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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系列的环境因素

时间:2022-04-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五、现场系列的环境因素话语系列的环境因素只是从话语内部运行的角度给予了言语交际行为的环境支持。没有现场系列的环境因素,言语交际行为就失去了发生的时间和空间。可以说,随着汽车噪音这一现场的环境因素发生的变化,两位妇女的言语交际行为也出现了不同的形态。所以她本身不仅可以充当现场系列的环境因素,而且更可能引发一些主体系列的环境因素。

五、现场系列的环境因素

话语系列的环境因素只是从话语内部运行的角度给予了言语交际行为的环境支持。在这一系列环境因素的帮助下,说者或写者能够表达字面意义,听者或读者也能理解字面意义。而要表达或理解具体的言语交际行为的话语意义,还需要现场系列的环境因素参与其中。没有现场系列的环境因素,言语交际行为就失去了发生的时间和空间。没有现场系列的环境因素提供的信息支持,话语的表达就可能停留在句子意义的层面,因而也就失去了作为交际媒介的作用。

借助现场系列的环境因素提供的信息支持,话语形式可以明确自己的所指,实现句子意义的具体化。美国著名语言学家乔治·尤尔(Yule,1985,1996)在其著作《语言研究》第十二章“语用学”的开头引用了一小段对话:

A:Ihave a fourteen year old son

B:Well that’s all right

A:Ialso have a dog

B:Oh I’m sorry

这段对话由两个话语回合组成。话语系列的环境因素使其字面意义非常清楚。然而要了解这段对话所传达的话语意义,还需要现场系列的环境因素给予支持:A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来到B处看房子,B在同意把房子租给A前想了解一些情况。这样,对话的话语意义才清晰了:B不在意A有一个14岁的儿子,却讨厌A有一条狗。于是,A不能从B处租到房子。再看下面的句子:

“他去学校了。”

此句的句子意义是清楚的。然而,它的话语意义却会随着现场系列的环境因素而发生变化。代词“他”和名词“学校”只有在具体的现场环境的信息支持下才能有明确的所指;“去学校”也会随着“他”和“学校”的所指不同而表达不同的具体行为。例如:

(1)如果说话的当时是学校上课的时间,而“他”和“学校”的具体所指分别是一位教师和这位教师工作的单位,那么此句的话语意义就可能是“他上班去了”。

(2)如果说话的当时是学校上课的时间,而“他”和“学校”的具体所指分别是一位学生和这位学生就读的学校,那么此句的话语意义便可能是“他去学校上学去了”。

(3)如果说话的当时是学校上课的时间,而“他”和“学校”的具体所指分别是一位学生家长和他孩子就读的学校,那么此句的话语意义就可能是“学生家长去学校向老师了解或交流自己孩子学习的情况”。

以上两例反映的事实是:现场系列的环境因素对话语意义的表达与理解有着直接和显性的作用。可以说,交际媒介的句子意义是在现场系列的环境因素的作用下才转化成为了话语意义,而且在不同的现场环境的作用下转化成为不同的话语意义。不仅如此,现场系列的环境因素还可能影响言语交际行为的具体形态。我们从现实生活中记录了下面一段言语交际现象:

2002年6月15日中午12点左右,两位三十多岁的妇女坐在2路公共汽车的最后一排,正在交流如何惩治丈夫喝醉酒的经验。她们左右都坐着乘客,前面站着五六个乘客(笔者就在其中)。从她们谈话的声音和神态来看,两位妇女仿佛没有在意周围的乘客是否“偷听”她们的交谈。时间持续了十分钟左右,其间汽车三次停车并有乘客上下车。两位妇女只是在每次停站的片刻时间暂时停止交谈。汽车一启动,她们便继续原来的话题。

两位妇女之所以在公共汽车上旁若无人地谈论自己的丈夫是与当时的现场环境有关的。首先,汽车运行时所产生的噪音为她们的交谈提供了一定的掩护,使得周围的乘客不易听到她们的谈话内容。在三次停车的时间,她们暂停了交谈,而汽车一启动,她们又继续原来的话题。可以说,随着汽车噪音这一现场的环境因素发生的变化,两位妇女的言语交际行为也出现了不同的形态。再者,两位妇女周围的乘客都是陌生人。她们是谁无人知晓;她们的丈夫又是谁也无人知晓。这样,其他乘客对她们的谈话内容就可能没有兴趣,即使听到她们的谈话内容,也会只当做“故事”听听而已。如果乘客中出现了两位妇女的熟人,那么她们的交谈就有可能发生变化。

笔者继续观察,果然出现了新的情况:2路公共汽车继续前行,来到了银川市新城西站。汽车一停,上来几位乘客,其中一位三十几岁的妇女显然与前两位妇女认识,因为她们一见面就彼此打招呼。这位妇女挤在那二位妇女的前面,三人开始了交谈,不过谈话的内容不再是如何惩治丈夫喝醉酒,而是一个新的话题——各自孩子的学习情况。

仅从现象看,新城西站上车的这位妇女是一个客观存在。她的出现增加了现场系列的环境因素,也改变了原来的二人交际形态,促生了新的交际形态。不过,从本质看,这位妇女不仅是客观存在的个体,也是一个有着主观能动性的行为主体,更是构成社会的一个成员。所以她本身不仅可以充当现场系列的环境因素,而且更可能引发一些主体系列的环境因素。现场的其他乘客也是这样。他们不仅以客观存在的形式出现在言语交际行为的现场,更因其社会属性和主观能动的特性而引起一些主体系列的环境因素。例如,作为社会成员,现场的人们都与那两位妇女有着某种社会关系。人际之间的不同社会关系便是可能影响言语交际行为的一个环境因素。

社会成员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三种:陌路关系,利害关系和感情关系。所谓陌路关系就是人们之间互不相识的社会关系,也可以称为无关关系;所谓利害关系是指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例如同事、同学、师生、上下级等;而感情关系是指以血亲或友情、爱情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利害关系和感情关系又可以称为相关关系。在这个具体的言语交际现象中,开始的两位妇女与车上的其他乘客之间是陌路关系。这一关系为她们的言语交际行为提供了一个心理上的安全空间。而她们与新城西站上车的那位妇女相互认识,处于相关关系,而且由于后者的积极介入,原来的二人交际模式改变成了三人交际模式。

既然出现在交际现场的人不仅是现场系列的环境因素,而且更有可能引发主体系列的环境因素,那么因人而生的主体系列的环境因素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对言语交际行为发挥作用的?我们将在第四章专门分析主体系列的环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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