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和文化之间是否存在平行关系

13.3　语言和文化之间是否存在平行关系

哲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都确认语言（主要是词汇、语义）对文化的反映现象，然而，语义和文化之间是否存在平行关系或因果关系呢？对此，不少语言学家曾做过探索。

施米特（W.Schmidt）曾试图把通过民族研究确立的文化圈跟语圈（较大的语组）进行比较，以弄清这些大语组同民族组合的界限在多大程度上相符合，以及这两者之间存在何种内在联系。他将语言不仅同民族而且同人种组合联系起来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前苏联语言学家马尔（H.Z.Mapp）把语言视为上层建筑，认为语言的阶段性变化取决于意识形态的更替。他认为，应该把语言的主动格和被动格看为是有社会价值的单位，因此可以在主动格和被动格中找到“集体的两个不同范畴”的反映。由此，他认为可以在词的语法从属关系中找到生产关系的反映。马尔的理论基础是庸俗社会学，自然也站不住脚。⁽²¹⁾浮士勒（K.Vossler）企图以法兰西人民的文化史实为背景来说明法语个别现象的发展，以找出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平行关系。他在《法兰西文化和语言》一书中举例说，法语里表示部分的冠词de，在中古法语里扩大了使用范围，这是由于当时法国贸易的发展，商业的兴起，人们有了讲求实际、精打细算、权衡利害的生活态度，语言才对此有所反映。他说：“讲求实际、精打细算、合理安排的现实态度，使表示部分意义的冠词de推广到了具体概念和抽象概念、有定概念和无定概念。”他这种充满主观任意性的对比，自然也不可能得出什么令人信服的结果。⁽²²⁾

另一些学者，则对把语言和文化当作完全平行的现象的看法持明确的否定态度。博厄斯明确指出：“除了语言形式将受文化形态的改造——而不是某种文化形态受语言形式特征的制约——之外，一个部族的文化与他们的语言并无直接关系。”⁽²³⁾索绪尔也认为，想要肯定语言的句法类型等等可以反映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心理素质，是很轻率的。他显然认为语言手段并不一定是由心理的原因决定的。⁽²⁴⁾萨丕尔则说，“我也不相信文化和语言真有因果关系……我们最好还是把语言沿流和文化沿流当作两个不能比较的，没有关系的过程。从此可以看出，企图把语言形态的某种类型和文化发展的某一阶段联系起来，总是徒然的。说实在的，这样联系起来是说废话”⁽²⁵⁾。

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至今也不能说已有定论，争论还常常在不同的形式下被重新提起。然而，就现在的研究来看，文化现象和语言现象之间看来并不存在真正的平行关系和直接的因果关系。两类现象之间真实存在的，也许仅是一种一般的、松散的依存关系，主要表现在文化形式的某些特征不同程度地在语言中得到某种反映。值得注意的是，语言反映文化并不深刻。诚如萨丕尔所指出的，“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从这种意义上说，语言史和文化史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种肤浅的、外加上去的平行对语言学家没有真正的价值，除了新词的发生和借用偶然会显示出语言的形式趋向”⁽²⁶⁾。因为，这并不能证明文化形式和语言形式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真正的因果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