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口语词特点

一、方言口语词特点

北京话儿化词属于方言口语词,因而具有一般方言口语词共同的特点。

(一)用字不固定,或有音无字。义随音走,以音携义是汉语方言语词的特点之一。由于主要在口语中流通,既轻且短,到底用的是哪个字,有时的确拿不准,更由于“儿”音与其前面的音节融为一体之后,往往使前面的韵母丢掉了韵尾,结果原本不同的音,儿化后变得相同了。再加上使用者的不同理解,基本意思未变,其所携带的初始语义特征也在,但写法却各式各样。例如:

念想儿　念心儿　念信儿

老论儿　老律儿　老令儿　老例儿

话碴儿　话茬儿　话岔儿　话楂儿

骨节儿　箍节儿　股截儿　骨截儿

大辜模儿　大估模儿　大估摸儿

眼面前儿　眼目前儿　眼眉前儿　颜面前儿

俞敏(1984)认为北京话里用来表示“大致的情形,粗粗的估量”应该用“大辜模mǔ儿”,而不是“大估摸·mu儿”他的解释是:

这里的“大”表示粗疏,独立的词“大”没这个意思,又没什么“小辜模儿”,“辜”就是《广雅·释训》“嫴榷……都凡也”的“嫴”。……“模”就是“规模”的“模”。“嫴模”是个并列复合词,在北京口语里作动词。加“儿”是加造名词接尾部。末一个音节变上声是因为老北京音阳平低,像唐山音。

读毕不能不让我们感叹:使用者理解之到位、选择之有理有据竟至此!其实,“词无定字”与“有音无字”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找得到合适的、理据较强的汉字形式,就可能在约定俗成的过程之后成为固定的符号;找不到哪怕是借用字,就成了有音而无字。有时,北京话儿化词也用半音半字来解决问题。以下是一些“有音无字”(包括用字无定者)、“半音半字”的例子:

dīlōuhour:表示人低三下四的样子,北京俗话说有点儿“贱”。

kērkanrm!? zár:表示所有的,一切的一切。

sánr:指人态度不严肃或衣服不整洁。

di!?ngdiangr车:旧时称有轨电车。

没碴儿没zhair:指完好无缺,引申为个人及家庭无不良记录。

(二)词性不稳定。汉语中本有词的兼类和临时活用的现象,北京话儿化词的词性显得更活泛,使用中搭配随意,达意即可。例如:

块儿:①量词,找来几～砖,准备垒墙。

　　②名词,肌肉。这小伙子长得壮,身上尽是～!

　　(北京话管光膀子叫“亮～”)

　　③形容词,壮实。嘿,这小伙子长得真～!

事儿:①名词,瞧你办的这～!

　　②形容词,你不知道,那人特～。

北京话称麻烦、嗦的人为“事儿妈”,不分男女,亦属形容词用法。

(三)口头传授,加之多次引申,造成意义分化,复杂多变,孰先孰后,难分源流。例如:

主儿:

①某一特征突出的人。人家可是讲理的～。

②某一类人,略带贬损意味。又赶上不买票的～了。

③丈夫。你赶紧给她找个～吧!

大马金刀儿:

①举止大方,不羞怯,不畏缩。

②形容傲然的架式,充大的派头。

③形容小孩子摆出一副大人架子。

没碴儿没zhair:

①zhair,伤损的痕迹。比喻嫌隙。“我跟他～,为什么忽然不理我了?”

②zhair,瓜果或器皿上的疤痕。转指毛病、缺陷。“他……家庭出身有点儿砟儿。”

③zhair,瓜果梨桃上边变坏的小黑点儿,或指器皿损伤的痕迹。转指过错,前科。“我一辈子当工人,～的什么也不怕。”

值得注意的是,意思上的差异往往伴随语音或书写形式上的差别。“大马金刀儿”或皆读重音,或“马”、“金”读作轻声,而这三种解释、两种发音在调查中都有书面的和实地调查的材料支持,年龄段也没有太大差距(50～60岁);“没碴没zhair”里的“zhair”可写作“渣儿”、“碴儿”、“玷儿”、“砟儿”,比喻人与人之间有嫌隙时,一般用“碴儿”,指毛病、缺陷时,常用“砟儿”。

(四)成为北京话口头语里的特殊意味的语音标记。因原来语缀语义的虚化而变成一种特别的装饰音,引起“儿”音泛化,特别是在口语使用中不避重复,过多过滥,这很可能是后来儿化使用频数上升之滥觞。

三家时间上略有先后而都较为权威的北京话词典中已表现出差别,如:

《北京土语辞典》《现代北京口语词典》《北京话词语》

　齁　　齁儿　　齁儿

　落头　　　落头儿

　立马　　立马儿　　立马儿

　了事的　　　了事儿的

　　动真格的　　动真格儿的

　哼儿哈的　　哼儿哈儿的　　哼儿哈儿的

这三家词典在记音上都是十分严格的。我们看到,在左栏中不儿化或不完全儿化的,到了右栏大多记成了儿化。另外,金受申《北京话语汇》里有一些非儿化形式,到了略晚的三家词典里,都记成了儿化形式。例如:

听喝→听喝儿　　嚼谷(裹)→嚼谷(裹)儿

味儿事→味儿事儿　　抽抽→抽抽儿

没着没落的→没着儿没落儿的

箭头左边的词语摘自金受申的《北京话语汇》。

儿化音的泛化有其主客观原因。客观上,“儿化”现象可以发生在北京音三十九个韵母的任何一个韵母后面,使其发生音质的变化,不管韵母在儿化后的变化如何复杂,归并分为几类情况,儿化都能为它前面的韵母带上一种卷舌的音色是没有疑问的。这样,就在客观上为儿化词的过多过滥提供了物质基础。主观上,使用者的选择常因语境的需要而有不同,正像周殿福所说:“儿化词出现的多少,常因朗读者各人习惯的不同而不同。”^[6]只要上下文语境允许,儿化词就有被选择使用的可能,也是造成儿化泛化的重要原因。

(五)曾经存在社会阶层使用上的差异。从对儿化词调查表的统计结果中我们发现,除年龄、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外,曾经存在过的社会阶层的差别也很明显。由于旧北京城内城外居住阶层有别,所以社会阶层的使用差别也反映为地区的不同。

清前期的北京内城,主要是满人的居住。城内居民用语相对文雅,并普遍认为北京土话是城外下层人、郊县农民使用的,是所谓“怯八邑”(“怯”或写作“客”),城里人不懂,也不屑于在自己的语言里使用。如,不说“立马儿”,说“麻利儿的”;像“老爷儿”、“拔脯儿”、“摆闲盘儿”、“颠儿核桃”、“动真章儿”、“翻滚不落架儿”等,都被他们看作是流通于城墙根儿一带社会底层的词儿,没听说过,更不用。而城外以原城区内的老北京人和原有的居民为主,主要使用北京本地的土话,语言较粗俗,一部分儿化词低俗,难登大雅之堂。如,“闲的儿”、“撂地儿”、“土外面儿”、“颠儿核桃”、“嗝儿屁着凉”等。以下面一段北京土话的对话为例^[7]:

大兄弟,刚回来啊?低头琢磨什么哪?

哟嗬!大哥啊,净想事儿了,没见您,赔个不是,晚上您逮个工夫,上我那儿坐坐,刚发饷了,喝口。

看来你们那儿买卖还不赖?

哪儿啊!还不是哥儿几个跟头儿那儿白唬一阵,头儿也认头了,先关俩子儿。

大兄弟,谢谢了,今儿晚上我去不了,有点儿事,一担挑捎话儿了,东家要辞他。

怎么弄到这份儿上?

别提了,我那兄弟不是练家,绕世界生事,整天打游飞,摆忙、不着家。小姨子拿他也没辙,挣这俩钱儿都打水漂儿了。这不,前两天跟人家掉腰子,头儿本来就不待见他,节骨眼儿上又来一行家,把他梃了。回头,我一是说情,二是得给他找条道儿啊!

这兄弟,怎么混的。这年头儿,人得明戏,胳膊肘儿能拧过大腿,那还不邪性了?本来他手艺上就二把刀,裉节儿上,您再拿糖,撂挑子,搁车,还不让人给开了。您替我带个话儿,人在世界上得鬼点儿,迷瞪不行,玩儿票就得有玩儿票的本事,想跟人逗咳嗽、叫板,也得不禁不悠儿的,真翻了车,末拉了,还是自己吃亏。

可不是吗?谢谢您啦!

根据老北京人张先生(男,满族,　54岁,祖居东城)以个人的语感判断,这是一段典型的南城土话。像“、练家、绕世界生事、拿糖、撂挑子、搁车、逗咳嗽、叫板、梃、打游飞、摆忙、掉腰子、明戏、邪性、迷瞪、不禁不悠儿的、末拉了”等词语,不仅说明了老北京话存在地域性差别,更成为旧时北京下等社会阶层用语的标记特征词;而其中的儿化词,有如游鱼得水,伸展自然,为悠长浓厚的京味儿又添了一把火。

当然,近代至现代时期,北京话中这种内外城的差异、社会阶层的差异仅存在于个别年龄段的使用者当中,即,只有在极个别使用者身上才能观察得到,现在的北京人是几乎听不出来了。这符合中国社会语言学理论的分析:在当今社会,一种语言项目的差别、变异完全依附于不同地区或社会阶层的现象越来越少了。但是,“曾经存在”的现象在考察使用中的语言时,或许会显露出痕迹;而作为变异的一个影响因素,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以上五个特点是从方言演变及历时角度观察到的。下面从语体标记及共时平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