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模式与诗歌翻译阐释

文论模式与诗歌翻译阐释

翻译作为一个术语，应是概念、过程与结果三者的统一。以概念而论，因视野与立场的不同，历来聚讼纷纭，难有定论，有人为之沮丧，认为这有碍于翻译科学的建立，却不知这正是探索真理所应付出的合理代价。定义本身犹如画地为牢，此概念的建立必以牺牲他概念为其基本前提。定义者相互定位不同，立场迥异，视野难以融汇，自然就会“古今语殊，四方谈异”。明智的做法应该是让杂说并陈，各从一个侧面反映翻译概念的本质。

翻译当然也是一种结果抑或目的的产物。犹如因果链的两端，一头连着文化交汇的“因”，而有源始文本的输入，一头连着文化融汇的“果”，因而有终结文本的输出。翻译活动完毕，文化移入即已开始，不妨将这种结果看成是一种开放的文本，见仁见智，以应文化渗透之需。静态的默察与推敲无益于译本吐纳卷舒，有时一个小小的错误倒能点化出文明常态，美丽而深永。

但翻译更是一个过程，一个动态的认知与阐释过程，这个过程十分复杂，涉及许多不同层次的处理手段，由低到高，由表及里，自成体系。在翻译过程中通常遵循的是“自下而上”的认知程序，阐释抑或翻译者首先对单个的、低层次的语言单位进行解码，然后渐次而行，直至较高层次的语言单位，在积累了一定数量的信息之后，再对原文从小到大各种语言单位的含义进行重建，并借此校正译者对原文含义的理解，同时修正、充实译者已有的相关知识，这整个过程以被动解码为其主要特征，译者面对源始文本，所使用的处理手段层次越低，被动性就越强。一般而论，在这个动态的认知过程中，阐释主要在三个层次上发生：一、词汇含义；二、句法或语法含义；三、文化价值含义。译者大致按以下几个程序处理原文：一、词汇解码；二、句法解码；三、逻辑解码；四、文化价值解码。较低层次的手段主要用于解码以获取信息，较高层次的手段主要用于价值评判以处理信息。翻译阐释常见的毛病是过度地依赖解码手段，始于解码止于解码，总是陷于被动，而形成恶性循环，不能上升到高层次的阶段去进行主动的阐释，凭借信息的处理手段，以价值评判驱动认知过程，掘出源始文本的微言大义。

显然，将翻译视作一个动态的认知过程，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已有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翻译课题，成就显著。本文旨在强调上述观点，并引入文论模式作为观照手段处理文本（诗歌）信息，想对译学研究不无裨益。

一

文学批评有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应于翻译认知过程的获取信息与处理信息两个阶段。理论由原则体现，实践由模式实施。阐释者当熟谙各种理论原则，能操持文论模式的大刀擘肌析理，而不流于浮光掠影，浅尝辄止。文论的好处在于可以提供比较权威的阐释模式，让译者从中享用文化资源，掘出共享价值体系，从而对源始文本作出合乎理性的判断，而不囿于浅见陋识。文论模式亦有所长，长处在可以使译者手持利刃披挂上阵，不致坐而论道，却代之以实际批评，凭借动态阐释据以主动解码，重建原文含义。

以文论模式驱动翻译认知过程究其实质是一种理性的把握，截然不同于前批评的被动反应，完全靠个人悟性、感觉或感情来体认作品意义。这种反应尚未经过理性的过滤，纯粹靠直觉驱动，其前提是个人经验以及这些经验经过心理积淀所形成的“认同主题”。当然，这种凭悟性所做出的直觉反应亦有别于以获取信息为目的的被动解码过程，这个过程着眼于源始文本的词汇与句法含义，始于解码止于解码，仅仅是一种知性活动，尚未诉诸理性。倘若能将这三种认知手段予以整合，形成一种互动系统，则翻译阐释既可打入文本进行深度透视，又可以进行全景扫描，让文本的无限风光尽收眼底。

翻译阐释也有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呼唤着认识论与方法论的不断更新。但就目前而言，在从事双语互换尤其是诗歌翻译的过程中，如要引进文论模式予以认知，因语种的流向不同，译者将会面临两个不同的问题：一是汉诗英译，阐释者在进行认知活动的时候所面对的将不是中国文论理论与实践的分野，二者浑然一体，理论已蕴含于批评实践，少有鸿篇巨制，却多见诗话张扬，一语中的；二是英诗汉译，英美文论长于体系建构，术语繁多且因人因时而异，与其说是批评实践的升华，倒不如视之为哲人玄思的结晶，尤其是理论与实践泾渭分明，阐释者熟读理论经典尚须解决用的问题，否则如庸人解语，何谈真正的翻译认知？

一般而言，汉诗英译当熟谙中国文论传统，英诗汉译又需植根于英美文论的沃土，但是如果要想在较高的层次进行主动的阐释认知，则必须对这两大文论传统予以整合、汇通，以求视野的融汇，不致方枘圆凿，格格不入。当然，汇通旨在互照互识，要求译者必须具有开阔的胸襟，深广的视野，背靠两大文论传统而集于一身，使理论命题与批评模式相互碰撞，继而发生共振、融合，最终形成具有强大辐射力与渗透性的多维坐标系，使我们在其中选择与翻译阐释关系最密切的值，并借以确定悟性、知性、理性三大模式的认知方向，生成上佳的译品。其实，这种整合就是两大文论传统相互转移和浸润的结果，其目的在建立翻译认知过程的发现模式，力求提供对源始文本的合理解释。那么具体地讲，文论模式又是如何作用于翻译阐释的呢？下面兹从中英诗歌互译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二

先谈汉诗英译。众所周知，中国文论盛极于梁代，初唐盛唐独放异彩，至中晚唐日臻成熟；两宋批评意识卓尔不群，兼采书画意趣，泽被后世，直至明代始见卓越。这笔遗产十分丰富，但传统的文论专著不多，吉光片羽散见于典籍，自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问世，多以“诗话”、“词话”辑之，学界称为印象式批评，实为直觉式的价值判断，“主自然感悟而排知性思考，即感即兴，当下而成”⁽¹⁾。这种文论模式作为一种批评手法实际上是价值判断与批评实践的统一，犹如“灵魂在杰作中寻幽访胜”，本身并不是诗歌理论研究的成果，而是诗歌文本背后整个文化背景的标志，因此诗歌文本的多维阐释有赖于诗话，有赖于对这种韵致高标的文论模式的深刻理解与认识。这就意味着在翻译阐释的过程中，译者当临绝顶以小众山，不为辞藻的峰回路转所迷。译唐诗须知“唐诗如贵介公子，举止风流”⁽²⁾，而且“唐诗妙境在虚处”⁽³⁾；译宋诗须知“宋诗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宾，辞容鄙俗”⁽⁴⁾，而且“宋诗妙境在实处”⁽⁵⁾。于此有所会心才能体悟源始文本的韵致，不致诗味全无，弄不好张冠李戴，唐诗英译虽“盛服揖宾”，却“辞容鄙俗”，风流举止让位于宋诗，公子沦为土豪，岂不可笑乎？

与英美文论不同，中国文论尤其重视实际批评，不尚空论。这种独特的阐释方式可以帮助译者顺利地解码，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在译本中重建原作含义。比如杜甫名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金圣叹批注首先破题：“一传闻如此，可见先生此心无日不在朝廷。”据此可知子美着一“闻”字已与下文第二行“初闻涕泪满衣裳”呼应，同时又照应于全诗的“忽传”、“喜欲狂”、“放歌”、“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以及“即”、“便”等字，诗人狂喜欲醉之情溢于言表，所以不能以平常心对平常字，轻描淡写，随便处置。徐忠杰先生在1990年出版的《唐诗二百首英译》一书中译此诗将诗题处理为At the News of the Imperial Forces Recovering Henan and Hebei，“闻”字意境全无，且与下文无所粘连，当属败译。

时下常有人推崇美国的“新批评派”，并援引有关模式用以阐释中国文学作品，却不知新批评派所崇尚的“细读法”作为一种批评模式也见于中国古代文论。通观金圣叹的《杜诗解》，类似的手法比比皆是，其中尤以杜甫《秋兴》八首和《北征》的批注最为著名。前述所引子美名诗，金圣叹在批注时亦十分精细，体现了自家本色。如评颔联“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金圣叹说：“‘愁何在’妙。平日我虽不在妻子面前愁，妻子却偏要在我面前愁，一切攒眉泪眼之状，甚是难看。今日涕泪沾湿中，却看妻子颜面，已绝不类平时，然则你们底愁竟会向那里去耶。‘漫卷诗书’妙。身在剑外，惟以诗书消遣过日，心却不在诗书上。今已闻此捷音，极其得意，要这诗书何用？见推在案头者，趁手一总卷去，不管他是诗是书，一类非一类也。写初闻光景如画，为一解。”反观徐译已解作“I notice my wife’s change of aspect/From her for-mer worries，she’s now free/Igather up my books and poems/I can well say Iam wild with glee”，读来直如白话，哪有半点“风景如画”？倘能熟谙金圣叹之批评意绪与操作智慧，徐老之译品当更进一层。是耶？非耶？

由于中国古代文论以实际批评为其特色，这种模式实际上已经为古诗英译提供了便利条件，阐释发见精微细致，自然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作为高层次的信息处理手段，译者当烂熟于胸，以为必要的修养之一。因此译杜甫当知“子美……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庚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⁶⁾。当然，“子美之诗，周情孔思，千汇万状，茹古涵今，无有涵涘，森严昭焕。……非特语意天然，尤工用字”⁽⁷⁾。“故知杜诗者，《春秋》之诗也。”⁽⁸⁾译者有所会心，解诗译诗植根于文化共享价值，自不会如空中楼阁无所依傍，一任诗情画意飘然远逝。

三

上述观点与操作智慧亦可移之于英诗汉译，只是在从事这种翻译阐释的过程中，译者的认知图式要受制于英美文论及其批评模式，而又尤以批评模式最为重要，因为翻译认知活动主要与操作智慧有关，自然要依靠操作机制所提供的批评模式才能揭示出英诗潜在与显豁的内蕴。然而这个问题却很少有人重视。须知真知灼见来自实践，打入文本进行动态的阐释盖源于阐释力极强的文论批评模式，而不仅仅是一大堆理论命题。为此本文姑以英国玄学派诗人安德鲁·马维尔（1621—1678）的名诗To His Coy Mistress为例，综合应用西方当代文论中的传统与形式主义两大批评模式对其进行阐释，再援引杨周翰先生译文⁽⁹⁾作比照，以说明文论模式对于翻译认知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为节省篇幅，原诗及译文均不照录。

首先，西方文论的传统批评下分历史背景、作家生平、道德评判与警世讽刺四大模式，均以外在于文本为主要特点，故称外在文本批评，其哲学基础是“人本自律论”，主张从人的内在需求和生命潜能入手破译文本。马维尔这首诗用传统模式进行阐释，具体地讲应该注意：

（1）版本校勘：以“善本”为理想文本进行阐释和翻译，这是批评的前提。

（2）隶属文类：这是一首抒情诗，重情感的抒发、想象的张扬，营构出一片“有我”之境。

（3）确立主题：即J·兰色姆所谓“可解释的内容”，是一首情诗，主题是“求爱”。

（4）结构特点：由典型的三段式推论构成，结构部件为“如果……但是……因此……”。

版本的校勘与整理是翻译阐释的前提，因为文本的流传即使没有作者与编辑的介入也会日渐变化，而且通常的版本多数都是对前代各种不同的版本进行校订、诠释、补正甚至凭空想象的结果，译者必须知之深、察之切，尽力从善本入手进行阐释，切不可草率从事。即以马维尔这首诗为例，从版本的角度看就有几个问题悬而未决：首先是第三阙第二行最后一个字现作dew，初版为glew，系glow的方言变体，亦有版本作lew（方言，意为warmth）；dew初见于18世纪，后由各版本沿袭下来，未见更动，杨周翰先生亦采此说，译作“露珠”。1968与1969年在美国曾有两个版本问世，均作glew，于文中更见妥帖；另外是“And while thy willing soul transpires/At every pore with instant fires”这两行中的transpire和instant两字，在本诗中其意义更接近于拉丁词源义，而不是词典所提供的现在的常用义，因此transpire意为“breathe forth”，instant意为“now present”和“urgent”，前者杨先生译“喷吐”，无误，后者译作“汹涌”，略有出入。

本诗文类属抒情诗，乃“有我”之境，以“求爱”为主题，并采用三段式推理再现求爱时的三个场景，暗合旧时宫廷礼仪，此诗亦自然分为三阕：第一阕口吻优雅谐快，老于世故却不乏睿智，但求爱不成已有几分愠怒；第二阕冷嘲热讽，一路下来几近冷淡；至最后一阕，调侃味儿与骑士风度已荡然无存，只剩下蛮横与狂暴，类同动物。

如果从这几个方面来检点杨周翰先生的译文，就可以注意到杨译已充分考虑了版本的校勘、隶属文类、结构部件等几个问题，只是主题挖掘不深，三阙译文没有显出特色，原文表层的“谐快——冷淡——狂暴”语义模式以及潜在的“愠怒——讽刺——忧郁”心理定势在译者的认知与阐释过程中损耗严重，因之译文流于浅表，实殊可惜，究其原因还是由于忽视文论模式对于翻译具有极强的阐释力所致。

毫无疑问，当代最有影响的文论模式是形式主义批评，它发轫于1914年，以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兴起为主要标志，倡导“文本自律论”，认为文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分别由和谐的部件构成，因此批评的主要对象应是构成有机整体的各个不同的结构部件，以追求作品的整体效果。这种模式涉及“发现”与“评价”两套操作程序，要求译者打入文本，进行动态的认知阐释，以掘出作品的全部含义。常见的阐释手段有“细读法”、“结构模型分析法”，涉及文本几乎所有的层面，包括语义、语法、语音、词源、结构、语气、文化或神话积淀要素等，同时要求分析文本的内在逻辑（亦即隐喻逻辑），以确认文本有机结构，深掘作品的全部含义。

这里仅就马维尔诗第一阕所采用的情态助动词should和would进行讨论，看看这种形式分析对于翻译认知与阐释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细读原诗我们会发现在第一阕里多次出现情态助动词should和would，而且与之搭配的人称代词也有限制，would与we呼应，shouldst或should则分别与thou和you搭配。在L·斯皮策尔（Leo Spitzer）看来，“再细琐的语言细节也能打开文学作品的心扉”，因此就这两个语言细节进行讨论或许能够有助于翻译阐释。

先说would。该词源自wish，指“意志”，用于第一人称时含有will的本义，表示determination或intention，所以I would就等于I am determined to...。原诗第三行用了“We would sit down...”，第七行有两处用了“I would...”，照上面的解释，均应理解为“I am determined to...”或“We are determined to...”，表示个人强烈的意愿，这一点显然应该在译文里得到充分体现，可是杨译均处理为“可以”，语气嫌轻，也没有丝毫的调侃味儿，显然有悖于原文。

再说should。此词是shall的变体，而shall的本义是owe（担负……责任），有承担义务（obligation）或出于需要（necessity）等含义。如I shall go = Iowe（或ought）to go，换言之就是“It is my duty to go”或“It is necessary for me to go”，说明这个动作不是说话者个人的意志使之然，而是由某种义务或需要等外部力量所决定的。在本诗里，You should中的you本身并没有个人意志，这种意志完全是由本诗的男主角“I”所强加的。比如You should go= I would let/make you go，因此原诗“And you should...refuse...”就应该理解为“And I would make you refuse...”，这就意味着在you所承担的义务背后必定有“I”的意志在起支配作用，类同于“垂帘听政”，隐而不见却处处皆在。因此，当这位“求爱者”说“We would sit down...”这句话的时候，中心是“I”，意为“We are determined to sit down...”，而当他说“You should...refuse...”的时候，中心仍然是“I”，意为“I am determined to make you refuse...”。求婚者奉这位coy mistress为天仙，却不赋予对方以任何权力，中心意识何其强也。反观译诗却一律处理作“可以”，看来还是值得商榷的。

限于篇幅就不再用心理分析、神话—原型等批评模式展开讨论了，但综上所述，可以明确地看出，文论模式对于翻译阐释尤其重要，绝不可等闲视之，还望引起译界同仁注意。

四

至此，我们从文论模式入手，再援引中国与西方文论模式对翻译阐释这种独特的认知活动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主要的目的还在于为译学研究与实践引入一个新的视角，将此前被人忽视的文论模式纳入学术视野，以促进我国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想必具有一定的意义。

本文讨论的重点是文论模式与诗歌翻译阐释之间的关系，因此首先强调翻译是一种动态的认知抑或阐释过程。这个过程处于较高的层面，旨在利用较高层次的手段去处理信息，而这些手段中较为重要的就是文论批评模式。应该说这个问题的提出是针对国内当下理论流行乏于实际操作的时尚有感而发的。一方面是理论泛滥、术语成灾，一方面是沉湎于直觉体会而怡然自得，没有理论的升华，难以洞察阐释对象，成就真正的译品。文论模式见于批评实践，译者从事翻译认知活动，这整个过程必然涉及价值判断，因此熟谙文论模式，熟谙批评实践尤为重要。通过这个过程，译者既可以在较高的层面上进行翻译阐释，又可以培养批评实践的操作智慧，使理论走下典籍文化的殿堂而植根于译学实践的沃土，精耕细作，自成高格，为我国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原载：《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2期，第88- 98页）

【注释】

(1)黄维梁《中国诗学纵横论》，台湾洪范书店，1982年，第3- 4页。

(2)谢榛《四溟诗话》卷一。

(3)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

(4)谢榛《四溟诗话》卷一。

(5)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

(6)元稹《杜甫墓志》。

(7)《王彦辅诗话》。

(8)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七《梧溪诗集序》。

(9)王佐良《英国诗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32—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