御宴”，桌面上只有几碟湘味的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但席间说古论今，十分热闹，毛泽东诙谐、幽默的话语不时引得人们捧腹大笑。

“湖南人最喜欢吃辣椒，叫作‘有得辣椒不吃饭’所以每个湖南人身上都有辣椒味。”毛泽东说着，夹起一筷子青椒和苦瓜置于溥仪位前的小碟内，见他已吃进嘴里遂又笑着问：“味道怎么样啊？还不错吧？”

“很好吃！很好吃！”溥仪鼻尖上已沁出汗珠。

“看来你这北方人身上也有辣味哩！”毛泽东风趣地说完这句话，指了指仇鳌和程潜，继续对溥仪说道，“他们的辣味最重，不安分守己地当你的良民，起来造你的反，辛亥革命一闹，就把你这个皇帝老子撵下来了！”

程潜、仇鳌、章士钊等人都是清朝末年的社会贤达和革命志士，他们痛恨清朝的腐败和无能，毅然加入了革命队伍。今天，虽然新中国已经建立起来，溥仪已不再是皇帝了，和程潜、章士钊等人一样都成为新中国的公民，但程潜等人毕竟和溥仪曾经是革命者与反革命者、压迫者和反压迫者间的关系。毛泽东深知这一点，他在这些特殊身份的客人面前是如何消除他们心中曾有的隔阂、反感和猜疑呢？还是用了他的最拿手的方式——幽默。

“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他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哩”，你听，毛泽东运用这些诙谐的带有现代社会味道的称呼，带有调侃、随便的语调，非常准确地概括出了溥仪的社会身份，把以前高高在上、威严凛然、不食人间烟火的皇帝老子一下子拉回到了普通百姓生活的中间，迅速地缩短了他和别人之间交往的心理距离。

而在有关“辣椒”与“辣味”的几句话语中，毛泽东巧妙地运用了通感的修辞方法。通感，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就是一种心理活动。因为人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各种感觉器官都能产生美感，而这些感觉器官的各自领域也都是能够相互沟通、相互转换的。也就是说，人的一种感觉可以引起人对另外一种或者多种感觉的联想。毛泽东正是运用了人的这种联想的能力，通过幽默的语言将辣椒的辣味与人的行为联想起来，让人从辣椒的“辣味”联想到人的某种性格与品质：勇于抗争、不屈服、桀骜不驯等等，使大家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笑声中感悟世态的变化和人生的况味，让曾经敌对的人在笑声中“相逢一笑泯恩仇”，变成了一样身份的可以和谐相处的同志，也让这次家宴完成了一次成功的统战工作和思想工作。

22．我的规模比你大啊。

毛泽东工作起来经常是顾不上休息，因此，不管他的卫士，还是保健医生怎么催请都无济于事，仍然夜以继日地工作。

保健医生王鹤滨为了更好地完成保健工作，决定适应毛主席的时间安排，毛主席工作时，他不离开；毛主席休息时，他再去睡觉，这样摸出个规律，或许能对毛主席身体健康提出些有意义的建议，也可以看准他工作中的间隙，请他休息一下。可是，这样做不到十天，王鹤滨就感到有点支持不住了。别人也认为这个医生有病了。于是王鹤滨就天真地去问毛主席：“您这样不分昼夜地工作，怎么能支持得了啊！我试了几天就不行了。”

毛主席幽默地说：“我的规模比你大啊。”说着用双手做了一个比喻的手势，表示他的腰粗，个子高。

毛泽东没有说“我的腰如何比你粗”，“我的个头如何比你高”，而却超乎寻常地用了个“规模比你大”的说法。这里，毛泽东运用的就是降用的修辞方法。降用，就是指词语的降级使用，这是一种根据表达需要，偶然把一些分量“重”的、“大”的词语降为一般的词语来使用的修辞方法。降用主要包括大词小用和庄词谐用这两种方式。运用降用的方法最容易产生幽默与讽刺的效果，还可以引发人的无限联想，生动风趣。“规模”本是形容比较重要、重大的事物属性的常用词，比如一场战争，一个活动，一项工程等，而毛泽东却根据人的形体大小悬殊的特征，把自己较胖的形体作为可以用“规模”形容的事物，降用了这个词语，却让自己的身体形态夸张地变大了。这就改变了人们常规的描述，新颖奇特，趣味横生。

23．银桥啊，你已经比较伟大了，发展下去就比我伟大了。

毛泽东是时代的伟人，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又是普通人，与工作人员相处，是那么自然亲切，随和平易。

毛泽东第一次游长江时，李银桥照顾毛泽东换好游泳裤后，自己也脱了衣裤，换游泳裤。这时他发现毛泽东在笑眯眯地打量自己。

“银桥啊，你已经比较伟大了，发展下去就比我伟大了。”毛泽东一本正经地说。当时李银桥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这样说，甚至有点不安。毛泽东忽然拍拍他的肚皮：“你的肚子大了啊，快跟我媲美了！”

李银桥这才明白毛泽东这话的意思，只好笑了笑，往回收肚子。毛泽东又拍拍他的肩膀说：“你直起腰来，背不要驼着，也快随我了呢……”

“伟大”这个词，具有一种崇高的意义与庄重的色彩，用“伟大”来比喻“肚皮”之“大”显然是极不协调的。同时，按照常理，“伟大”这个词是不能随便戴在什么人头上的，只有那些建立卓越功勋业绩或者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才称得起“伟大”，比如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们才是当之无愧的伟大。但是，此时此地，让李银桥“有点不安”的是，真正伟大的人——毛泽东竟将这“伟大”的桂冠戴在自己头上，这种引而不发之势给人以无限的思索与困惑：我到底怎么“伟大”了呢？怎么将会比伟大领袖还“伟大”呢？而当毛泽东拍拍李银桥的肚皮说出“你的肚子大了啊”时，才恍然大悟！这里，毛泽东运用了降用的修辞方法，使“伟大”一词的崇高意义和庄重色彩与“肚皮大了”这一可笑的内容产生了强烈的反差，这种形似庄重实则诙谐的话，自然会让人忍俊不禁了。同样，“媲美”一词的降格使用，更让这番话增添了许多幽默的妙趣。

24．不用了，你还用你的“文明棍”，我用我的“打狗棍”哟。

一天晚上，毛泽东吃过晚饭，在灯光暗淡的路上行走，人老了，腿脚不利索，一不小心，险些被石头绊倒。跟在旁边的卫士长李银桥看到这种情形，就随手从路边竹林里折下一根小竹竿递给毛泽东，然后认真地说：“主席，您这么大年纪了，也该置一根拐杖了。明天我上街替您买一根吧。”

毛泽东举起刚折下的小竹竿，笑着说：“这不就很好嘛！”

回去后，李银桥将那根小竹竿仔细修整了一番，把刺手、不光的地方都修光。从那以后，这根小竹竿拐杖就每天伴随着毛泽东。

有一次，毛泽东到南方某地视察，刚巧一位外宾也在那里休养。毛泽东会见了那位外宾。当外宾看到日夜为中国和世界大事操劳的毛泽东，竟用一根如此简陋的拐杖时，很受感动，就把自己那根黑亮的拐杖递过来说：“主席，我的这根拐杖送给你用吧！”

毛泽东把递过来的拐杖推了回去，对外宾表示了感谢，并十分风趣地说：“不用了，你还用你的‘文明棍’，我用我的‘打狗棍’哟。”

会客室里顿时就传出一阵爽朗的笑声。

毛泽东的幽默不是做出来的，而是深深浸润在他的精神内核与细胞深处，如泉水般不时流淌与洋溢。这里他运用了对比的方式，将两根不同人用的不同的拐杖分别给出了“文明棍”与“打狗棍”的雅号，这样的称谓由于一庄一谐一洋一土，“打狗棍”的自嘲式幽默就自然出来了，自然引人发笑，营造了一种和谐友好的气氛。而且这个对比具有双重的意义。第一重，一个大国的领袖竟使用一根自制的竹拐杖，这巨大的反差更衬托出毛泽东身上那种艰苦朴素的精神本身就令人感动和钦佩。第二重，外宾的拐杖的确比竹竿制成的拐杖好得多，但这毕竟不是我们的，自己的东西再差，也觉得拿得踏实自在。一句“你用你的‘文明棍’，我用我的‘打狗棍’”，不仅强调了棍与棍的不同，更强调了“你的”与“我的”的不同。因此，这句话不仅让人觉得幽默风趣，会心一笑，同时也令人感受到了毛泽东那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25．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么，烟也不能例外……帝国主义气息奄奄啰！

保健医生为了毛泽东的健康，曾劝过他戒烟。可是没有成功，医生只好让毛泽东控制吸烟量，一次只准吸半支。所以，毛泽东吸烟时总是把烟一折两截。

有一天，毛泽东到紫光阁跳舞。一曲下来，毛泽东坐到沙发上，拿起茶几上的香烟，又习惯性地将烟一折两截，把半截插进了烟嘴。坐在旁边的伴舞的女文工团员小赵一见，觉得很奇怪。于是拿起放在茶几上的另外半截烟，颠来倒去地看。但她并没有看出有什么名堂，就好奇地问毛泽东：“主席，你为什么要把这支烟掰成两半呢？”

毛泽东神秘地笑了笑，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么。烟也不能例外。”

小赵想一会，还是不明白将烟一折两截与哲学上的一分为二有什么联系？她忍不住又问毛泽东，可他只是笑着，神秘地摇头。

当烟抽到只剩下一个烟头时，毛泽东赶紧再深深地吸一口，徐徐地将烟吐了出来，又把烟蒂按入烟灰缸。烟蒂在烟灰缸里有气无力地冒着残烟，烟雾袅袅地飘向空中。毛泽东叹了口气，望着小赵说：“帝国主义气息奄奄！”

听罢毛泽东这番话，女舞伴们不由得哈哈大笑。

毛泽东的幽默是与生俱来的，他平时不论多忙，不论面对什么人，什么场合，都爱开玩笑。你看，当人们问他为什么将烟蒂掰成两半时，倘若他一本正经地讲一番为控制烟量，为身体健康之类的大道理，肯定就索然寡味了。但幽默的毛泽东却抓住这一非常平常的话题，借助将烟掰成两半的事和物，联系到一个哲学上的重大课题——“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作为哲学家的毛泽东明知道一分为二的含义并不是简单地把某物截成两半，可却偏偏用这个严肃的哲学命题来表述吸烟这样一个平常的内容，降用这一修辞方法的机智运用产生了形庄实谐的效果。

而后，当他看着那烟头将灭未灭时有气无力地冒着烟的状态时，竟又联想到帝国主义日薄西山苟延残喘的样子，故意以一种悲哀怜悯的语气说：“唉，帝国主义气息奄奄！”这是一种象征手法的运用。毛泽东用那只将灭未灭的烟头象征帝国主义的腐朽没落，非常准确而传神。同时，毛泽东说话时的语气情态与所表述对象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烟头与帝国主义的相互比较也形成了巨大反差，这两种反差就足以让人忍俊不禁了。难怪文工团员们会哈哈大笑了。

26．哈哈！德邻先生，你上当了！蒋介石骂我们做“匪”，你这次回来岂不误上贼船了吗？

1965年7月26日上午10时，毛泽东要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接见回归祖国的李宗仁夫妇。

李宗仁和他的夫人以及机要秘书程思远沿着游泳池边向休息室走来。这时，毛泽东从休息室迎上前来，先同李宗仁夫妇热烈地握手，边握手边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

然后，他又紧紧抓住程思远的手，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

毛泽东对程思远的赞美，使程思远惊愕得答不出话来。

坐定以后，毛泽东忽然说：“哈哈！德邻先生，你上当了！”

李宗仁的字叫“德邻”。他和夫人及程思远听了这话都不由一怔，不知说什么好。

毛泽东接着笑着说：“蒋介石骂我们做‘匪’，你这次回来岂不误上贼船了吗？”

毛泽东的幽默话语使李宗仁先生一时语塞。这时，反应敏捷的程思远赶紧接着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搭上慈航渡登彼岸了，尊敬的毛主席。”

这时，李宗仁才明白过来毛泽东这话的幽默意味，哈哈大笑起来。接着他谈起了看到的建国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绩，还说海外侨胞都以祖国的强盛而感到自豪。

毛泽东说：“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在友好和谐的气氛中，李宗仁向毛泽东说他这次回来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内心非常激动。毛泽东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我们都以礼相待。”

这里，毛泽东运用的是歧疑的修辞方法，也就是卖关子先扔出一句话，设置一个疑问或者悬念，然后再自己来释疑解惑。你瞧，毛泽东在双方一见面时不说正题，首先卖了关子，用“德邻先生，你上当了”这句突如其来的话来让对方大吃一惊，心生悬念：我怎么样上当了？我上什么当了？然后他再来解开谜团：“蒋介石骂我们做‘匪’，你这次回来岂不误上贼船了吗？”唔，原来是如此的“上当”啊！在李宗仁和程思远领悟过来并哈哈大笑的同时，他们的局促不安与拘谨尴尬的心态也就一同消失了。毛泽东与李宗仁，这对曾经的生死对头在毛泽东亲自创造的幽默而和谐的气氛中“相逢一笑泯恩仇”了。

在这样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在接待一个过去曾经是敌人的人的敏感的情况下，毛泽东身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居然能以开玩笑的调子打开双方谈话的窗子，这确是极为罕见的一种交际方式。如果没有极为突出的语言能力和幽默智慧是万万不敢做的，也是做不到的。

27．可不能学文不学武哟！

20世纪60年代，中央领导们跳舞的地点在中南海的紫光阁和春藕斋。当时，负责陪中央领导跳舞的常常是空政文工团的女团员们。

这天，新到空政文工团的王学文第一次到春藕斋伴舞，她特意换上了一身新军装，整整齐齐，很有精神。真幸运，恰好毛泽东这天也来跳舞了。

一支舞曲终了，王学文找了个座位坐下来。她突然发现毛泽东就坐在他的旁边。她一下子觉得热血沸腾，心口咚咚地跳个不停，额头上也沁出了点点汗珠。她侧眼偷偷地瞧了瞧毛泽东，见他正与一位老团员谈话，才稍微定下心来。

正在这时，一名服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盘子里放着毛巾，正站在她的前面。毛泽东一侧脸，准备拿毛巾，看见了坐在一旁的王学文。王学文这时正偷偷地瞧毛泽东，两人的目光相遇了。毛泽东朝她笑了，她也笑了笑。

这时，那位老团员向毛泽东介绍说：“主席，这是新来的小王，叫王学文。”

毛泽东慈祥地望着王学文，诙谐地说：“哦，不爱红装爱武装呀。当兵了，投笔从戎，可不能学文不学武哟。”说完，取下一条毛巾递了过来。

王学文接过毛巾，不由笑了起来，那种拘谨的情绪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一个普通的女战士第一次见到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其心中的拘谨和紧张是可以想象的。善解人意的毛泽东不仅主动地向王学文发出善意的笑容，而且还给她递了一条毛巾，并巧妙地根据王学文的名字，取了后两个字“学文”，来了一个成功的衍释：“可不能学文不学武哟。”其实，谁都知道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与人的经历、性格、爱好等根本无关。但毛泽东硬是“顾名思义”，故意地将“学文”理解成“只学文不学武”，就未免有些牵强而荒唐了。而正是这种牵强与荒唐，才构成了幽默与风趣的意境。于是，在幽默风趣产生后，王学文的拘谨情绪当然就无影无踪了。

28．其实，我们同他们的“交情”比你们的交情长得多。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打破了僵持二十几年的对立，尽管这一举世瞩目的壮举实现了两国人民的心愿，对世界局势的和平与稳定起了重大作用。但是，两国最高领导人在相互对立了二十几年后的今天面对面地站着，也确实容易使人感到尴尬。

当时毛泽东年事已高，说话已经相当困难，但在见到尼克松时却仍不失幽默和气魄，他握着尼克松的手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随后他挥了挥手，“他叫我们共匪，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过没有？”

尼克松眨了一下眼睛问：“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主席称他什么？”

毛泽东一听这话，笑了。周恩来连忙说：“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有时我们在报上叫他们匪，他们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泽东接着说：“其实，我们同他们的‘交情’比你们的交情长得多。”

在毛泽东幽默风趣的调剂下，尴尬的气氛一扫而光，会谈由原定的十五分钟延长到一个小时。

“交情”是典型的褒义词，指人们之间的往来与友情。而在这里，毛泽东却拿来作为反语使用，他对尼克松说的“我们同他们的‘交情’比你们的交情长得多”，意思是说共产党与蒋介石国民党之间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十年内战，从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几乎是打了半个世纪的交道，这能没有“交情”吗？这里的“交情”显然是指另一层意思，即是“仇恨”。这样的说法与后面说的正面意义的“交情”相反相成，相映成趣，使语言显得张弛有度，含蓄诙谐。尤其在外国人面前说内战双方的事，这句话非常的得体，有力、有节，也有趣！

试想，如果毛泽东不这样说，而是说“我们同他们打了半个世纪了，我们和他们有不共戴天之仇”之类的话，那就不仅毫无幽默可言，也会显得心胸狭窄，气量不够，恐怕也会让尼克松见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