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分析的人文主义范型

3　语言分析的人文主义范型

在美国的语言学家中，萨丕尔是最“人文主义”的一个。在他的职业兴趣——人类学和语言学之外，他还是音乐和文学这两个领域内的热情的评论家，一个熟练的钢琴演奏者和一个多情善感的诗人。人类学、语言学、音乐、文学，在他看来都是人类文化及用来表现文化的各种相互关联的符号系统。萨丕尔还是美国极少数援引克罗齐“美学—语言学”观点的语言学家之一。他十分重视个人创作的美学方面，书面语或口语传统的文学方面，语言和现实以及语言和思想相互关系的本体论和心理学方面。他在《语言论》一书的“前言”中指出：“当代作家中对人文科学有影响的，很少几个能了解语言的基本意义，克罗齐(Croce)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他指出了语言和艺术的密切关系。我从他的看法受惠不浅。语言的形式和历史过程不只本身有意思，而且非常有诊断价值，能帮助我们了解思维心理学上的一些疑难而又难以捉摸的问题，和人类精神生活上的那种奇怪的，日积月累的趋势，即所谓历史，或进步，或进化。”萨丕尔的人文主义的治学和生活的态度，还表现在他的语言观察和语言教学上。他在语言观察中对语言事实和社会事实的复杂性，对这二者之间的细微差别感觉十分敏锐，并且具备研究这些事实所必需的情趣、敏感和直觉。在语言教学上，他是一个以其个性的巨大魅力深刻影响了学生的导师。

萨丕尔及其学派的人文主义智力、活力和魅力，与当时整个美国语言学界的科学主义氛围形成极大的反差，引起布龙菲尔德的追随者们的不满。布龙菲尔德学派力图用自然科学的所谓责任感来给语言研究工作加上一些令人窒息的枯燥的限制;萨丕尔则认为，语言学工作者有必要多知道一些语言学和人类文化各方面的联系，以免沉迷于枯绝的和纯技术的看法。布龙菲尔德学派以机械主义的科学观、研究方法论和形式分析，对语义问题持悲观的看法;萨丕尔以语言人文主义的宽广的学术视野深究语言对人类精神生活的普遍而深远的影响，把语言形式内化为观念形式，从而深刻探讨了语义问题，形成了一套人文主义语言分析范型。

一、感觉范型

萨丕尔极其重视人的语文感受，从不把语言作为一种纯客观的东西来机械定性和析解。他对词和句子的精辟的定义典型地反映了他对语言单位的质的规定性的科学见解。他通过严密的例证说明，词并不是某一个概念的符号性的语言对应物，也不是某种功能单位。词可以表示从概念(具体的、抽象的、纯粹关系的)到完整思维的任何东西。例如拉丁语的dico是“我说”的意思;如脱加语的一个动词形式可以表示“我惯于在做(某事)的时候吃二十个圆东西(即苹果)”。因而在萨丕尔看来，词只是一个形式，一个有一定模型的东西，按照本语言的特性所能容许的程度，把完整思维的概念质料(根本意念和辅助意念)包括得多一点或是少一点。所以，各种语言里承担孤立概念的根本成分和语法成分是可以互相比拟的，成形的词则不然。语言的根本成分和语法成分适应从经验的现实里抽象出来的科学的概念世界;而词，作为活的言语的现实存在的单位，则适应人的实际经验的单位、历史的单位，艺术的单位。一句话，“词在心理上存在”。萨丕尔在《语言论》中说：

语言经验，不论是用标准的书面形式表达出来的，还是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都无疑地指出，要把词当作心理现实提到意识中来，一般是毫无困难的。没有比这样一个试验更能令人信服的了：一个头脑简单的印第安人，并不熟悉书面的词这个概念，却能把一段文章一个词一个词地口授给语言学家，没有多大困难。当然他会把词连在一起，像平常说话那样。不过要是你叫他停住，并且让他明白你要他做什么，他就能把词孤立起来，把它们当作一个个单位重复一遍。反过来说，他常会拒绝把根本成分或语法成分孤立起来，因为这“没有意义”。

萨丕尔认为，词的客观标准只能是：一个词是从句子分解成的、具有孤立“意义”的、最小的叫人完全满意的片断。不能把它切开而不打乱意义;切开之后，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或两部分，留在我们手中，像是无可奈何的孤儿。这种诉诸人的语义感觉的标准，尽管平凡，用起来却十分方便。

句子也是如此。萨丕尔对句子的界说是：“一个统一的思想的叫人感到美满的体现。”它只有在我们意识到它由深藏在词里面的根本成分和语法成分所构成的时候，才是逻辑的对应面。而实际上，我们平常感觉句子是词和词联结起来的，那么它就是经验的、艺术的心理对应物。

萨丕尔认为，一切语言都有语法，那不过是普通地表达一种感觉：类似的概念和类似的关系最宜于用类似的形式做符号。假如有一种完全合乎语法的语言的话，它就是一部完善的表达概念的机器。不幸，也许正是大幸，没有一种语言是这样霸道地强求内部一致的。所有的语法都有漏洞。这显然是因为各种语言所依赖的本民族的心理感觉不同。所谓语法的“漏洞”，也就是语法对观念世界的重组而呈现出的与逻辑的不一致。而萨丕尔所说的语文“感觉”，也就是一种语言的结构“模型”所依据的心理现实，或者说一种语言的“模型”直觉。

萨丕尔不仅重视语文感受，而且肯定语文的“情调”。他承认词的情调，严格地说对科学毫无用处。哲学家如果希望寻到真理，而不仅仅是想说服别人，他就会发现情调是他最阴险的敌人。然而，萨丕尔指出，一个人从事于纯粹科学，实实在在地思想的时候并不多。他的心理活动通常沉浸在温暖的感情潮流里。他抓住词的情调作为驯顺的助手，来获得所希望的感触。

二、表达范型

语言结构趋于某种形式的动力和形式的功能，都是在语言的具体运用中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语言的表达功能是第一性的，结构的阐释只能在言语表达中进行。用萨丕尔的话来说，也就是“人先要说点什么，才谈得上要怎么说它”。从语言结构的发展来说，每一种语言都有一个具有特定格局的内部语音系统，一个具有一定格局的语法结构。这两种趋向于一定形式的，潜在而制约性很强的冲动，都在自由自在地起着作用，不管表达特殊概念的要求，也不管赋予一类特殊概念以一致形式的要求。然而，这两种冲动都只能在具体的功能表达里才能实现。从语言结构的理解来说，上下文和共同了解的背景是完全领会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可少的。即使像汉语中“人宰鸭”这种在形式上无确定的指称，无性、数、人称、时制的句子，只要置于具体的言语情境中，仍是合适的表达。因而，结构不是自足的，甚至不是能自省的;只有表达功能才是自足的。在这个意义上，功能涵盖了结构。

三、语序范型

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己的某种或某些种特殊方法把词联成更大的单位。在一些分析性强的语言中，单个词只是造句上的流浪儿。只有先确定它在句子中的位置，才能确定它在句子中的意义。这里语序起着主要的作用。在一些综合性强的语言中，单个词本身就清楚地指明了自己在句子中的地位。它不需要依靠语序位置，例如拉丁语的agit(他行动)在agit dominus(主人行动)和sik femina agit(女人这样行动)中意义是同样的。然而，就是这样的语言，它的词的结构仍然是按严格的顺序排列的。agit在心理上大致相当于ageis(行动/他)这形式。在这里，词的结构就是句子或句子一部分的结晶。那么，由此看来，词和词、成分和成分联系起来的基本方法，或者说，用一个词或一个成分作为符号的孤立观念过渡到相应于一次思维的统一命题的基本手段，是语序。“最基本、最有力的联系方法就是次序”。

语序，表面上看是一种机械的形式，然而本质上是一种事理逻辑。我们可以想到一个多少是具体的观念，比如说一种颜色，并且把它的符号记下来，“红”;再想到一个具体观念，比如一个人或一样东西，把它的符号记下来，“狗”;更想到第三个具体观念，比如一种动作，也把它的符号记下来，“跑”。把这三个符号放在一起——红狗跑——就几乎不能不把它们用某种顺序联系起来，即概念或符号凑合起来会强制我们发生某种关系“感觉”。另一方面，我们对某些造句关系的组合很敏感，它们的位置不可更改。例如品质的修饰关系(红狗)，主和动的关系(狗跑)，动和宾的关系(杀狗);而对别的造句关系则不很注意，如在“(　　)红狗(　　)跑(　　)”这个句子中，“今天”可以放在三个括号的任何一个位置上。这又说明，符号与符号排成某种次序后，符号之间会有不同程度的相互吸引力。那些引力强的，会凝固为一个复杂词，成为句法的结晶(如上文的agit)，与它的邻居们保持着心理上的距离，在句法每一关节上都起功能作用。当这些词的生命力衰减的时候，它们的凝固力也就消失，各个符号又退回到整个句子的怀抱里。句子恢复为独立的词的序列。萨丕尔认为，语言就是这样不断地收紧和放松它的序列。在高度综合的语言里，语序的“能”大部分禁闭在复杂的词的结构里，变成一种“位能”，也许千年不得释放。在分析性的语言里，这种“能”是灵活的，可以按需要随处使用它。萨丕尔还认为，音势也会使句子里的某些序列凝固为复杂词。例如英语的with stand(抵住)这个词，不过是古老的序列with stand(对着/站)，其中不带重音的副词被后面的动词拉了过去，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成分，失去了它的独立性。总之，各种语言结构形式的千变万化，都离不开语序—意合这个最根本的理据。因为人类思维的最基本的初始过程，就是具体观念的逻辑排列—意合。

萨丕尔从符号的逻辑顺序——语序入手，找到了一把打开各种语言形式的建构秘密的钥匙。语序的分析不仅揭示出各种语言形式的生命理据——它们的原逻辑形态，从而把综合语和分析语统一在人类语感的某一种语义的深层结构上;而且揭示出现代各种纯粹关系的标志都曾经历了由具体观念到关系观念的“价值转移”。把语序和音势看作人类语言表达一切造句关系的初始方法，这就从本质上肯定了人类语言结构的语义基础，从根本上把握住语言形式变化的生命之源。这正是人文主义方法比形式主义科学主义方法高明的地方。它深刻地表明描写主义所顶礼膜拜的形式特征，不过是一种“直觉”的“泄漏”。如果我们不是舍本逐末的话，“说话的现实内容，它的元音和辅音所结成的各音组，原先只限于是具体的;关系原先不用外表形式表达，只是暗含在顺序和节奏里说出来。换句话说，关系是直觉地感到的，是从本身也在直觉平面上活动的动力因素里‘泄漏出来’的”^[24]。

四、语义范型

萨丕尔在追究一种语言形式的意义的时候，深刻地针砭了那些“无意义的形式”。他指出，一个法国人说un arbre(一棵阳性的树)或une pomme(一个阴性的苹果)时，他脑子里并没有明确的性别观念。同样，一个英国人说he comes(他来)时，也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现在时，拿它来和一切过去时、一切将来时对比。不管语法学家怎么说，人们既可以用现在时指明将来时(He comes tomorrow，“他明天来”)，也可以用现在时指明不论时间的一般行动(whenever he comes，I am glad to see him，“不论他什么时候来，我都愿意看到他”)。这里的comes与其说是指现在发生的事，还不如说是指过去的或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在这些例子里，性别和时间的重要观念，由于形式类推和向关系范畴的扩展而被冲淡了。表面上所指的概念已经界线模糊，以致我们选用这种或那种形式只是拘于习惯的威力，而不真是需要具体的表达。如果这种冲淡作用继续下去，最后我们手头也许只剩下一个形式的系统。生命的色彩已经消失了，只是由于惰性而存留下来，重复着彼此的次要的、造句的功能，没完没了的浪费，其结果之一就是：许多语言里，动词的复杂变位系统徒有形式，不伴随着可以清楚指配的功能差别。总之，形式比概念活得长。当形式留恋不舍的时候，精神已经跑掉了或变样了。传统所硬性规定的教条，僵化为形式主义。语言的范畴变成一个遗留下来的教条系统——无意识的系统。当作概念看，它们往往只是半真半假的;它们的生命逐渐枯萎，成了为形式而形式，不合理的形式，就像风俗习惯失去原有意义而苟存下去一样。

萨丕尔曾在充分的意义上肯定了语言的形式——“模型”——无意识地、无理性地模铸了人的观念世界，形成人的世界观的一种“精神格局”。语言“模型”的这种生命力在于它得到人的精神世界的高度肯定。然而那些游离于语言内容和人的心理现实之上的繁复的形式却是无本之木。它们的“繁茂”可以使崇高“观察”、“验证”的描写主义专家为之陶醉，却经不起任何语义内涵的追究。因此，当萨丕尔肯定语言的本质是一种“模型”的时候，他把这种“形式”同内在语义结构叠印在一起。形式成了内容力量的本体，形式即内容。而当萨丕尔否定语言的“为形式而形式”的时候，他把这种形式看作抽去了语义血肉的躯壳，残留在语义大树上的枯枝败叶。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萨丕尔都始终以语义为本位。语义成为他衡量一切形式的真值的试金石。崇尚作为内容本体的形式而又随时准备摒弃累赘的形式羁绊，这正是萨丕尔作为一个杰出的人文主义人类学—语言学家的良好素质，也由此形成了他的语言分析的独特的语义范型。

五、类别相对论范型

语言和语言单位的分类是语言分析、描写的基础。描写主义根据一定的形式特征来分类。在他们看来，这种“形式类”就像事物的物理刻画一样，是明确的、不可移易的。抓住形式的类特征，也就抓住了内容实体的类别。

萨丕尔在语言分类上持一种类别相对主义的观点。

首先，肯定事物具有类型化的趋势。他指出，社会、经济、宗教制度能从不同的历史根源，在世界不同的地区成长起来，语言也是这样，沿着不同的道路向类似的形式集合。语言的历史研究已经证明，语言不但是逐渐地改变，而且是一贯地改变着。它不自觉地从一种类型变向另一种类型，在世界上相隔很远的地区可以看到类似的趋势。因此可以说，互不相关的语言已经独立地并且时时地走向大致类似的形式。萨丕尔指出，承认可以互相比较的类型是存在的，这并不是否定一切历史过程的个性;只是肯定在历史现象的背景上，有很强的趋势把语言(正像把其他社会产物)推向稳定的格局，也就是说类型。

其次，肯定事物不能严格地分类。萨丕尔指出，严格地说，我们事先就知道不可能树立起有限的几个类型，就把世界上几千种语言和方言的特点都照顾到。就像人类的一切制度一样，语言也是花样万千、变幻多端的东西，难以妥当地贴上标签。哪怕类型的尺度分得再细致，还几乎一定会有许多语言必须经过一番修剪才能各得其所。要把它们放进表格里去，一定会过分强调它们机构里的这个或那个特点，或者暂时忽略其中某些矛盾的地方。因此，语言的类别仅有相对的意义，不存在绝对的类。

其三，事物的类别应是内涵类而不是形式类。萨丕尔在语言的类型区分上不取“分析—综合—多重综合”的尺度，因为它只顾到“量”的方面;也不取“孤立—附加—象征”，因为它过分着重技术的外形;甚至不取“孤立—粘着—融合—象征”，因为它仍旧是在外形上兜圈子。萨丕尔认为，分类法应建筑在语言所表达的概念的本质的基础上。因而语言的类别不是肤浅的形式类，而是诉诸本质的内涵类。从内涵出发，所有的语言都必须表达根本概念(Ⅰ类)和关系观念(Ⅳ类)。由前者派生的派生概念(Ⅱ类)和介于前者和后者之间的混合关系(Ⅲ类)则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因此萨丕尔提出语言类型的概念分类：

A．只表达Ⅰ类和Ⅳ类概念的语言，即保持造句关系的纯洁性，而且不会用附加法或内部变换来改变根本成分的意义的语言。在表达上，这是最彻骨的语言。

B．表达Ⅰ、Ⅱ、Ⅳ类概念的语言，即保持造句关系的纯洁性，但也会用附加法或内部变换来改变根本成分的意义的语言。

C．表达Ⅰ、Ⅲ类概念的语言，即造句关系的表达一定连带着并非完全没有具体意义的概念，或者说用混合的形式表达关系概念。如表达主格概念必须同时牵连到数或性;表达动词必须牵连到某个时制。除此之外，不会用附加法或内部变换来改变根本成分的意义。

D．表达Ⅰ、Ⅱ、Ⅲ类概念的语言，即用混合形式表达造句关系，但也会用附加法和内部变换来改变根本成分的意义的语言。

这样一种凭概念的语言分类，并不顾及语言的技术性的外表。它实际上只回答两个有关概念怎样译成语言符号的问题：第一，一种语言保持它的根本概念的纯粹性呢，还是用不可分离的成分来堆砌它的具体观念(A、C类对B、D类)?第二，它安排一个命题时，绝对不可少的基本关系概念受不受具体概念的沾染呢(A、B类对C、D类)?萨丕尔认为，A类之于B类和C类之于D类不过是表达具体概念时的单纯与复合之别，不是很重要。而A类之于C类和B类之于D类的区别则是基本关系概念的表达纯洁与否的区别，这对语言类型是更为基本的特征。因此，人类所有的语言可以分为纯关系语言和混合关系语言两大类，每一类内部又视其表示具体概念的单纯与复合而有简单与复杂之分。

显然，内涵的分类把语言中概念的表达方式作为分类的基础，比外形的技术的分析更接近语言的本质。

其四，事物的类特征应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萨丕尔的语言分类法，在方法论上提出了一种观察语言类型的多维的思路。一种语言类型，体现在它表达不同类的概念的方式上。而表达某一类概念的方式，不必与表达另一类概念的方式相同。一种语言在表达关系概念时是单纯孤立的，表达具体概念时是粘着的，或融合的，那么就可以分别称为“粘着—孤立语”、“融合—孤立语”。这种分类法的一个优点正是可以根据需要增省分类的角度，分得详细一些或简单一些。萨丕尔指出，语言毕竟是极端复杂的历史建筑。把每种语言都放到一个格子里，这并不重要。倒不如订出一种可以伸缩的方法，让我们能从两三个独立观点来把一种语言搁到能和另一种语言互相对比的位置上去。这种分类的精神，正是人文主义的精神。

语言具有类型化的趋势，语言又没有孤立绝对的类;语言的类别应着眼于内涵(概念表达方式)的区别，语言内涵的类特征又是多元而非单一的——这就是萨丕尔的整个语言分类观。这样分出来的语言类别仅具有相对的意义，而它又是最贴近语言事实和语言心理的，因而是最科学的。语言的类别为了某种人工的目的是可以形式化的。然而这种形式化的分类一刻也不能忘记它仅仅是一种把每种语言塞进一个方格子的“技术”，它不能异化为语言类型的本体。语言类型本体的形式只能是它的内涵的形式。尽管这种类形式具有相对性和多元综合性，缺乏人工形式化的机械美感，但它却得到语言本质的高度肯定。

综上所述，萨丕尔是继鲍阿斯之后，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人类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的语言学家。他把受行为主义思潮“洗礼”而日渐“僧侣化”的描写语言学，重新置于文化生态环境之中，从而赋予结构主义语言学以新的血液与生命。萨丕尔的贡献不仅在于一个人类学者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热忱，更重要的是他以他的人类学实践确立了一种对待语言的人文主义科学态度和操作方法。他对语言现象的人文主义关切与思考，不仅体现在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外部参与，更体现在对语言结构本体的文化内涵与思维建构的深刻的洞察。由于这种洞察建立在人类学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这就使它在理论形态上较之欧洲语言人文主义更为丰润和充实，在方法论上更为具体而富有实践意义。萨丕尔的人类语言学以其一脉贯注的人文主义热情和创造性活力，为他以后的人类语言与文化研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思想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