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毛泽东学习用幽默的语言表达批评

第一章　跟毛泽东学习用幽默的语言表达批评

Chapter 1

幽默绝不轻易消灭自己的对象，而是力图使其日臻完善，清除自己的缺点。幽默的对象是指那些本质美好，却又具有该受批评之处的事物。当一种社会现象的总趋势是积极的、进步的，但又存有某些缺点不足或旧的残余、陈腐的东西时，我们便采用这种嘲笑的口吻。幽默肯定事物的本质，肯定其主要的与基本的方面，清除那些陈腐的东西以及偶尔沾染的恶习，使其有益于社会价值的东西充分地显示出来。

——尤·博列夫

批评，是人际交往中避免不了，人人都不想听到或不爱听到却又难免听到的一种语言行为。具体地说，批评是指交际中的一方对另一方所犯的错误、存在的缺点与不足以及对对方一些思想、观点、认识、见解等方面的谬误所进行的有力、有理、有效的指正、指教的语言行为。从其本质与本性而言，批评是一种让对方在心理上感到不快、不满、有压力、想排斥的语言行为——尽管对方可能也清楚地知道批评者的话是对自己有帮助、有好处的，甚至是对对方批评的话是基本认可的，但就是从心理上不想接受。这是为什么呢？

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詹姆士·罗宾逊说：“我们对于自己的想法，很少会产生排斥感。于是当我们受到别人的指正时，就容易发怒，并固执自己的想法。其实，在我们的想法中，潜存着种种信念，一旦有人想改变我们的信念，就会产生反抗心理。这时，我们所重视的并不是我们的信念，而是那面临危机的自尊心……于是就产生了争论，而这些争论只是为自己的信念找个继续存在的理由罢了。”这个分析多么切中肯綮，一针见血啊！面对批评，人们总是喜欢从自己的自尊心与对别人的防备心理与抵触情绪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所以总是也未能免俗地抵触与排斥那些对自己有利有好处的批评性的语言。更有甚者，一些极少数自尊心极强的人，对别人好心好意的批评不仅是反感，而且还会心怀怨恨与仇恨呢。所以，如何进行有效的批评又不致遭到抵触与反感，更不至于因为这种抵触与反感而影响团结、工作与事业的发展，这对每一个人，尤其是担任一些或大或小的领导责任的人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别无他法，只有一条：把握正确的批评的最佳语言方式。

那么，正确的批评的最佳语言方式是什么？幽默！在这方面，毛泽东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毛泽东的领导职位与责任可谓够大了，他的权威与威望也可算是无人可比的了。按理说他要批评谁可以不必顾忌什么别人的反感与排斥，别人也不敢对他有任何反感与仇恨的吧？但是他却最能恰到好处地运用自己天生的优良品性——幽默，把对别人的批评的“药片”全都包裹上了一层厚厚的幽默的“糖衣”，让人们甜蜜蜜美滋滋地吞了下去，并且还都如愿以偿地治好了思想上的“病”。

朋友，你的权威与职位与毛泽东比比如何？你在批评的幽默性方面向毛泽东学学如何？

1．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搬到此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为了应付急剧变化的局势，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在会上，毛泽东纵论军事，侃侃而谈，提出了后来成为名言的“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个著名观点。随后，他还批评了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在国共合作时期所犯的右倾错误，他说：“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他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搬到此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

毛泽东的话中批评之意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他考虑到当时还有相当多的人认识不到这种右倾错误的危害，有的人还支持陈独秀，所以他就用了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将当时国共合作中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国民党中自认低人一等，始终不敢平起平坐，更不敢占据主动地位的行为，比喻为新姑娘嫁到别人家那样，始终是个附属，是个陪衬，这就永远不会当家作主，也就免不了被“休”掉的命运了。用比喻的方法说出来的批评，由于有形象的喻体——“新姑娘上轿”，就显得诙谐生动，在轻松幽默的氛围中达到了批评的本意。

2．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

1939年初秋的一天，延安马列学院请毛泽东来做报告。党总支书记张启龙、副院长范文澜招来教育处长邓力群、教育干事安平生、宣传干事马洪和校务处处长韩世福，要他们四人去杨家岭接毛泽东。

马列学院离杨家岭十来里路。当他们刚走到这段路程的中点——延水河桥头时，四个人愣住了：对面匆匆而来的不正是毛主席吗？还没等他们说话，毛泽东倒抢先了：“你们四个风风火火的，要干么子去？”

“学院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邓力群回答。毛泽东笑了笑，幽默地说：“接我？嗯，我晓得的，是怕我忘了今天有报告会吧？你们放心好了，学院给我的任务，那是忘不了的。”

“是要我们来接主席的，我们来晚了，很不像话。”

毛泽东扬起手摇了摇：“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做报告要四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停了下又说：“哦，四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毛泽东故作认真地说：“下回呀，跟你们领导说，再加四个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大家都笑了，毛泽东自己也笑了。^[1]

对于官僚主义的作风，毛泽东一直是坚决反对的。在上面这段话中，他不仅直接地批评说“有点不好”，而且还运用了反语的修辞方法来委婉地批评、幽默地讥讽。反语，就是说反话，将正话反说，或反话正说，运用与本意相反的词语来表达本意，从而产生幽默情趣。当教育处长邓力群四人极为内疚地说“是要我们来接主席的，我们来晚了，很不像话”后，毛泽东便接了话茬开始说起了反话：“哦，四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并由此巧妙地借题发挥起来：“下回呀，跟你们领导说，再加四个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这番话表面上是顺着学院领导们的思维推想的，其实是加以夸张渲染的，将对方的思路延伸到荒诞的地步，将其做法夸大到极点，实际上这种夸大造成了对方的滑稽可笑，从而风趣委婉地批评了对方的做法。这种批评是善意的，软性的，更易让人接受的。

3．这不过是一种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

1942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以《整顿党的作风》为题作了演讲。在谈了党风不正、学风不正和文风不正的具体表现之后，又分析了这些不正之风在党内存在的状况，也是用诙谐有趣的比喻：“这些作风不正，并不像冬天刮的北风那样，满天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种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笑声）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一种风，是不好的。我们要把产生这种歪风的洞塞死。”

这段话如果用一般正经的语言来表达，可以这样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但党内还有这种作风，今后应努力克服”，也能把意思表达清楚，然而却平淡乏味。而毛泽东作为一生都与幽默结缘的领袖，全身充满了幽默的细胞，他知道这面对面的演讲与谈话，必须要用生动活泼的、幽默风趣的语言来吸引听众，必须要将抽象的叙述化作形象的描写。所以毛泽东便通过比喻的修辞方法，把三种不正之风，比作一种逆风，一股歪风，而且是从地下的防空洞里跑出来的。这些生动的形象激活了人们的想象力——一个虚弱的怕见阳光的还要寻机害人的可恶可笑的形象出现在眼前了。于是，听众在大笑声中认识了这些不正之风，在大笑声中树立了克服这些不正之风的信心。

4．本人的耳朵根子，自己早已摸过，是很硬的。

在延安，毛泽东一阵子患慢性肩关节炎，必须每天热敷、按摩。一天，医生朱仲丽照例按时到毛泽东那里去治疗，毛泽东正埋头写文章，一发现医生来了，马上放下笔，坐到另一把椅子上。朱仲丽连忙走过去，站在他的背后，开始给他按摩。

“真要感谢你，治病救人，消灾除难，阿弥陀佛！我这里的防空洞已加上帘子，堵住歪风了。”毛泽东像往常一样谈笑着。

朱仲丽说：“这很好。不过，还有事哪。”

毛泽东笑着问：“还有什么事？”

朱仲丽说：“按摩只是别人帮助你使肌肉活动，更重要的还是要靠你自己加强锻炼，促进肌体功能的恢复。我要请您自己一天活动两次，把发痛的右手抬高，从右边头顶上绕过去，摸左边的耳朵根。”说完，朱仲丽走到毛泽东面前，慢慢地给他示范了一遍。

“噢？又出新名堂了！治关节病要一天摸两次耳朵根子，只怕又是你的新花样。”

朱仲丽一边用心给毛泽东按摩，一边肯定说：“嗯！您的右手什么时候能自如地从头顶上弯过去，摸到了左耳朵根，就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啦！”

毛泽东听了朱仲丽的话，幽默地说：“本人的耳朵根子，自己早已摸过，是很硬的，那些花言巧语、阿谀奉承、口蜜腹剑、流言蜚语、哗众取宠等等，这一类的话，我一概听不进，就是因为我的耳朵根子硬！”

毛泽东说完后自己也笑起来了。朱仲丽想了想毛泽东这句话的含义，有所感悟地说：“主席，您的话使我受到很大启发。早几天，您说的从防空洞里吹出来的歪风、逆风，是指资产阶级的坏风气，使我们革命队伍里的一些人思想上产生了毛病；方才您说的耳朵根子硬，是叫我遇事要有冷静的头脑，多作客观分析，并且懂得兼听则明的道理。”

“好嘛，看来，你的耳朵根子也不软呢。”毛泽东高兴地称赞朱仲丽。

耳朵根子的软硬本来与人的是否喜听别人的不正当的话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中国人长期以来就有这样的一句形容词，也可以说是一句民间俗语，说谁非常愿意听别人的闲话、假话与谗言就说他“耳朵根子软”。毛泽东就是借助这句民间俗语，顺着朱仲丽让他自己摸自己的耳朵根的动作来治疗肩周炎的话题，巧妙地来了一个双关语：表面上是说自己摸到耳朵根子是很硬的，而实际上却意在言外地表明自己对“那些花言巧语、阿谀奉承、口蜜腹剑、流言蜚语、哗众取宠等等，这一类的话，我一概听不进”的态度。毛泽东用幽默的语言表达了他对这种不正常的作风与风气的批评与鄙弃。

5．不漂亮不聪明你也不会动心，这一条我理解。可是，见了漂亮的就都动心，这一条就不敢理解你了。

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后，江青就热心地张罗帮他找对象。不久，她发现“抗大”有一位北平来的女学生，姓傅，长得美丽出众。一个星期天，江青把毛岸英和姓傅的姑娘约到她那里，吃饭聊天，高高兴兴玩了一天。姓傅的姑娘走后，在江青的催促下，毛泽东过问了这件事，让毛岸英到他那去。

当毛泽东问到毛岸英对女方的想法时，毛岸英红着脸表态：“我觉得人还挺不错……”

毛泽东笑了，不失幽默地说：“不漂亮不聪明你也不会动心，这一条我理解。可是，见了漂亮的就都动心，这一条就不敢理解你了。”

一席话说得毛岸英低头不语。

果然，那位傅小姐根本看不上前程未卜的毛泽东一家，更受不了延安的艰苦生活，很快就跑回北平，并且还在报纸上写文章辱骂延安。毛泽东知道后，对毛岸英感慨地说：“看来漂亮靠不住，还得靠理想哟！”^[2]

毛泽东一生都对毛岸英的要求非常严格，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严父”，从来不让别人将他当作特别人物来对待，但对他的批评却并不粗暴，常常是充满了舐犊之情和幽默风趣的情调。这番话中，毛泽东用了对比的手法，通过“不动心”与“都动心”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的对比，表达了毛泽东对如何正确看待“漂亮”的意见，含蓄地批评了毛岸英对漂亮姑娘“一见钟情”的错误认识。由于毛泽东用了一个否定副词“不”与肯定副词“都”分别来修饰“动心”一词，就在词语上形成了强烈对比与反差，造成了风趣幽默的效果，给批评包上了一层软纸和糖衣。最后一句感慨：“漂亮靠不住，还得靠理想哟”，仍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对比，表达了毛泽东对儿子的殷切期待：一个正派的人找对象还是要找一个志同道合的、有着共同理想与追求的人，那些仅仅外表漂亮与浮华的人毕竟都是靠不住的。

6．枣子熟了，可不会往天上飞哟！

毛泽东随部队转移到佳县的神泉堡后，有一天，他带着几个卫士进城去。深秋的陕北高原，果实累累，大路两旁枣树林立，红艳艳的大枣缀满枝头，风刮过来，有些熟透了的枣子就落到了地上。

正在欣赏风景的毛泽东忽听旁边传来“咯吱咯吱”的声音，毛泽东侧转过头，只见一个新来不久的卫士正在一边嚼枣子，一边还说着话：“早就听说黄河岸边的枣子核小肉厚，又脆又甜，果然不错。”

毛泽东闻言停下了脚步：“怎么，你还带头违反群众纪律？”

那个卫士忙解释：“这是从地上捡的。”

毛泽东笑了起来：“地上的枣子是从哪里来的呢？枣子熟了，可不会往天上飞哟。”

这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那个卫士认识到自己错了，连忙把没吃完的枣子放在地上。可旁边的一个小卫士脑子还没转过弯来：“枣子掉在路上，踏坏了多可惜，还不如吃了好。”

看着那张稚气的脸，毛泽东耐心地说：“踏坏了是可惜。你捡起来放在树下，不就不会踏坏了么。况且，老乡见你吃枣子，他可不知你是摘的还是捡的哟，影响不好。”

大家终于全明白了。他们高兴地把落在地上的枣子都捡起来，堆放在树下。

卫士们捡了老百姓的枣子吃，还辩解说是从地上捡的。毛泽东没有直接批评他们的错误，而是运用了归谬的方法将卫士们的理由做了一个故意错误的推问与反诘：“地上的枣子是从哪里来的呢？”毛泽东在先用了一个反问后，紧接着就做了一个肯定式的判断：“枣子熟了，可不会往天上飞哟。”这个肯定其实更是一个归谬式的推理：你说你是从地上捡来的，可枣子熟了后肯定不会往天上飞，它只能掉在地下啊！那么你捡地下的枣子不就等于拿老百姓的东西一样？！毛泽东这种幽默而风趣的批评让卫士们在笑声中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使他们痛快地捡起枣子放在了树下。

很显然，如果毛泽东不是这样用幽默的方式来批评，而是采取简单的语言形式，比如说：“净说废话，地上捡来的就是树上掉下来的，都是老百姓的，这就是违反纪律的行为！”试想一下，卫士们尽管也能知道自己的错误，但在情绪上肯定不会像听了前面幽默的批评后那样舒服和温暖的。

7．这是辙吗？到处插手，炭还没卖就大撤退，逃跑主义。

为了提高卫士的文化水平，毛泽东从自己的稿费里掏钱给卫士办文化补习班，并经常检查他们的作业本。一次，毛泽东看了卫士封耀松作业本上的分数，作业本上老师用红笔打了个大大的“5”。毛泽东不由喜形于色：“嗯，好！又进步了。”封耀松心里美滋滋的。

可是，毛泽东看得很仔细，不一会儿他的笑容就渐渐消失了，“嘿”了一声后就说：“你们那个老师也是个马大哈呀。”封耀松紧张了，把脸凑过去看。那是他默写的白居易诗《卖炭翁》。毛泽东用手指甲在其中一行的下边划道：“这句怎么念？”

“心忧炭贱愿天寒。”

“你写的是忧吗？哪里伸出一只手来？你写的是扰，怪不得炭贱卖不出价钱，有你扰乱么。”

封耀松脸上直发烧，只好抓挠着头皮窘笑。

毛泽东又问：“这句怎么念？”

“晓驾炭车碾冰辙。”

“这是辙吗？到处插手，炭还没卖就大撤退，逃跑主义。这是撤退的撤。”

毛泽东说完抓起笔给他改了作业，并说道：“虚有5分，名不符实。”

在这里，毛泽东充分发挥了他对中国汉字的特殊理解和幽默才华，运用了析字的方法完成了一次对封耀松幽默诙谐的教导。你看，当他看到封耀松将“忧”字错写成了“扰”字时，他根据诗句意思来了一个反向的诙谐的解释：“怪不得炭贱卖不出价钱，有你扰乱么。”因为将字错写成了“扰”字，就将卖炭翁卖不出去炭的原因归结成封耀松的“扰乱”，毛泽东这荒谬而荒诞的联想何其滑稽乃尔？同样，封耀松将“晓驾炭车碾冰辙”中的“辙”字错写成了“撤”字，毛泽东就根据“这是撤退的撤”的意思，又发挥了他的丰富联想和推衍，说他是“到处插手，炭还没卖就大撤退，逃跑主义。”到处插手，一方面是指将“辙”字换成了“撤”字（提手偏旁），一方面是意在言外，批评党内的一些人的不正当行为。这里是双关语的用法。后面，毛泽东根据字面上的意义进行了联想与推衍，将一字之错说成是“炭还没卖就大撤退，逃跑主义”，则生动形象地将诗中所写的几千年前的事件与现代人物现代语言加以对接，运用移用的修辞方法造成了一种语境上的跳跃与不和谐，让人觉得滑稽可笑，趣味十足。

8．甲乙丙丁，开中药铺。

毛泽东在他著名的《反对党八股》的演讲中，对当时党内甚嚣尘上的形式主义文风党八股提出了认真而严肃的批评：

“党八股的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你们去看一看中药铺，那里的药柜子上有许多抽屉格子，每个格子上面贴着药名，当归、熟地、大黄、芒硝，应有尽有。这个方法也被我们的同志学到了。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ABCD，小abcd，还有阿拉伯数字，多得很！幸亏古人和外国人替我们造好了许多符号，使我们开起中药铺来毫不费力。一篇文章充满了这些符号，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

针对党八股的现象，毛泽东采取了幽默的语言，运用比喻的方式来阐述党八股的特征与危害，进行了善意的批评。

开中药铺与做文章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没有什么相同、相似之处。然而毛泽东却独具慧眼地发现了二者的相似之处——罗列名称，于是巧妙地以开中药铺来比喻党八股内容空洞、形式死板的特点。是啊，仔细想想，中药铺药柜子抽屉格子上的那些药名，与党八股“一，二，三，四”的行文程式何其相似！那古老陈旧的中药铺和那经常架着一副老花镜的药铺掌柜，又怎会不使人联想到党八股的迂腐气息，联想到党八股作者的呆板与缺乏生气！这种形式上的相似与内容上的距离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强烈的幽默感，让人觉得可笑而滑稽。毛泽东在对比喻的分析过程中还不厌其烦地列举了一些中药名“当归、熟地、大黄、芒硝”，也列举了党八股文章中常用的什么“大壹贰叁肆”、“小一二三四”，什么“大ABCD”、“小abcd”等数字序号，其实这正是他“现身说法”地模仿党八股的文风做文章来给人们看，这种悖论式的自相矛盾式的批评方式，使人们在笑声中认识到了党八股言之无物的毛病。而这个幽默的比喻所含的善意讽刺与批评也就达到目的了。

9．我们有些同志喜欢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的演讲中分析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时，就运用了一个幽默的比喻：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喜欢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

毛泽东把“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党八股比作“懒婆娘的裹脚”，可以称为是比喻中的极致，因为这两种东西的特征、本质和内涵太像了！首先，裹脚布的“又长又臭”是因为婆娘懒不勤洗造成的，这和党八股的作者们图省事大搞形式主义多么相似！其次，裹脚布是中国的一大“发明”和一大“国粹”，而党八股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内滋生出的错误作风，同样也是“中国特产”，这本体与喻体两种东西在源头上又是多么的一致！再次，裹脚布作为对人体的摧残物和一项制度早已被文明的时代潮流淘汰了，那么与裹脚布有着相同性质的党八股自然也要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被彻底清除。毛泽东之所以选用喻体“裹脚布”，第一是因为它是听众非常熟悉、印象非常深刻的东西；二是因为它的不堪入目的形象和引人发笑的特点；三是因为它的灭亡的命运与党八股被彻底消灭掉的命运极为相同。

事实上，从当时听众在大笑声中发现了自己与别人身上有这种“懒婆娘的裹脚”并决心将它消灭时，毛泽东幽默批评的效果已经达到了。而这个极为出色的比喻，也成为毛泽东幽默表达方式中的一个经典段子，成为国人在运用比喻时经常要借鉴的最佳范例。

10．语言无味，像个瘪三。

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的演讲中阐述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时，也用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比喻，将党八股的特点揭露得淋漓尽致。

“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们的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

当我们听到毛泽东那充满了湖南味的方言里说出“语言无味，像个瘪三”时，我们的眼前仿佛闪现出那些面黄肌瘦、浑身脏兮兮、衣冠不整地露着瘦弱的筋骨在旧上海街头游荡的流浪儿——小瘪三！从语言能想到小瘪三，毛泽东的思维与联想真是太开阔、太丰富了。而在他的比喻的引导下，人们自然想到了党八股的“特色”：不论是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都“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真是太像上海小瘪三那样令人生厌，避之唯恐不及了。

毛泽东运用批评的武器时最常用最擅用的就是幽默的语言，他以一个“瘪三”的形象从外在形象与内在本质两方面揭露了党八股的病状与病根。这个“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的幽默比喻和那个著名的“懒婆娘的裹脚”比喻一样为人所称道，因为它让有这种党八股毛病的人们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个影子非常生动，非常形象，更非常的可笑，也非常的不好，对自己对事业都不利，不治就可能害上更大的毛病，就可能危害肌体的健康。

11．咱们的经是一部好经，小和尚、歪嘴和尚念错了，念错了！

1950年4月27日，毛泽东曾对负责安排起义人员工作的董其武说：“你告诉起义人员，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是希望他们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过去两种制度，有不少人做反人民的事情，人民不追究过去了，只看将来。”

然而，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一些起义人员却受了极大的委屈，有一些人员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与处理。于是，他们给董其武写信表示对当初起义和事后的承诺有怀疑和看法。1956年，董其武到北京参加“五一”节庆祝活动，5月13日，他带着这些信到中南海去见毛泽东。

一见到毛泽东，他就对毛泽东说：“主席日理万机，有点小事找你，耽误你的时间。”

毛泽东问道：“有什么事哩？”

董其武说：“过去说对起义人员是‘既往不咎’，现在几乎都咎了。有抓的、有押的、有管训的、有劳动改造的。我接到许多起义人员的信都转到国务院了，问题得不到解决。”

毛泽东听了董其武的汇报，拍着桌子大声说：“咱们的经是一部好经，小和尚、歪嘴和尚念错了，念错了！改！一定能改好！”

在这段话中，毛泽东把党的政策“既往不咎”比喻成一部“好经”，将那些执行的人比喻成一群念错了经的“小和尚、歪嘴和尚”，批评了这些打着党的旗号却不按党的政策办事的人。不管他们中有的是故意这样扩大化的，有的是在执行过程中把握不准而无意扩大了的，都是这种把经念错的“小和尚、歪嘴和尚”。准确、生动而形象的比喻表达了毛泽东对他们的批评的态度，并以此来告诉董其武：党的政策本意是好的，只是有些人在执行过程中出了错误，这种错一定能改正过来。

12．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

1957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作了一次讲话。他针对党内存在的一种争名誉、争地位，比薪水、比吃穿、比享受的坏的思想作风，提出了认真而严肃的批评。下面是其中的一段：

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这个风也要整一下吧。有泪不轻弹是对的，伤心处是什么？就是工人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危急存亡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弹几滴眼泪。至于你那个什么级，就是评得不对，你也要吞下去，眼泪不要往外流，要往里头流……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

毛泽东的这段谈话运用了仿拟（仿词）的修辞方法，将《林冲夜奔》中的唱词中的“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只改动了后面三个字——“评级时”，就将那些争地位争职称争待遇的人的形象描绘出来，可谓一针见血。毛泽东的批评虽然是严肃的认真的，可教育的目的是主要的，且又是人民内部的非原则问题，所以他的表达仍然富有很强的幽默感。

13．什么叫千方百计呢？千方者，就是九百九十九方加一方；百计者，就是九十九计加一计。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

“长征途中，在过了大渡河以后，究竟怎么走呢？北面统是高山，人口又很少，我们那个时候提出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什么叫千方百计呢？千方者，就是九百九十九方加一方；百计者，就是九十九计加一计。现在你们还没有提出几个方几个计来。”

“千方百计”这条成语一直为人们所常用，但使用时谁都不会去考虑“千”与“百”的具体数字是多少，因为这只是总体上强调计策、方法的数量之多的意思。可是，毛泽东同志却对这个人们常用的成语做了一个让人非常意外而新鲜别致的解释，按照算术的方式将“千”与“百”的数字分解了，成为了“九百九十九加一”和“九十九计加一”。这听起来有些怪异，可细一想却又合乎成语的字面意思。而在这新鲜而不同寻常的解释中，却蕴含着毛泽东的批评：你们天天在说着千方百计想办法，可是你们到底拿出了几个方几个计了呢？这就是毛泽东最常用的一种幽默批评的方式。这种对所说的话加以别开生面的解释，看似表面离开主题实际却与主题密切相关的“旁逸”的方法，比较适合对多数的人、没有具体所指的人、共性问题的批评。

14．说我讲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一句，也有六万句，可他们就是不听，连一句也不听。

1970年8月底，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第一个发言，再一次提出设立国家主席，并指使陈伯达等人在第二天的分组讨论会上大肆吹捧林彪，提出设立国家主席。一场阴谋的风暴在庐山掀起来了。

林彪、陈伯达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的表演，让毛泽东认识到，林彪正在为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活动。为了挫败林彪夺权的阴谋计划，毛泽东先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点了陈伯达的名，进行了严厉批评。

这天，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借批评陈伯达的机会，对林彪进行了有力的批评。他诙谐地说道：“说我讲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一句，也有六万句，可他们就是不听，连一句也不听。”

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知道当年林彪那句非常让人肉麻的吹捧的话：“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在这句话中，林彪其实是用了夸张的方法极言毛主席的话的重要与权威。而毛泽东在批评林彪的这句话时，运用了“归谬”的方法沿用了林彪的夸张方法和语言逻辑，将这个夸张的句子作了一次假设性的推理：既然我讲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那么我讲的不设国家主席的话，我总共讲了六次，这样按照你吹捧我的话算起来就是六万句话了，可是你们怎么一句都不听？于是，林彪语言的虚假与荒谬之处就被剥得体无完肤了。“归谬法”之所以能创造幽默的意境，就是因为讲话者对对方的错误论点先不直接否定，而是先假设其是真的，然后巧妙地依顺着对方的语言逻辑承接下面的话，推导出荒谬的结果，再由结果的荒谬反推出该论题的荒谬。这就可以将对方话语中的虚谬之处显现无遗。当然，运用这种方法有一个大的前提，这就是对方的话语中肯定有虚假、荒唐、不合逻辑性的地方。

【注释】

[1]王昌连编著：《幽默的毛泽东》，海南出版社，1992年12月第2版，第31页。

[2]谭逻松、张其俊编：《毛泽东的幽默故事》，同心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0—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