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毛泽东学习用幽默的语言表达讽刺

第二章　跟毛泽东学习用幽默的语言表达讽刺

Chapter 2

幽默和讽刺很像是两兄弟，有着鲜明的共性，并且经常相伴相随。也可以说，讽刺是以幽默手法揭示矛盾，以幽默为手段揭露和批评的，所以两者又如母子，即幽默之中带有刺。

——方　成

讽刺，在人类社会交际中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语言表达方式。同时，它又是一种带有较强的刺激作用和感情色彩的语言表达方式。这是讽刺所具有的特殊的性质与本性。

从讽刺的对象来说，有的讽刺是针对敌人，有的讽刺是针对自己的朋友与同事，有的可以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从讽刺的目的来说，有的是为了揭露敌人的阴谋与伎俩，有的是为了表达自己对假、恶、丑的厌恶与轻蔑，有的是为了嘲笑某些人的无知与愚蠢，有的是为了反驳与批评一些错误思想、错误观点和不正确的认识等等。由讽刺的目的和本性所决定，讽刺的结果往往是让人感到了被“刺”得很痛，被“扎”得很疼。但是，如果将讽刺的“箭头”包上一层幽默的“海绵软垫”，那么讽刺所带来的“刺痛感”就会大大降低，讽刺时所产生尖锐程度和刺激程度就要被钝化许多，软化许多，淡化许多。但是讽刺所要达到的效果却会比原来要好得多。正如幽默研究专家王玮所说：“讽刺，是用比喻、夸张等手法对于不良的或愚蠢的行为进行揭露与批评。由于它的功能是揭露与批评，因而它的本性必然要求尖锐与鲜明。只有当它和幽默相结合，才使它表现出含蓄和隽永的形态。”

其实，不论是讽刺敌人还是讽刺朋友与同事，讽刺都可以分为两种：善意的和敌意的。这里，我们应该澄清一个是非问题：在一些关于幽默的论著中，有人说凡是幽默就都是善意的，而有敌意的就不是幽默。这其实是有失偏颇的。鲁迅为了刘和珍君的被杀而写的讽刺国民党残暴凶狠的文章，难道不是投向敌人的一把尖刀吗？这能说是善意的吗？先生是充满了对敌人的恨意啊！这个理论早该不攻自破了！而在毛泽东运用幽默的语言表达讽刺的故事与事例中，不论是善意的讽刺，还是敌意的讽刺，不论是针对敌人的，还是针对自己人的，他都能够十分有效地拿起幽默这个武器，运用种种修辞的、逻辑的和其他各种方法来将自己的讽刺弱化一些，钝化一些，软化一些，都会努力让自己的讽刺“表现出含蓄和隽永的形态”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幽默与讽刺的关系，就不仅是方成先生所说的“两个兄弟”或“一对母子”的关系了，而是一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依附关系，更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伴相生关系。

有了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用幽默的语言来表达讽刺，真就是天经地义的事了。那就且看毛泽东是如何来诠释这种“天经地义”的吧！

1．今年雨水够多了，再来该发洪水了！

井冈山根据地初创时期，朱毛部队常常接到湖南省委的指示，命令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军事行动。有一天晚上，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特委正在开会，省委巡视员杜经修又带来了湖南省委要求红四军进军湘南的指示。而在当时的形势之下，红军进攻湘南完全是不切实际的。

毛泽东把来信仔细看了两遍，把它推给坐在旁边的朱德，然后点燃了纸烟，狠狠地吸，一口接一口地越吸越狠，他的心里气到了极点：省委根本不了解湘赣边界的情况，只是听巡视员的汇报，如果按这个指示去行动，很有可能全军覆灭！简直是瞎指挥！

这时，朱德、陈毅、袁文才等人相继看完了来信，用目光与毛泽东交流着想法。

毛泽东将目光转向杜经修。他此时正低头在一个小本上写着什么。毛泽东心想，不能总这样沉默下去呀。于是他把手中的烟狠狠地掐灭，说：“杜同志，你先讲讲吧！”

杜经修站起来，说：“同志们，省委的指示是根据前一段的情况做出的。现在形势可能有些变化，如有问题，我还可以向省委汇报。先请各位同志发言。”

“情况没搞清，下什么指示？”陈毅扔过一句话。然后又是一片沉默。

毛泽东开始发言了：“杜同志带来了省委的指示，本该是及时雨。可今年雨水够多了，再来该发洪水了。”

会场里“哄”的一声，不少人笑了起来。毛泽东又点燃纸烟，看了巡视员一眼，继续往下讲：“中国有句俗语，‘闭煞眼睛抓麻雀’，我看这个指示很有点这个味道。结果呢，麻雀抓不到，反倒跌大跤！”

话语刚落，会场里更多的人笑了起来。与会者纷纷发言，批评湖南省委的这个错误指示。

当时，毛泽东面对湖南省委的错误指示，由于下级的身份关系，不可能针锋相对地作出指责与直接加以反对，于是，他采取了非常含蓄的表达方式，运用了比喻的方法来表达他的反对与意见，他将省委的指示先后比喻为“及时雨”、“雨水”和“发洪水”，如果是正确的指示，那不妨可以看作是“及时雨”；而后边的“雨水”和“洪水”，则是说明省委指示的不当与错误，如同一场大暴雨后的洪水，对生长的庄稼将会起到相反的作用——淹死！充满风趣的比喻恰如其分，生动形象，准确入微，不由得让人心领神会地哈哈大笑。

随后，毛泽东又引用了一句中国俗语“闭煞眼睛抓麻雀”来比喻湖南省委的这个指示是不了解情况的瞎指挥，其结果当然是“麻雀抓不到，反倒跌大跤”——他用一句自己临时创作的顺口溜指出了这个指示一旦执行所带来的害处！由于语言通俗易懂，合辙押韵，琅琅上口，生动形象，就更增加了幽默诙谐的表达效果。

2.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王明是对中国共产党起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他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所犯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曾长期影响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抗日战争时期，王明又从“左”倾主义跳到了右倾主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系统地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并在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期间极力推行这一投降主义路线，又给党的工作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毛泽东曾经评价说：“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4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对王明这样的一个人物，应当如何看待呢？

1956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提起王明时这样说：“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买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

接着，毛泽东又说：“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提出了六大纲领，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纲领，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提到王明，想到他对中国革命的巨大损害，按理说毛泽东应该是义愤填膺的。然而，面对外国友人，毛泽东采取了幽默轻松的谈话方式。在这段话中，他用了反语和摹状两种修辞方式来创造幽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买都买不到的”，“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这些都是反语，其真正的意思则恰恰相反：他们是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事业的破坏者，是应该被人民所唾弃的，一钱不值的。反语的运用增强了讽刺的幽默效果，这比对王明进行正面的评价要深刻得多，诙谐得多，也省略了许多语言。尤其是毛泽东运用了摹状和对比联用的方法，说“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说“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将两个不同身份、不同党派的人相提并论，让人一想到王明梳妆打扮主动献媚却被国民党一个巴掌扫地出门的可怜可悲的样子就不由觉得可笑，更觉得悲哀。由此可见，摹状，这种勾勒或描写人和事物的某种状态、形状及态势的方法，用在讽刺性人物身上，会更能创造出幽默滑稽的表达效果。

“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这是毛泽东在总结两个“教授”的“授课方式”时说的话，前一句用了借代的修辞方法，用“机关枪”来代指武装力量；后一句则是一句看似废话的话——谁上课不是用嘴呢？这是一种用说废话创造幽默的方式，这里的废话其实不废。这其中的幽默况味在于：毛泽东强调王明的用“嘴”上课，实际上是说他在中国革命中总是过分地强调这个理论那个主义，空喊口号，就是不重视武装自己，不重视枪杆子，结果还不是被“机关枪”和“一个耳光”就扫地出门了。这句幽默的话可谓意境深远，发人深省。

3．台上握了手，可不能在台下踢脚啊！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同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毛泽东先后担任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农工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等职。孙中山逝世后，统一战线中国民党右派政治代表戴季陶等人在蒋介石的鼓动下加紧反共宣传，为夺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制造反革命舆论。毛泽东、瞿秋白等中共代表，团结国民党左派，同戴季陶等国民党右派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6年夏天，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决议的休息时间，毛泽东和几位共产党代表正在凭栏远望，正好戴季陶等几个顽固派人物也上楼来。瞿秋白出于礼仪，主动上前和他们握了手，毛泽东也和他们逐一握了手。谁也想不到，在和戴季陶握手时，毛泽东一边大声笑着一边用他那具有鲜明特色的湖南方言说：“台上握了手，可不能在台下踢脚啊！”说完，他仍是大笑声不止，在场的其他人也跟着笑了起来，戴季陶也只好尴尬地笑了起来。

毛泽东这句话看似漫不经心，随口而出，实际上是他对国民党右派破坏和平合作非常不满的一种发泄与斗争。但碍于目前的情面和场合，他运用了类比的方法，利用握手的机会，用“台上握了手，可不能在台下踢脚啊”这句幽默调侃的话来提醒和警告他们，不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由于这个类比用得非常自然，水到渠成，生动形象，让人一想到“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的样子就十分好笑，更能心领神会，所以人们自然会抱以笑声了——尽管这笑声的涵义各不相同。毛泽东对戴季陶说这句话，其实是委婉含蓄地讽刺了戴季陶表面上大讲和平、背地里搞小动作，破坏国共合作的卑鄙行为。本来就心中有鬼的戴季陶怎么能不尴尬呢？

4．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1941年5月，中共中央召集120多位高级干部，在延安举行整风学习会议。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在揭露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伪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种种表现之后，毛泽东说：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

毛泽东引用的这副对子其实运用了比喻的手法。他用“墙上芦苇”和“山间竹笋”来比喻那些“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的思想作风，多么形象而生动啊！这种幽默风趣与形象生动，也正产生于内涵与外部形态的矛盾之中。人们一想便知，那高高在上、趾高气扬甚至有些盛气凌人的芦苇，不知自己“头重脚轻根底浅”的特点，不断地招摇着，可是一有风吹便会低下头来；而那山间的竹笋呢，徒有“嘴尖皮厚”的坚实的外表，而肚子里则是空空如也。当我们听到这么形象生动的比喻，自然而然地由滑稽可笑的形象联想起党内的某些人，于是，幽默含着嘲讽，嘲讽借着幽默，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5．谁说我们的人一点创作也没有呢？这就是一个！

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题为《反对党八股》的演讲，对党八股的性质和危害进行了全面的揭露与深刻的批判。在讲到什么是党八股的问题上时，毛泽东说：

“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我们为什么又叫它做党八股呢？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个创作吧！谁说我们的人一点创作也没有呢？这就是一个！（大笑）”

党八股是一种中西混合的坏文风，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或宣传工具。毛泽东在此没有直接否定它，反而用“也算一个创作吧”的肯定句加以肯定，接着又用“谁说我们的人一点创作也没有呢？这就是一个”的话做了进一步的肯定，并且加强了肯定的语气。这种肯定和强调，是运用了反语的修辞方法来说的。“创作”本是一种正面积极的行为，是值得大力提倡的。可是毛泽东将这种坏的文风引入到“一个创作”的高度上来，这样反话正说，曲折达意，就更加显出了党八股的荒唐可笑。而这样的说法还非常符合热衷于党八股者的思想逻辑，也许在他们看来党八股真的就是“一个创作”呢。可惜，这种“创作”对党和人民的事业一点好处也没有。正是在对反语的巧妙运用中，毛泽东将对党八股的幽默讽刺上升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也因此而妙趣横生，令听者捧腹大笑。

6．人不是长着两只眼睛吗？两只眼睛里面有水，叫眼泪。

毛泽东在《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这篇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

“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听说去年评级的时候，就有些人闹得不像样子，痛哭流涕。人不是长着两只眼睛吗？两只眼睛里面有水，叫眼泪。评级评得跟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

从表面上看，这段话中对眼泪的两句解释，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是典型的“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如果删除它，文通句顺，内容完整，丝毫也不影响意思的表达。但如果从风趣、情趣上来品味，那可就大为逊色了。正是这两句看似毫无意义的旁逸斜出的注脚式的插话，与原来语言中的一本正经的内容形成了一种反差，从而形成了一种讽刺性的幽默。解释的语词越简单，越让人觉得不该解释，所造成的幽默感就越强。这里的“眼泪”就是非常简单的，就连小孩子也知道眼泪是什么。这种表面离题万里实际暗含讽刺的插话和对语言中某一句话的“画蛇添足”般的解释，在修辞上叫作“旁逸”。毛泽东就是运用这种方法将那些“不像样子”的人善意地讽刺了一下，让人们在谐趣轻松的气氛中受到触动，受到警醒。

7．蒋先生请客没有诚意，连菜都没准备。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局势将如何发展？中国共产党力争避免内战，争取通过和平的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但蒋介石却坚持独裁和内战，妄图彻底消灭共产党。但考虑到二战后期全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强烈而高涨的反战情绪，加之这时他的军队还远在西南、西北后方，有的嫡系部队还远在缅甸、印度，要把全部军队运到打内战前线，尚需要一段时间。于是，蒋介石来了个缓兵之计，向中共摆出一副“和平协商”的姿态，在8月14日到23日不到10天的时间内，蒋介石连续三次给中共发电报，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

8月25日晚，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8月28日，毛泽东等三人在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乘飞机抵达重庆。听到此讯，蒋介石感到措手不及。29日清晨，蒋介石急忙将张治中、张群、王世杰、邵力子等人招来，商讨谈判中的对策，在匆忙中确定了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谈判班子。

由于蒋介石对谈判毫无准备，谈判代表们临到谈判时竟拿不出任何的方案。毛泽东对蒋介石没有谈判的诚意早有所料，但他们这样草率到无准备的程度，毛泽东还是颇感意外，这就更让他胸有成竹了，于是他对国民党谈判代表说：“蒋先生请客没有诚意，连菜都没准备。”

这句话中，毛泽东用了两个精彩的比喻：“请客”比喻“谈判”，“菜”比喻“谈判方案”，由于选用的喻体非常通俗，请客、吃菜这是人人皆知的事物，又与比喻的本体非常接近，于是就让听者形成一个思维链条：请客是必须要准备菜的，谈判是必须要准备方案的啊！可是，国民党却恰恰没有这个准备，可见其心不诚了。

对毛泽东的揶揄与嘲讽，国民党谈判代表邵力子辩解说：“国民党没有提出具体方案，是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倘若政府先提具体方案，也许中共方面认为政府已有一种定见，而有碍于会谈的进行。”邵力子的辩解，显然是在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真内战假和谈的政策找个下台的台阶，但却是那么无味和无力。

从这个对话中可以看出，显然是毛泽东占了上风，这固然是因为国民党政策本身的失败，对方输在了理上；但同时也表明了谈话中幽默感的重要。试想一下，假如邵力子不那样说，而是换一种幽默的方式，比如说：“毛先生，我们不是没有准备菜，而是想让客人自己来点菜啊！”我想，这样总比用上面那些无力的辩解来得幽默与轻松吧，起码也算输理不输人啊。

8．是啊，我的肚（度）量大。

在重庆谈判的日子里，有一次毛泽东与蒋介石共进午餐，毛泽东饮酒甚少，但饭却吃得很多，蒋介石见了，不无讥笑地说道：“你的肚子真大啊。”

毛泽东随口答道：“是啊，我的肚（度）量大。”

蒋介石听了此话，不得不尴尬地付之一笑。

谁都知道，“肚子大”一般都是指吃得多，饭量大。这是表面的意义，其背后的引申意义却有很多。蒋介石这句话的讥讽之意和潜台词肯定是不怀好意的，毛泽东洞悉其奸，紧接着就来了个偷换概念，将“肚子”换成了“肚量”，虽仅仅一字之差，机智幽默就如水一样流淌出来。而“肚量大”不仅涵盖了吃饭多的事实，并且其中的“肚”与“度”谐音，毛泽东巧妙地利用这一谐音关系，用了一次谐音双关的修辞方法，一语双关，表面说自己“肚量大”，实际是说自己的“度量大”——胸怀宽阔，表达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气量宏大、胸怀宽广，同时也暗含了对蒋介石小肚鸡肠、心胸狭窄的讽刺与回击，有力地反击了蒋介石的险恶用心。

9．你这个人……千呼万唤不肯走出绣楼。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访问苏联。但是在中苏两国会谈时，一度陷入了僵局。斯大林干脆不露面了，把毛泽东冷落在那里。驻苏大使馆大使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回忆起当时毛泽东运用幽默的语言来讥讽斯大林的事：

我见毛主席和费德林一起到餐厅进餐，便拿着小小玻璃杯，走到毛主席和费德林坐的餐桌边，说：“毛主席，这是药，请你吃完饭就服用。”然后，我礼貌地向费德林道声好。

“这是我们的大使夫人，又是我们的医生。”毛主席指着我说。

“我早就认识夫人了。”费德林说。

“请坐下，和我一起进餐。”毛主席笑着对我说。费德林向招待员示意，招待员马上又摆上一份餐具。

我回道：“不，主席，我已吃过了。”说完，我就准备要走。费德林目瞪口呆地望着我，又回头侦察毛主席的神态。大概他认为，一位大使夫人，竟敢不听国家元首的命令，可能要吃苦头吧。可我还是离开了，回到了工作人员的房间。

“请朱大夫和我们一起再吃一点儿。”毛主席向身边站着的工作人员说。

“请你去吃早饭。”工作人员来传话了。

“不，我已经吃过了，不陪了！”我执拗地回答。

过一会儿，工作人员回去又返回来，说：“朱大夫，主席第三次叫你了！快去吧！”

我勉强地走了过去。毛主席用不寻常的眼光看着我。我对毛主席说：“我已经吃饱了。”“你这个人，真是闺房里的小姐，三催四请，千呼万唤不肯走出绣楼。”毛主席这番话，说得费德林一阵大笑。他恭维毛主席说：“毛主席，你真是出口成章，宽宏大量。”

“我就是宽宏大量，大量又宽宏。宰相肚里能撑船嘛。”毛主席见我坐下，立即夹了一块火腿放在我的盘子里，又挑了一点黑鱼子，放在我面前的一块面包上。

我吃了一口，看一眼毛主席。毛主席也意味深长地看着我。我点了点头。是啊，我明白了，毛主席明在说我，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这段回忆里，毛泽东两处运用了双关的修辞手法，十分巧妙而得体地表露出他的想法。当时，在中苏会谈出现僵局、斯大林又摆出大国沙文主义架子避而不见的形势下，毛泽东心里对斯大林的这种态度是极为不满的，可又不便直接批评和指责斯大林。必须用一种委婉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态度与情绪。这时，他灵敏地捕捉到了朱仲丽三请就餐而不来的机会，当朱仲丽终于就座以后，毛泽东马上说出了“你这个人，真是闺房里的小姐，三催四请，千呼万唤不肯走出绣楼”这句话，妙还妙在他将“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古诗句改为“千呼万唤不肯走出绣楼”，虽与朱仲丽终于来就餐之事不符，却恰好与斯大林避而不见的态度极其吻合，就将讥刺斯大林的意思说出来了。你看，说的是朱仲丽，指的是斯大林，却又是给费德林听的。真是含而不露，意味无穷。

当费德林称赞毛泽东“宽宏大量”时，毛泽东又及时捕捉住这一话题，顺势表态：“我就是宽宏大量，大量又宽宏，宰相肚里能撑船嘛。”这句话又是一语双关，表面上是说对朱仲丽“宽宏大量”，言外之意是指对斯大林傲慢态度与摆大架子的忍耐与宽容。“宰相肚里能撑船”，表面上是自诩，实际上是旁敲侧击地指出斯大林应该谦虚、大度。这样，毛泽东以一种风趣幽默的方式和有礼、有力、有节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完成了一个重大的外交活动。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毛泽东知道斯大林非常器重的费德林中国话讲得很标准，又深悉中国历史，被斯大林称为中国通，因此这些话他完全听得懂。这也是毛泽东运用这种双关语成功的一个关键。果然，聪明的费德林看着毛泽东与朱仲丽的表情，听着他们说出的话，全都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10．不，赫鲁晓夫同志，有时我比你高，有时你比我高，现在我听你说。

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来到北京，与毛泽东进行了多次正式的与非正式的会谈与谈话，有时谈的是天下大事，有时也谈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有一天，两人都躺在中南海游泳池旁边的睡椅上聊天。赫鲁晓夫似乎有些得意，他在其他共产党国家中历来以老大哥身份自居，此时两只毛茸茸的大手在自己隆起的腹部肆意地抚摸着，鼻音哼哼地掀起眼皮瞄了一眼毛泽东：“毛泽东同志，你怎么不说话了？”

毛泽东右腿架在左腿上，活动着脚趾头，目光沿指缝的空隙望着赫鲁晓夫高高的肚皮说：“不，赫鲁晓夫同志，有时我比你高，有时你比我高，现在我听你说。”

翻译几乎急出了汗，才把这几句话委婉而不失幽默的话翻译出来。可是赫鲁晓夫还是没有弄明白其中的意思。

事后，赫鲁晓夫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他对身边的人抱怨说：“毛泽东简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毛泽东有些话讲得过于简单，有些又讲得太复杂了。”

有时候，运用修辞方法和其他方法来创造幽默需要一些外部的条件，比如：形体、动作、道具等等。就比如这个事例，毛泽东说的话实际是运用了双关语的修辞方法。但是，如果单从语言本身，是听不出这种双关语的。我们细细一看场景与细节就知道，此时，他们两人都躺在中南海游泳池旁边的睡椅上聊天，毛泽东是在赫鲁晓夫“两只毛茸茸的大手在自己隆起的腹部肆意地抚摸着”的时候说的话，于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毛泽东这里说的“有时我比你高，有时你比我高”，其中的“高”，表面上就是从仰卧的角度来看两人的肚子的“高”度，而另外隐藏在背后的深层意思则是指两人的思想与观点的孰高孰低。毛泽东的幽默智慧实在是高深至极了！他借助于形体（肚子）的力量，用这种不露痕迹的幽默语言表达了自己对赫鲁晓夫那种目空一切，妄图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一种嘲弄与讽刺。言外之意是：在社会主义各个国家之间没有谁高谁低，都是平等独立的国家！谁也不要因为国力的强大就企图高高在上，高人一等。这样隐藏在幽默风趣语言后面的深刻而丰富的潜台词，对于正在狂妄傲慢顶峰上的赫鲁晓夫来说，他如何能听得出这里的奥妙呢！

11．你说，人和猪谁聪明？

有一次，毛泽东问《反杜林论》译者吴黎平：“你说，人和猪谁聪明？”

吴黎平被问得莫名其妙，只好正面回答说：“大概人聪明些吧！”

毛泽东说：“不尽然。猪遇到障碍就回头，有些人，例如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犯了大错误，即使知道了也不改，岂不是比猪都不如。我希望别人不要学他们。人总要比猪聪明点吧！”

在人们的一般意识中，谈话中只要提到任何一种动物都会引起人们的好奇与兴趣，尤其是那些与人类有着某种联系的动物。人们提到它们总会有一些形态上的、情绪上的、意义上的联想和引申。而这些联想与引申往往都有着幽默的基因。毛泽东在这句话中将人与猪作了一个对比，用设问的方式提出了一个“人与猪谁聪明”的问题，这本身就让人意外——因为肯定人要比猪聪明啊；而让人意外的是，他居然得出了猪比人还聪明一些的结论！理由是：猪遇到障碍还会回头，但有些人犯了错也不改。这样来看，人与猪相比，当然是猪聪明一些了。在这个由不谐调的对比而带来的双重的意外之中，幽默就产生了。毛泽东以这种幽默的方式讽刺了某些执迷不悟的机会主义分子。

12．赫鲁晓夫同志，我的饭已经吃完，你的西南战争还没打完呢!

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期间，一天早餐，赫鲁晓夫竟像个喜欢吹牛的不成熟的孩子一样滔滔不绝起来：“毛泽东同志，你大概看过苏德战争的影片吧？我告诉你，那些都是假的，斯大林根本不会指挥打仗，卫国战争的胜利跟他没有关系。”

毛泽东似乎根本没听见他讲什么，边吃饭边瞟了他一眼：“我愿意同你们哲学界真正有学问的名流来交谈。”

“这好办，我们负责安排，”赫鲁晓夫没听出话外音，继续滔滔不绝地在指挥过千百次战役的毛泽东面前吹嘘，在西南战线上斯大林怎样固执、残暴和无知，而他——当时只是一员中将——却怎样冒死劝阻斯大林，提出正确方案等等。毛泽东开始向碗里舀汤，并且瞟一眼翻译，递给李越然一个深奥莫测的苦笑。

赫鲁晓夫谈得更激动，眉飞色舞地真像个演员：“斯大林却不接我的电话，让马林科夫接！我愤怒地说：‘我想和斯大林直接通话！’斯大林就站在电话机旁，他不肯接电话……”

毛泽东呼呼有声地喝着汤，斯大林不愿和赫鲁晓夫通话，毛泽东似乎也不愿意听他喋喋不休。

“我重新申明自己的正确意见，这个正确意见是通过马林科夫来转达的，尽管斯大林离电话机不过几步，他自己就不肯听我说，他一定在那里拨弄地球仪呢，他打仗从来不看地图，他是用地球仪制定作战计划的，这个白痴！他听了马林科夫的转达，说了什么？说一切按原计划执行……”

毛泽东用餐巾擦了一下嘴，声调幽默地调侃道：“赫鲁晓夫同志，我的饭已经吃完了，你的西南战争还没打完呢！”

赫鲁晓夫正在夸夸其谈他的“西南战争”，而毛泽东却说“我的饭”，他将这两样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生拉硬扯在一起，于是语言就产生了幽默的情调。这种将风马牛不相及的几种概念或几样事物与东西对称或并列地摆放在一起的方法，在修辞学上叫作杂糅。一般在形式逻辑看来，并列使用的概念必须是同一属下的同级种的概念。而杂糅的方法恰恰违反了这一规律，于是就显得不伦不类，令人发笑。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喋喋不休夸夸其谈早已经厌烦了，尤其是他多次抨击和贬低斯大林，说了许多过分出格的话，更让毛泽东反感，但又不得不顾及外交场合和情面，只好采取了这种幽默调侃的方式来提醒他：你说得已经太多太多了，该休息休息了。于是他在幽默的调侃中表达了自己的意图，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3．你这个市长工作挺有政绩啊，老百姓吃饭这么整齐，比我们的军队还遵守纪律，吃饭时间全市一个人都不出门上街。

毛泽东访苏归国途中，有一天到了长春。他下了专列，换乘汽车观赏长春市容。汽车在市区大街上缓缓地行进，毛泽东看到矗立的高楼大厦，脸上浮现出满意的笑容。突然，毛泽东意识到：除了他们自己的这几辆车之外，大街上竟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其他人的脸上也表示出疑惑不解：这么大的一个城市，怎么一大早街上连个人影都不见呢。

毛泽东在车里就问坐在旁边的长春市市长：“为什么市里街上一个人也看不到呢？”

这位市长回答说：“现在还是吃早饭的时候，人们都在家里吃早饭。”

毛泽东一听就知道这位市长说了假话，他很气恼这种将他与群众隔开的做法。他瞟了一眼市长，说：“你这个市长工作挺有政绩啊，老百姓吃饭这么整齐，比我们的军队还遵守纪律，吃饭时间全市一个人都不出门上街。”这一席话说得这位市长顿时就红了脸。

随后，毛泽东立即让他们撤掉戒严令，大街小巷上很快就如涨潮似地涌满了人流，城市马上充满了活力和朝气。

长春市市长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和其他原因起见，在毛泽东到来之际来了个“全城戒严”！当问到为什么时，他还说了一通假话，这让毛泽东很生气。于是，毛泽东也向他说了一通“假话”——“你这个市长工作挺有政绩啊，老百姓吃饭这么整齐，比我们的军队还遵守纪律，吃饭时间全市一个人都不出门上街。”其实，毛泽东的这个“假话”却是一句实实在在的反语，表面上是在表扬这个市长，其背后的意思却是暗含着讥讽：你这算什么样的政绩啊？老百姓吃饭整齐、比军队守纪律、吃饭时间不上街，这一切都是你这个市长违背百姓意愿的长官意志和瞎指挥啊！由于毛泽东运用了反语的修辞方法，反语正说，表面上说得心平气和，不动声色，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在表扬和夸奖，所以就不伤东道主的面子。那位市长就在这样一种轻松和谐的气氛中悟到了毛泽东这一幽默语言中的讽刺意味。相信，他以后一定不会再做这样费力不讨好的事了吧？

14．我现在已经找到了最好的代理人——尼克松。

1970年底，华盛顿正通过某些中间人给中国政府发出信息，这种联系和信息旨在向中国领导人说明尼克松先生对亚洲的“新看法”。据说尼克松坚决要尽快撤出越南，谋求通过谈判由国际保证东南亚的独立；通过弄清台湾问题结束中美关系的僵局，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正因为这个问题，尼克松在国内遭到反对派的激烈攻击。

12月，毛泽东和埃德加·斯诺讨论当时的国际问题时，斯诺说：“前几天我见到了西哈努克，知道你们对他们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给予了很大的援助。如果美国要在那里打到底，您的国家，还会一如既往地无偿援助吗？”

毛泽东笑笑，没有正面回答，却说：“我现在已经找到了最好的代理人——尼克松，他对柬埔寨炸得越凶，他就使更多的人变成共产党。而且，他现在是他们最好的弹药运输队长。西哈努克喜欢这样的帮助。”

“代理人”是一句法律术语，是指为别人代理法律事务的相关人员。毛泽东在这里却将美国总统尼克松说成是自己的“代理人”，显然是运用了移用的修辞方法，将法律领域的词语用在外交与政治方面，表面上的不谐调自然造成了一种幽默的意境。接着，毛泽东解释了为什么选尼克松来当“代理人”——因为“他现在是他们最好的弹药运输队长”。瞧，毛泽东竟将堂堂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任命”为“弹药运输队长”，这不是典型的大材小用了么？对，他运用的方法就是修辞学上的降用，也可以叫大词小用。这样的“大”与“小”的倒置给人的感觉就非常的特别与怪异，调侃的味道油然而生。毛泽东在这里以幽默风趣的语言非常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有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做我的代理人，他担任了“弹药运输队长”，这就已经帮助了西哈努克了，就不用我们再去援助了。至于当真援助不援助，如何去援助，那就是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