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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感受主体到感悟主体

时间:2022-04-0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本文前面两节主要是从语言传播主体的主体性的确立与在对象化过程中提升的角度谈语言传播人文精神主体性建构问题的。“音声化”的另一个含义就是内部语感的支撑。而语感,是主体对语言功力的内容所进行的可以被音声化的改造与重构,以使其成为真正能为“形之于声”服务的可实现的、现实的力量。

本文前面两节主要是从语言传播主体的主体性的确立与在对象化过程中提升的角度谈语言传播人文精神主体性建构问题的。而就创作主体在语言传播中从求真到臻美的具体历程来看,有声语言创作主体之主体性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是在“感性”——知性——“理性”——“悟性”①的渐进过程中走向完善的。

一、语言传播人文精神感受主体的内省化建构

语感是人文精神音声化过程中主体内部与外部相贯通的桥梁。说到“音声化”,肯定首先涉及声音规格与声音标准的问题,对此我们在前面已做过论述,此处不再浪费笔墨。“音声化”的另一个含义就是内部语感的支撑。因为,我们所说的声音不是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生理意义甚至物理意义上的声音,是“花瓶”,而是生理、物理、心理、个人、社会都融入其中的、充满感情、充满人文关怀、目的明确、有魅力的声音,它就是“鲜花”本身!而如上所言,对所有这些进行重新整合的、使花儿充满盎然生机的阳光雨露就是语感。

我们认为语感是语言传播人文精神主体性建构的基础它对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建构也具有本体性的意义。因为那“准、真、善、美”的追求,那“新、雅、精”的关怀必须通过主体的认知、选择、吸收、深化、发出而成为有声语言的现实——音声化是核心。在语言传播中,这一切行为都是在语感的催化下完成的;无之,则如同少了催化剂的化学反应,那化合物的溶液已经被加热得沸如岩桨,而参与反应的各物质却仍泾渭双分,各行其是,那“准、真、善、美、新、雅、精”的人文理想就只能停留于“理想的意图”阶段,化不成“理想的力量”。

我们说,语言功力是主体表情达意、言志传神的根基。而语感,是主体对语言功力的内容所进行的可以被音声化的改造与重构,以使其成为真正能为“形之于声”服务的可实现的、现实的力量。

①这一提法参考了张颂教授在《朗读美学前言》中的论述,见《朗读美学前言》,第3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语感并不神秘,它是对语言刺激“感之于外,受之于心”的综合感受。它不仅包含了主体的感觉,而且还涵盖了主体的认知、直觉、美感、积淀,还包括听觉、视觉、嗔觉、味觉、皮肤觉、时间觉、空间觉、运动觉、筋肉觉等;它不仅包括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形象感受、逻辑感受、具体感受、整体感受、内容感受、形式感受、风格感受、语体感受,还包含感觉器官的锐度、内心反应的强度、经验积累的丰富度、文化修养的深厚度等在语言感受中的折射。①它是对语言功力的整合、酝酿与显现,即不论是语言功底还是语言能力,都必须涵化为语感,由语感渗透、贯穿到有声语言表达的整个过程中去,那功底中先天的资质、语言神经、遗传积淀、发音器官,那后天的习得、文化修养、知识的深广度、审美趣味的陶冶、语言环境的熏陶等,全都要进入语感的范围。语感就像是计算机的内存一样,主体把上面所有潜能从硬盘中调出来,在语感的内存中酝酿,变成能与音声化兼容的、可感的、发音器官的跃跃欲试,主体的在心理和生理上都已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响应“形之于声”、“及于受众”的召唤。那能力中的观察力、捕捉力、理解力、思辨力、表现力、鉴赏力、调控力、回馈力都要先融解到感受力当中去。那感受力如同水一样,以上所说的除了感受力以外的其它诸能力就如同各种营养物质,主体需把它们融化到水中,及至创作,主体则以这种“混合营养液”去浇灌有声语言之花。

①关于语感问题的论述,本书参照了张颂教授的相关论述,分别见《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第141146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朗读美学》,第105119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在语言传播主体的建构中,语感建构的关键是内省的可感性与外放的可听性,以及主体对其二者之间的张力所进行的细微调节。丰富语感,主体首先要内省。“省”就是省察、检察并且觉悟,要在内心对“听”与“说”的过程进行细密的甄别、监控。在主体“听”的过程中,要对信息“接收”、“判别”、“储存”,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要择其善者而存之,择其不善者而为鉴,及至用时,信手拈来,卯适榫合,天衣无缝,得来全不费功夫。主体在“说”的时候,要“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引发强烈的愿望,对节目的起承转合进行预设,成竹在胸,目的明确,对象清晰,由已达人,畅达自如。

语感还要“可感”。化平面化的文字、浓缩的提纲为心中立体的、生动的、生气氤氲的、浸透了主体性灵体验的意象,要把简要的、压缩的、星光闪烁的内语言进一步展开为丰富的不但自己可感而且别人也有迹可循的有声语言的准备。即使是抽象的逻辑关系,也要用具体可感的想象把那断续的空间填满,使之丰润,逻辑感受也不应只是硬硬的筋骨,而应化之以丰满血肉。比如:“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一次却颇出乎我的意料。”(鲁迅《纪念刘和珍君》)这句话在表达时需运用转折性的逻辑感受,转在“但”,而感觉上的“折”应在其后的“这一次”:当政者的凶残早已熟知,流言家的卑鄙也已无数次领教,可是那似乎都还是人之所为,而这一次,那淋淋鲜血、那无耻谰言却已明示,那凶残与下流竟然没有底限,远甚于禽兽……那转折之间竟有如此丰富的内心感念,绵绵不绝,形之于声,不仅凸显了逻辑的钳力,而且张扬了情感渗透力,强化了共鸣中的感染力。可感的范围在有声语言表达当中是非常宽泛的,如上所述,内容与形式、题裁与体裁、目的与要求、韵律与意境、特色与风格、道德与认知、时代与审美……都要在主体的内心涵化,改变形态,如同强健小伙应招入伍,必经军营的特殊训练,才可以成为随时响应“音声化”动员令的战无不胜的精兵强将。

语感更要促成涵化成果的外化、外溢、外射、外张,真正实现“音声化”,成为可听可感的声音。语言传播人文精神表达出来以后就是一种人文关怀,那“关怀”就是给与,就是付出,其目的就是要使受众收到,虽然方式可以是倾盆大雨、酣畅淋漓,也可以是绵绵细雨、润物无声,但那“雨”是一定要下的,因为那“田”正在期待着!在创作实践中,语感的内省与外放是一对矛盾,如果内省大于外放,表达出来的效果给人的感觉就是:自我陶醉的成分多一些,而“及于受众”的“共感共鸣”感染力、感召不足。所以,创作主体要注意,语感的内省是为了外放,燃旺星星之火就是为了形成燎原之势,要用人文精神精华之火种点燃所有受众心中的火炬。而如果语感的外放大于内省,就会虚假做作、生硬外在,甚至招欢买笑、令人生厌。语感内省与外放的关系类似于供暖系统的运行。如果输送系统运行不畅,尽管炉火烧得很旺,也只是徒耗燃料,用户仍会喊冷,这就是内省大于外放;如果水通气畅,但就是供热的锅炉没有烧旺,水温、气温不够,受众也仍无暖意,这就是外放大于内省。那语感生成与运用的理想状态当然是煤足火旺,输送通畅,源源不断,绵绵不绝,暖通人心,人文精神,泽被九州。创作主体,幸也,乐哉!

语感生成的方向是丰富、精密、具体、独特。丰富就是创作主体要善于把握不同样式,尤其是不同样态的处于不同语境中的有声语言表达语感。精细就是主体能够体察和掌控不同样式、样态的语言感觉落实到每一句话中去的时候所体现出来的细微差别,比如“笑”,粗略区分一下就会有狂笑、大笑、狞笑、讪笑、微笑、皮笑肉不笑、笑里藏刀、不怒反笑……而那其间的差别又要落实到语气上,毫发之间,天地之别,只可意会,难于言传。而那具体独特,一是和具体的语境相连,一是和主体的人生经验、生命体悟相通,缺一不可。对于语感的丰富、精密、具体、独特,张颂教授已在有关著作中做过精到的论述,本文不再多费笔墨。①

语感要渗透和导向人文关怀。语感初级阶段的原初形态是随机、散乱、偶发的,主体要善于对它们进行辨别、疏理、引导,对于那些渗透着人文关怀的内心感念要“重点保护”,细心剥离,存入心中,对那些不利于涵养人文关怀的,则应弃之、抑之。从“乍见孺子将入于井”而生的人最原始的“怵惕恻隐之心”②,到“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③的仁人之心,再到“生,吾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④的至人之心,都要精心呵护,培养之,导引之,化为心中感念,渗透到对人、事、理的感悟中。

二、语言传播人文精神思维主体自觉的建构

在语言传播人文精神主体的“感性”——“知性”——“理性”——“悟性”发展链条中,知性和理性无疑也是关键性环节。在这里,我们将这二者合称为“思维”。如果说语感是语言传播人文精神主体生成的肉体基础,知性和理性则是语言传播人文精神主体性建构的灵魂,二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区分知性和理性的是康德,他把人的认识能力区分为感性、知性、理性三个方面。在我国的认识论传统中,人们对于感性和理性已经熟知,但对知性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人们在谈认识的时候也只是说人的认识要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而绕开了知性。知性是对感性直观的对象进行思维的能力,是产生概念并对概念下判断的能力。知性重怀疑、重实证、重分析还原、重公理和逻辑,其目的就是取得对某一事物、领域的确定性的认识。这恰好是以“新闻性”为其根本属性的语言传播所最需要的。“新闻性”所要求的真实、准确都要靠主体最大限度地发挥知性而取得。语言传播要双脚踏实地站在现实生活的土地上,投入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实践当中去,以真诚的态度、求真的信念、实事求是的知性精神,把人们生产生活各领域的真实成绩、真实风貌、实践中的真理、平凡人的真情等,真实无误地传达给急切想了解这些情况的人们。这是语言传播的立身之本。对于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建构来说,求真是“善、美、准、新、雅、精”的基础,在语言传播中,那理、事、情只有首先是“真的”,才会真正对关心它的人们有用,才可能是“善的只有感情真挚,才能创造和谐以生美。在语言传播中,知性还是主体理解稿件和明确创作目的的基础。主体只有充分发挥知性的求真、重逻辑、重实证、重还原的能动性,才可能理清脉络、分清层次、确定主题、抓住目的。我们说,在有声语言创作中“理解是基础”,而知性则是“基础的基础”。

①有关语感“丰富与精密”的论述,请详见张颂著:《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第六章第五节“语感通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关于语感“具体与独特”的论述,请详见张颂著:《朗读美学》第八章第四节“语感的个性特点”,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②《孟子公孙丑上》。

③《论语颜渊第十二》。

④《孟子告子上》。

语言传播主体知性不足,就有可能在人生观、审美观、语言观上无个性、不分是非、无抱负、无理想、随波逐流、流俗媚俗、和光同尘。有些无追求、无理想、粗俗滥俗、粗制滥造的节目就是这样生产出来的。主体知性的阙失实为语言传播人文精神失落的认识根源之一。

而理性与知性既相区别,又有内在联系。知性的方法,是求得关于个别、特殊事物确切可靠认识的方法,运用的是形式逻辑;理性的方法,则是认识客观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之规律的方法,运用的是辩证逻辑。因此,主体运用理性就是要从普遍联系、辩证关系、本质规律的角度和层面去认识理、事、情,然后再将之付诸语言传播的实践。知性往往容易拘于一隅,窥一斑而不见全豹,而理性则能帮助创作主体分清主流和支流、现象和本质、表层和里层,最后为受众奉上最接近相对真理的事物本真的认识。对于受众来说,越是接近本质真实的,就越有可能接近善。

创作主体只有充分发挥理性的整合辨析能力,对语言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理解与感受、声音与情感、内省与外放、技巧与表达、个人风格与节目风格、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这些矛盾,以及每一对矛盾内部更细小的矛盾进行整体把握,多重整合,不断推进由个别到一般、由一般到个别的反复协调、时时校正,最后才可能达到“整体和谐”的语言传播审美境界。①

创作主体只有更好地发挥理性在事物的普遍联系、在错综复杂的矛盾统一体中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透过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准确把握整个时代发展、跃动的脉搏,才有可能使有声语言真正充满崭新的时代精神。

主体需要运用自己的理性,深入辨析形形色色的节目形式和风格样态,分清哪些是流俗的、媚俗的,哪些虽然一时受到冷落,但那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高雅或俗雅,从而坚定不移地追求、坚持。

主体只有发挥理性的能动作用,把握事物与时代的内在规律,挖掘形式的运动规律,才能创作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有声语言艺术精品。

语言传播主体理性不足,就有可能在新闻观、真理观、艺术观、价值观上木偶探海,满足于管窥蠡测、一知半解,甚至会以讹传讹,以至于谬种流传,毒害世人,遗害后人。而个别节目中的胡言乱语、打情骂俏、勾肩搭背则是创作主体理性约束不力的结果。主体理性的失控、“退场”是语言传播人文精神阙失的深层认识根源。

①此处关于“整体和谐”的论述,援引了张颂教授在《朗读美学绪论》中的一些提法,请见《朗读美学绪论》,第8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语言传播中的人文精神是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结果。古希腊人重理性,这一传统一直持续到西方的近现代。对于理性的崇尚使西方的科学得以昌明,生产力在近三百年间取得了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但西方理性发展到极端之后就是工具理性的泛滥,是技术对人的奴役。所以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存在主义者以及尼采、叔本华等人又大力倡导非理性,努力把人从工具理性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但是非理性后来也走向了极端,以至于完全抛弃人类的理性,崇尚人类非理性的随机性、任意性。所以我们今天在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建构中谈到的理性与非理性,是吸收其二者长处的理性与非理性。

在语言传播的实践中,二者对创作主体的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的不断完善与提高所发挥的作用也是相辅相成、不可彼此替代的。比如,语言传播的一大特点就是其传播活动的情感性,传播结果的可感性、可近性、可亲性,而作为其基础的感性与感情,就属于非理性的范畴。当然,在有声语言的创作实践中,二者的关系要更为复杂一些。创作主体对于感受、感动、感情的积累、涵养、深化是在理性的调控下进行的;而那感受与感情的发出也是在理性的召唤下,经过理性精心挑选的而非率性随意的,那些有利于实现传播目的的部分得以存留,而不利于实现传播目的的部分则被剔除;感性、感情等非理性因素也要接受理性的引导,要通向理性,否则就会感情泛滥、失去控制。另一方面,语言传播中的理性是以可感方式存在的,在这种意义上,语言传播中的理性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是以非理性的方式存在和呈现的。

与理性处在同一个逻辑起点上的概念是反理性,理性与反理性的关系是完全对立的。反理性的理念是西方在理性尤其是科技理性和政治理性对人的极度压抑的背景下提出的。人在科技理性的支配下单一地发展了科技所需要的那一部分能力,而成为“单向度”的人,而作为对科技理性和政治理性对主体压迫的反拔与反抗,西方学者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的学者提出了“反理性”,但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连理性的合理成分的命也一起革掉了,把孩子同洗澡水一起泼掉了。语言传播的人文精神建构要完全摒弃反理性的干扰。在语言传播中,纯粹的反理性是很少见的,但在个别节目中却会或多或少地渗透一些反理性的因素,对此我们要保持警惕,千万不能让反理性在语言传播中泛滥。

三、语言传播人文精神悟性主体的陶铸

“我们的前沿在哪里?一言以蔽之:悟性。”①说的是朗读美学的前沿,我们认为,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主体建构的前沿也在于“悟性”。悟性是有声语言境界提升之“深不可测”、“幽渺难知”的深层动因,也是形成语言妙不可言魅力的根本原因。“悟”之常义为“了解;领会;觉醒”(见《现代汉语词典》)。这三个义项是层层递进的:理解之后,化之于心,后豁然开朗。这也是悟性形成的过程。有声语言之中的悟性是建立在感性、知性、理性基础上,对三者进行整合、升腾的一种认识乃至实践能力。

语言传播中悟性与感性的联系最为紧密,感性是悟性的孵化场,因此有时“感”与“悟”并提,称“感悟”②。

①张颂著:《朗读美学前言》,第3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②张颂著:《朗读美学》,第278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它是主体在感性中对知性成果进行加工、分类、消化,然后由理性进行引导、提升,再经过感性的反复酝酿,最后达到一种心灵的豁然开朗、灵光四射状态。在有声语言中,悟性的最终形态是“语感通悟”①“语感通悟,是一种通感中的悟性。”气这里所说的“通感”比之我们通常修辞意义上的通感要宽泛、宽容得多,它不仅是不同感官之间的感觉互通,而且是不同的语言样态、样式、情境、语气之间的融会贯通。它,仰,能上九天之上;俯,能下九泉之侧——“上穷碧落下黄泉”是也。

它是一种感通能力,具有生发力、辐射力、点染后的化通力,举一反三、点石成金,一通百通,就像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推倒一个,其余则砉然顺遂,且力量会越来越大,甚至会出乎主体的意料。

它是一种语感的全息能力,见微知著,洞幽发微,以一当十,滴水见太阳,能在一种语言样态中生发出对所在语言样态的把握能力,而主体对一个字音、一个语调的处理竟融入了他全部的人生感悟、生命体验、价值理想、意识形态。

它是一种化合能力,具有选择性和凝聚力,它会自动地撷英集粹、剔除糟粕、强健体魄。

它是一种自新能力,具有开拓性、开放性、动态性,它不会拘于一时,当主体驻足不进、孤芳自赏时,它就已经从主体身边悄然飘过,一去不返。

①由张颂教授提出的这一概念对于有声语言来说,是有划时代意义的,正像张颂教授在《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第144145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中所说的那样:“其意义与作用,必将成为语言心理学中的重要支柱,成为播音美学的一条重要规律。”因为它不仅是一个关乎表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把有声语言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使创作主体达到了一个新的人生境界。因此,我认为,“语感通悟”理念的提出对于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建构来说,甚至对中国播音学来说,具有存在论、本体论意义。对此,本书将在下一章《“进人澄明之境”——语言传播人文精神在主体间共建》中试做论述。

②张颂著:《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第144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

悟性最终要落实到语感、语气上,如果迷于蹈虚运玄,则会陷入唯心论、神秘论而于有声语言表达无益。至于如何“形之于声”,则会凸显主体的个体差别,无法划一,也不用划一,这也正是悟性的魄力。

悟性的取得与先天的因素有关,如语言中枢神经、家庭社会的影响、语言的历时积淀等。但主体悟性的陶铸更需后天的不懈求索,“需要真正投入,动脑、动心、练耳、练口。”①专心致志、心无旁骛,“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主体要“积学”,古今中外、文化经典、文明精粹,亲之近之、融入心宅,融入性灵,融入感念,化为语感,随口唾出,一字千钧。主体还要“感物”,生产生活、新人新事、时代风貌、方针政策、优秀传统,感之以心,暖之以情,入于心灵,成为“本能”,皆若出己之心,呼之而欲出。清代袁守定在《占毕丛谈》中将积学与感物视为触发通悟的两个途径:“然须平日餐经馈史,霍然有怀,对景感物,旷然有会,尝有欲吐之言,难遏之意,然后拈题泚笔,忽忽相遇,得之在俄顷,积之在平日。”对于悟性的形成很有借鉴意义。

悟性按其产生的方式又可分为“渐悟”和“顿悟”。渐悟是主体对悟性自觉进行的、滴水穿石的积累历程的体现,积小悟成大悟。顿悟是主体对一种语感长时间求索而不得,但一直把它保持在注意力的范围之内,甚至沉淀在潜意识中,“暖之以日月”,当主体遇到外界与之相关的某个因素的触发后的豁然开朗、灵光突现、一通百通的灵感状态。语言传播中的悟性是对直觉、灵感和顿悟的深化,创作主体要把顿悟的成果稳定化、长期化。做为创作主体不能满足于灵感与顿悟的偶尔光顾,要对语感通悟切近之、精研之、求索之,把自己的悟性不断提升到新的境界。语言传播创作主体要融渐悟、顿悟为“通悟”,这才是创作主体人文精神建构的理想境界。

①张颂著:《朗读美学》第279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对语言传播人文精神的建构来说悟性本来就是在有声语言的美学追求中提出来的,要“致美”,如果没有悟性的感发那就等于缘木求鱼,感悟以主体的性灵之真为前提,这是主体求真的根本,任何小小的虚假都会关闭通向语感通悟殿堂的大门,一字之失,一句为之蹉跎。悟的性灵之真又是至善之基,“疏瀹五藏,澡雪精神”①,主体离欲去利,心灵得到升华,则善念自生;悟性是开放的,它对一切优秀、精华的东西敞开胸怀,故能不断吐故而纳新,创新几乎是悟性主体的一种本能;悟性主体心境澄明,一尘不染,远离物欲,而庸俗、流俗与物欲本互为因果,主体由悟而去俗,如择芝兰之室而居,日久则心香自生,此为趋雅之途;悟性之存以及悟性之进,主体必须时时涤荡心胸,“湛怀息机”②,内心清净,故能求精于毫发之尖;悟性的生成是以主体准确自我定位为前提的,能融会贯通,自然易于把握分寸,所以能至“准”。主体悟性的陶铸,是语言传播人文精神建构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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