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毛泽东学习用幽默的语言表达喜悦兴奋

第十二章　跟毛泽东学习用幽默的语言表达喜悦兴奋

Chapter 12

大概发笑最普通的原因，就是某种不合适的或者不可解释的事情，而这种事情会激发起那个应该具有幸福的心境的笑者感到惊奇和某种优越感来。

——达尔文

每一个人都免不了有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而在七情中，喜是排在第一位的，可见人们对“喜”的重视程度，也可见“喜”在人们心中享有的地位是首屈一指的。有了喜悦，有了兴奋，自然就会有笑声。而笑声，自然就是与喜剧结缘，与幽默结缘的。从艺术的本源来说，幽默本身就是脱胎换骨于喜剧艺术，它是喜剧艺术之树上的一个分枝。捷克作家波德斯卡尔斯基说：“幽默是喜剧性的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引人发笑的矛盾涉及人们普遍的缺点，包括笑的自身的缺点，涉及生活中细小的不协调和怪异现象。这种矛盾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引起善意的笑或微笑。”那么，既然幽默来源于喜剧，喜剧表现的又主要就是笑，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用幽默的语言来表达人们心中的喜悦、兴奋、高兴、欢乐这样的心情，来引发善意的笑声或微笑声，应该是不太费力的吧？或者说，用幽默的语言表达喜悦兴奋，这也算是幽默的“正当防卫”吧？或者说，用幽默的语言来表达喜悦兴奋，应该比表达其他的内容要容易得多呀！

其实不然。我们顺手拈来本章中毛泽东的幽默语言的第一个事例来看看。1936年冬，毛泽东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生下了女儿李敏。当时毛泽东非常高兴与兴奋，在别人问到时他激动地说了一句：“生了，生了，生了个大鸡蛋。”他运用比喻、夸张的修辞方法幽默地表达了自己的喜悦心情，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不是毛泽东说，而是别人当着毛泽东说这样的话，能算是幽默吗？恐怕非常的不合时宜。再换个角度，如果是别人的妻子生了小孩时，毛泽东说了这样的话，你会觉得幽默吗？别人会觉得幽默吗？即使毛泽东是党的领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或者毛泽东与此人关系非常的熟悉，恐怕也不妥当，别人会怎么想呢？生鸡蛋的就是母鸡，你怎么将我妻子说成了是母鸡？那么我就是公鸡了？甚至可能更有小心眼的还会继续推理：鸡属于家禽，你是否将我们看作是禽兽不如了？也许我们的分析有些过于想当然，但你也可想一下：如果你的朋友的妻子生小孩，你是一个在场的人，或者你去祝贺时，你能说出这样的“幽默”的话吗？恐怕不会吧。由此可见，用幽默的语言表达喜悦兴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情境而异，因角度而异。同样的话，别人说了是合适的，幽默的，可你说了却是不合适的，不幽默的，甚至是错误的。所以，还是让我们来学习一下毛泽东他老人家的幽默手法与智慧，来看看毛泽东是怎样幽默地表达喜悦兴奋的吧。

1．生了，生了，生了个大鸡蛋。

毛泽东一生共有过10个孩子，先后有6个子女夭折或遗失。算起来，只有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讷四人长成。

1929年，在红军二打龙岩时，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第一次分娩，生下了一个女孩。

龙岩是福建省的一个中等县城，在龙川江的左岸，是闽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比较富裕，生意人比较多。红军入城后，在这里建立革命政权，组织工农赤卫队。这样，贺子珍就在县城住下休息。她自从跟随队伍离开井冈山以后，连续作战，居无定所，能够在这样好的条件下分娩，这已经是出乎她的意料了。

当时贺子珍尚不满20岁。毛泽东很喜欢这个女儿，这是他继岸英、岸青、岸龙之后，第一次喜得千金。他笑着对贺子珍说：“她倒会挑日子，找了一个好地方出生，就叫她毛金花吧！”但后来这个孩子夭折了。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身体一直不很好的贺子珍又一次怀孕了，这给她的身体和思想增添了很大负担。

1936年冬，毛泽东率领红军到达陕北的保安县，中央所有机关都迁到了保安。毛泽东和贺子珍就住在保安县小石山的一个窑洞里。就在这里，贺子珍临产了。窑洞很破旧，顶上不时滴水，地上湿得很，里面没有床，只好盘了个土炕代替。没有炉子、没有灶，在洞外用三块砖头支起水壶烧开水。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贺子珍带着负伤的身体生下了又一个女孩——李敏。

闻讯后，曾和贺子珍一起长征过来的女红军战友邓颖超、康克清、刘英、钟月林等都纷纷来到窑洞探望和庆贺。毛泽东笑眯眯地招呼她们屋里坐。她们一进窑洞后就急着问：“子珍生了没有？”

毛泽东风趣地说：“生了，生了，生了个大鸡蛋。”

女红军们走进窑洞，见依偎在贺子珍怀里的孩子正哇哇地哭着。邓颖超走上前，轻轻地把孩子抱了起来。她看到孩子又瘦又小，顿时产生一种特殊的怜爱之情，便风趣地说：“真是个小姣姣呀！”其他女红军战友也跟着叫起了“小姣姣”。站在一旁的毛泽东听邓颖超这么一说，想起了《西京杂记》中“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这段话。他觉得挺好的，因此就取其意，为新生的女儿起名叫“毛姣姣”。但后来不知为什么，人们（包括毛泽东）都习惯地叫她“娇娇”。这个小名后来倒叫开了，反倒没有人知道原来的“姣姣”了。

在一般人那里，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高兴地看着自己的妻子生了小孩，要么会说“生了个大胖小子”，要么会说“生了个带把的”，要么会说“生了个千金”……而毛泽东虽然也非常的高兴与兴奋，但他却不这么说，偏偏说了这样一句话——“生了个大鸡蛋”！这真是让人觉得意外，也让人感受到了他的风趣与幽默。这句话的幽默之处在于，他用“大鸡蛋”来比喻自己的新生儿，这无疑让人联想起母鸡下蛋的情景，听话的人自然地下意识地会将它与人生孩子来个比较，就会觉得非常好笑和滑稽。另外，毛泽东这句话里还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方法，将自己的孩子缩小地夸张成了“大鸡蛋”！鸡蛋就是再大能有孩子大吗？孩子就是再小也比鸡蛋大呀？这种言过其实的夸张和带有夸张性的比喻的综合运用，不仅将人带到了一个同样欢喜同样高兴的境地，也将自己对新生儿的喜爱与兴奋的心情幽默而风趣地表现了出来。

2．老朋友啊老朋友，我这一刀是捅得太重了，你想怎么办？你还能怎么办？我真有点对不住你哟！

1947年6月，毛泽东指示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进军大别山。6月30日，刘邓大军在鲁西南强渡黄河之后，给毛泽东发来了电报报告成功的消息。

毛泽东对第一份电报看了三遍，大手在膝头不轻不重拍了一下。周恩来高兴地说：“主席，刘邓大军一过黄河，蒋介石就没有安宁的日子了。”

毛泽东抬头凝视着远方，像对弈时打量穷途末路的对象，煞有介事地说：“老朋友啊老朋友，我这一刀是捅得太重了，你想怎么办？你还能怎么办？我真有点对不住你哟！”

反语的修辞方法一般常常用来嘲讽与讽刺敌人的卑鄙行为或一些假、恶、丑及不良的行为等。由于反语在特殊语言环境下产生出的特别意味，就在讽刺与嘲笑的同时表达了说话人的幽默态度与情趣。毛泽东的这句话就是反语运用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你看，他明明将蒋介石视为最大的敌人，却口口声声地连连称他为“老朋友”；明明是这次强渡黄河的目的就是在蒋介石的背后插上一刀，插得越准越狠就越成功，却偏偏有些惋惜地说“我这一刀是捅得太重了”；明明是抱着一个“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宏伟目标与不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誓不罢休的坚定信念，却偏偏说“我真有点对不住你哟！”这些都是典型的反话正说。这些反语的运用让人觉得毛泽东好像不是在两军对阵你死我活的战场上，而是在一个和平稳定安静的环境中，这就更足以显示出毛泽东从容不迫、指挥若定、稳操胜券、不急不躁的大将风度。试想一下，一个对战争丧失信心的人能如此地对敌人玩什么幽默风趣搞什么反话正说吗？肯定不能。所以，毛泽东的这些反语，不仅非常幽默诙谐地表达了毛泽东对这一战略胜利的欣喜与兴奋的心情，同时也极大地显现了毛泽东对“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宏伟目标的坚定信念和志在必得的决心。

3．我们打败了胡宗南，再拜托你，把我们送到东岸。

1947年8月间，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和少数警卫部队，牵制和调动着前后两路近10万的敌人，一步一步把他们引进了我军的包围圈，一个胜利的战役即将打响！当行军来到南芦河畔的山上时，大家为眼前的美妙景色吸引住了，几天来的紧张劳累，一下子都消散了。

这时，警卫战士石国瑞诗兴大发，嘴里不由叨念起来。他刚念了一句“黄河在向我们招手”，正好被毛泽东听见了。毛泽东笑着问：“石国瑞呵！你又想过黄河了么？”

石国瑞也笑了，忙说：“主席，我们念诗呢！”

毛泽东高兴地说：“啊？有这个兴致，好极了！咱们休息一会儿，听你做诗吧！”

石国瑞红着脸回答：“怕念不好。”他望着黄河想了一会，一句一句念道：

黄河在吼，它微笑着向我们招手。

呵！亲爱的毛主席，过黄河吧，河东要比河西安全！

停了一下，石国瑞又接着念起来：

我们也向黄河招手，

黄河，你不用担心，

这里有我们的野战军，

还有千百万的老百姓，

既顺利，又安全，

再见！

大家听了哄然大笑，都围着石国瑞打闹。毛主席笑着说：诗做得很好，可惜没尾，应该再加上一句：

我们打败了胡宗南，再拜托你，把我们送到东岸。

大家听了后，顿时一片欢腾和大笑！大家在毛泽东与石国瑞共联的诗歌和幽默气氛的鼓舞下，不到一刻的功夫就登上了顶峰。

毛泽东的续诗，因为是随口说出的，我们可以看作是属于幽默口才的范畴。这里，毛泽东为了表达自己内心的喜悦与兴奋，营造出与战士同欢乐共同战斗的氛围，运用了比拟的修辞方法，将黄河比拟成了人，再根据战士石国瑞这首诗的语调与层次，用一种大白话般的语言说出了“拜托你，把我们送到东岸”的口号。其实，根据毛泽东的文学修养与诗词功底，要说出两句像样的诗来应该不算难的。但如果这样，就与当时的气氛不合拍，也就不可能创造一种幽默的意境。于是，他故意续下了这句不是诗的“诗”来。由于这首诗其实不是诗，更像是一种用诗歌格式化了的大白话、大实话，显得不伦不类，怪异反常，这就与人们心理期待中的“诗”的风格、“诗”的特色、“诗”的高雅、“诗”的凝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让人们的期待一下子落了空，于是人们自然就会笑出声来，感悟到幽默风趣的魅力。

4．钟松还是比葡萄酒辣一些，没那么好喝。

毛泽东不能喝酒，再隆重的场合也不喝。但一旦大事临头，需要几天几夜不睡觉时，他便会要些酒来提提神。同时，当大事处理完了需要睡觉时，如果没有安眠药，便也要喝酒，用它来帮助安眠。

毛泽东在撤离延安，把全国的兵力布置停当后，决定发起全面反攻，首先要吃掉胡宗南的20多万部队。现在把钟松和刘戡的部队包围了起来，他要用围城打援的办法，先吃了钟松。为即将到来的胜利而兴奋的毛泽东又要熬夜了，他对卫士说：“你给我拿一瓶酒来。”

“拿葡萄酒？”

毛泽东眼珠朝上翻去，望着窑顶，像是考虑什么重大问题似的把头轻轻晃一晃，眼光又落在李银桥身上：“不行。钟松还是比葡萄酒辣一些，没那么好喝。”

李银桥“扑哧”一声笑了：“那就拿高粱白？”

毛泽东又摇头：“高抬他了，他也辣不到六十度，没那么难喝。嗯……有白兰地吗？”

“有，还是法国的呢。”

“拿瓶白兰地吧，也许还是高抬了他呢。”

在一旁的周恩来、任弼时等人以及周围的工作人员都哈哈大笑起来。

在这段对话中，毛泽东仍然是运用比喻的方法创造幽默意境。毛泽东触景生情，借物发挥，将自己用来提神的酒拿来作喻体，比喻国民党的将领钟松。一个人与酒本来是没有什么相似之处的。可毛泽东巧妙地运用了通感的思维方法，机智地抓住了钟松比较能打仗这一点，将这个抽象的特点与特性解释成酒的“辣”性，这样本体“人”与喻体“酒”之间就建立起一种联系了，就有了相似之处了。更妙的是，毛泽东在这里不断地在“酒”这个喻体的种概念下体现它的属概念的特性与功能，从开始的比喻为葡萄酒，再到高粱白，再到白兰地，通过这三种酒的不同的特性与辣性、度数来比喻钟松的打仗能力。最后一句“也许还是高抬了他呢”则将对钟松的蔑视不加掩饰地表露了出来。毛泽东就这样以“酒”设喻，幽默而含蓄地讽刺了钟松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外强中干的本质，也痛快地宣泄了自己对即将到来的胜利的喜悦、期盼与兴奋的心情。

5．钟松的一二三旅没有了，旅长被彭老总请去了。

钟松的部队被围时，十几万人马对峙在方圆不过几十里的地方。困兽犹斗，何况钟松刚受过蒋介石嘉奖，气焰正盛。

清晨，雨仍在不紧不慢地下，山上的同志们都下来了，滚了一身泥巴，纷纷围到窑洞口打听消息。

“炮声已经听不见了，打得怎么样啊？”

“来电话了吗？一二三旅吃掉了吗？”

刘秘书做手势，叫大家安静。他回头望望毛泽东。毛泽东坐在帆布躺椅里，在看什么材料，好像根本没有听到门口的喧嚷。

突然，电话铃响了。这声音似乎比所有人的喧嚷声都大，一下子就惊动了毛泽东。他随声伸出手抓起听筒。

“主席吗？”听筒里传来彭德怀的声音，“钟松的一二三旅，已被我军全歼……”

毛泽东放下电话，淡淡地望一眼守候一旁的刘秘书，不慌不忙地吮吮下唇，好像说一件极平淡的事：“钟松的一二三旅没有了，旅长被彭老总请去了。”

本来毛泽东和大家一样，就盼着尽快地打败钟松，扭转战局，可是当打败钟松的消息传来时，毛泽东却没有大喜若狂的样子，而是只说了一句话：“钟松的一二三旅没有了，旅长被彭老总请去了。”其实，毛泽东这话妙就妙在其中的一个“请”字上，“请”是邀请、聘请的意思，多用于一般的社会人际交往和正常的公务活动等。毛泽东却将它用在了敌对双方的交战场合，本来是应该说“抓”或“歼灭”却反而说了个“请”，这个词语的小词大用来得非常巧妙，用词的不谐调就自然构成了幽默的趣味，不由让人会心一笑。

从表面上看，似乎这样说淡化了胜利的喜悦，其实不然。这正显示出了毛泽东对这事非常的轻松，是他意料之内的事，也反映了毛泽东运筹帷幄、胸有成竹、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

6．我没有什么贵重的礼品送你们，就这么一件大衣，白天让岸英穿，晚上盖在被子上，你们俩都有份。

1948年，毛岸英和刘松林在西柏坡定下了终身。1949年10月15日，婚礼在中南海举行。婚礼结束后，毛岸英和刘松林临行时，毛泽东拿出随身带来的一件黑色夹大衣，这是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时穿的。他风趣地笑着说：“我没有什么贵重的礼品送你们，就这么一件大衣，白天让岸英穿，晚上盖在被子上，你们俩都有份。”听到这话，在场的人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毛泽东最喜欢的儿子毛岸英结婚，自然让他非常高兴。然而，毛泽东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尽管当时已是共和国的第一把手、共产党的第一领袖，可他的家业与财产却真的是属于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几乎等于零。可最心爱的儿子结婚，做父亲的又不能不送点礼物表示表示，怎么办？毛泽东想到了自己身上这件曾经跟随他参加重庆谈判的有着“历史意义”的大衣，于是便将大衣赠送给了儿子和媳妇作为新婚的礼物。按照中国传统的婚俗来看，父亲赠送这样的礼物尽管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但确实是显得有些轻薄了。毛泽东深知这一点，所以在“送礼”时就来了这么一段自嘲性很强的话：“我没有什么贵重的礼品送你们，就这么一件大衣，白天让岸英穿，晚上盖在被子上，你们俩都有份。”父亲给新婚儿子就送一件大衣，这本来就显得很轻薄很吝啬的了。可毛泽东居然还将这件“轻薄”的礼物一物两送，不仅送给了儿子，同时也算作送给儿媳妇的礼物了——“白天让岸英穿，晚上盖在被子上，你们俩都有份。”你看，这样的“吝啬”父亲和“吝啬”行为再加上自嘲时一本正经的语言，自然就构成了一种滑稽可笑的场面和轻松风趣的意境，也足以显示出了毛泽东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幽默天赋和创造幽默的能力。

7．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1949年3月23日，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北京的日子。毛泽东凌晨3、4点才上床睡觉。

“9点钟以前叫我起床。”临睡前，他吩咐值班卫士。

“几点啦？”一觉醒来，毛泽东睁开眼就问。

“快10点了。”值班卫士回答。

“让你们9点以前叫我为什么现在才叫呢？”毛泽东有点急了。当得知是周恩来的吩咐时，他知道这是为了让他多休息休息，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毛泽东这几句诙谐的话，把几个领导人都说笑了。

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就带着这样的决心和信念，离开西柏坡，踏上了去北平的道路。

当时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的驻地是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三大战役结束后，全国胜利在望，北京（当时叫北平）的和平解放，为新中国定都于北京奠定了基础。这时，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进北京，此时此刻他的感想感慨之多是可想而知的。但他首先想到的是李自成三百多年前攻北京又败退的教训，在这段与周恩来短短几句的对话里，他用“进京赶考”来比喻中国共产党到北京执政，用李自成来比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喜悦、愉快的气氛中他清醒地提醒自己和全党：我们不能重蹈李自成的覆辙。这句话既表达了自己绝不当李自成的自信心，也蕴含着要以李自成为戒的意思。真是：风趣中透露出喜悦的心情，幽默中蕴含着深刻的道理。

8．我们打了几年的疲劳战，打出来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10月1日。北京。开国大典将在下午3时举行。清晨6时，工作了一夜的毛泽东缓步走出办公室，开始休息了。下午1时，又被值班卫士叫起床，步行来到勤政殿大厅，参加2时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主席，稍休息一会儿，按时出发正点到天安门就行了。”会后，叶子龙建议。

“好嘛，事情反正是一个接一个。”毛泽东笑着说，“我们打了几年的疲劳战，打出来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又是建国的第一天，又是一个疲劳战。我没有睡几个小时的觉，到天安门上还要连续站几个小时。看来，咱们的命运就是打疲劳战吧。”

大家都笑了起来。

“这是高效率的疲劳战，三年解放战争，消灭了敌军好几百万，建立了盼望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效率还不高呀？”周恩来接上说：“主席把这一切仅仅说成是疲劳战，这是多么伟大的气魄呀！”

在这段对话中，毛泽东一连说了三个“疲劳战”，其中的用法是不一样的。“疲劳战”是一句军事名词和用语，它来源于中国古代的《三十六计》中的第四计——以逸待劳，意思是让敌人处于困境，不一定采用直接作战的方式，可以利用防御、拖着敌人走、将敌人拖疲惫拖垮等方法逐渐地消耗强大的敌人；而在敌人由强变弱、由壮变疲、由锐变钝的时候，我军再乘机出击进攻，一举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种战法，一经到了善于搞游击战、运动战的毛泽东手里，到了深知我方的力量始终比敌人弱势的毛泽东手里，就运用得更加自如和灵活，发挥得更加得心应手。在红军的五次反围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都出色地运用了“疲劳战”的战术，领导共产党的人民军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所以说，毛泽东的第一个“疲劳战”的说法，是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方法，将打败数百万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功劳仅仅说成是“打了几年的疲劳战”，这就有一些缩小夸张的意味，表现了一种雄视千古、蔑视一切敌人的气势和气魄。而这种将大事说成了小事、将大成果的原因归结成小行为的语言方式，极大地显出了语言与实际的不谐调，同时也就给人一种风趣与诙谐的感觉。而后面两个“疲劳战”，则是运用了移用的修辞方法，将这个军事用语移到了日常生活中来，自然会产生一种大词小用的不和谐、不规矩、不恰当的幽默感。毛泽东就是用了这样的一个词表达了自己在建立一个新中国时的欣喜与兴奋之情。

9．唐宋元明清，匪盗未肃清。

1953年3月22日，毛泽东乘海军“洛阳”号军舰从武汉顺流而下到达南京下关大兴码头，并住进西康路33号省委招待所。上午，毛泽东听了华东军区、江苏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汇报，对这里的工作表示满意，尤其对南京市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所取得的成果感到高兴。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游览玄武湖时，还兴致勃勃地对陈毅说：“陈老总啊，我倒听得这么一首诗来：‘唐宋元明清，匪盗未肃清，国民党当道，特务大横行。有了共产党，镇压反革命，社会大安定，人民享太平’。”毛泽东用他那湖南方言抑扬顿挫地把这首刚听来的打油诗念得特别富有韵味，一旁的随行人员都笑了。

陈毅爽快洒脱地说：“这是群众的心声嘛。南京是六朝古都，老百姓的体会也许更深一些。”

民谣民歌本身就是一种来自民间的东西，由于它多是用土语俗语组成，合辙押韵，朗朗上口，通俗易懂，俏皮风趣。加之毛泽东的引用非常到位，像模像样、抑扬顿挫地把听来的歌谣念得有滋有味，所以这种引用民谣的方式自然就创造了幽默的意境。同时也充分表达了他对南京市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的高兴的心情，表达了他对党的镇反肃反政策的充分肯定，表达了他对人民能享太平的满意与关注。

10.你为什么现在连一个山药蛋也没抛上去呢？你有一亿吨钢，牛皮吹得那么大呀，还做出了什么“先锋计划”，我看先锋计划要改名，得改成落后计划了。

1957年11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即席讲话。在此之前，苏联在1957年8月发射了一枚洲际导弹，10月和11月又连续发射了两颗人造卫星。苏联的伟大成就令毛泽东欢欣鼓舞，因为他觉得同为一个社会主义阵营，苏联的成就一定会在全世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与震动，为维护世界和平起到重要作用。所以他非常喜悦，非常兴奋，激动得就如同自己国家取得了成就一样。

毛泽东的讲话中说：“苏联抛了一个500公斤的小月亮，我们大家要督促苏联的同志一下，希望他们以后抛的卫星要大于500公斤，你搞个5万公斤的抛上去，我说事情就更加好办了。你搞个5万公斤的抛上去，就有可能订立和平协定了。”

“世界上谁胜谁负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疯子。当然世界上常人多，疯子少。但是有疯子，偶然出那么一个疯子，他用原子弹来打，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与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码事。”

说到这里，毛泽东把脸转向他旁边的赫鲁晓夫说：“我们的赫鲁晓夫同志你干不干呀？”

赫鲁晓夫笑了，大家也跟着笑了。毛泽东接着又说：“大家共同努力，那也对，不过我看主要由你们努力！我们希望你们在不长的时间里，再搞一个很大的东西上去，把资本主义世界远远地抛在后边，我们的日子就更加好过了，而且全人类的生活就都好过了。就‘免于恐怖’了。罗斯福不是讲过‘免于恐怖’吗？资产阶级政治家有时也讲几句好话。不过他们讲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回事。要‘免于恐怖’，要有五万公斤，或者更大的东西抛上去，而这首先依靠苏联。不是讲美国非常厉害吗？你为什么现在连一个山药蛋也没抛上去呢？你有一亿吨钢，牛皮吹得那么大呀，还做出了什么‘先锋计划’，我看先锋计划要改名，得改成落后计划了。”

毛泽东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就连一向傲慢的赫鲁晓夫也情不自禁地走上台去拥抱了毛泽东。

这段讲话不仅洋溢着喜悦、激动之情，更充满了毛泽东式的幽默的特点：大气、豁达、洒脱、无畏、乐观、自信、有煽动性。

讲话一开始，毛泽东没有一本正经地用那些官方语言，如“热烈庆祝苏联卫星发射成功”等一类冠冕堂皇的词语，而是偏偏选用了最通俗的词来表达：“抛了一个500公斤的小月亮”，“你搞个5万公斤的抛上去”，在讲话中他一连用了5个“抛”字和两个“搞”字，这两个动词的运用生动活泼，画龙点睛，自然营造了幽默的气氛。这其实也是一种小词大用。尤其他将卫星说成了“小月亮”，这是怎样的一种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夸张啊！随后，毛泽东在谈到目前世界形势时运用了比喻的方法，将美帝国主义喻为“疯子”，强化了战争一触即发的危险性。同时他用了对比的修辞方法，将美国与苏联对比：“不是讲美国非常厉害吗？你为什么现在连一个山药蛋也没抛上去呢？你有一亿吨钢，牛皮吹得那么大呀，还做出了什么‘先锋计划’，我看先锋计划要改名，得改成落后计划了。”这里，连续的反问吊人胃口，引人思索；而在反问句中还蕴含着夸张——“连一个山药蛋也没抛上去”，则充满了讽刺与奚落的意味，让人发笑。最后，毛泽东巧妙地根据美国的“先锋计划”，来了个出人意料的仿拟，将“先锋计划”一词说成了“落后计划”，从“先锋”到“落后”，词义的陡然降落形成了巨大的落差，构成了一种幽默而辛辣的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