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素结合中的语序问题

7.2　语素结合中的语序问题

“同素异序”曾一度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问题,我们这里只谈并列式的反序,至于其他各式所谓的“反序”不予涉及。我们认为,从构词角度来说,并列式的同素反序与其他的同素反序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因为后者在语法结构上有主从关系,一旦变换了位置,语法关系也随之改变,就属于不同结构的词了。例如“雪白”的反序词为“白雪”,“雪”在这两个词里的语法功能是不一样的,一为形容词性的修饰成分,一为名词性的中心成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¹¹⁾。

并列式词组内部成分的语法关系是不分主从的,从原则上来说,组成成分的位置次序是不分先后的,可以互换。互换位置之后,不会引起语法关系的改变,其意义也不变。因为复合词同时具有某些词组的特点,所以历史上许多并列复合词的素序也较为灵活而不固定,尤其是在词汇化的早期。随着并列双音词的进一步词汇化,在词汇发展区别律的作用下,一对同素异序的双音词有可能逐渐实现分化。也就是说,可能让不同素序的词承担不同的职能,从而使语序成为词的一种区别手段。就现代汉语这个层面来看,存在不少字序颠倒的并列词,其意义或语法功能各不相同,已经完全分化了。但我们注意到这么几个语言事实:首先,在汉语的早期,同素异序并列词往往是相同无别的。其次,现代汉语中分化的同素异序词是经过较长词汇化过程,直到相当晚近才形成差异并在词汇系统中固定下来的。因此,在讨论上古汉语里的同素反序词时,我们应该特别小心,不要轻易下“已分化”的结论。

钱光(1992)在谈到《墨子》并列式复合词的同素异序现象时说:“有的同素异序现象显然是由于作者有意识地运用变换词序的方法来区别词性或意义而造成的,可以看成是一种广义的构词形态。如‘量度’在书中出现三次,全是动词,无例外;‘度量’出现两次,全是名词,也无例外。类似的情况还有‘赏赐’(动词)、‘赐赏’(名词)、‘饮食’(动词)、‘食饮’(名词)等。”诚然,如果仅在《墨子》一书这个范围内来谈,有些同素反序的例子,不妨认为是作者有意作出的分别。但如果把眼光放宽,将问题置于整个先秦汉语之中来进行讨论,就会发现在当时这些同素反序词可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先把《墨子》中有关“度量”和“量度”的用例列出来:

其事鬼神也,……珪璧币帛不敢不中度量,……(《墨子·尚同中》)

观辜是何珪璧之不满度量?(《墨子·明鬼下》)

今夫轮人操其规,将以量度天下之圜与不圜也。(《墨子·天志中》)

匠人亦操其矩,将以量度天下之方与不方也。(《墨子·天志中》)

故置此以为法,立此以为仪,将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与不仁,譬之犹分黑白也。(《墨子·天志中》)

再来看先秦其他典籍中“度量”和“量度”的用法。“量度”出现的次数极少,除《墨子》外,在其他诸子书中未见,在十三经中只检得三例,且都见于《周礼·地官司徒·司市》篇,用作名词,其意义和用法与《周礼》书中用为名词的“度量”是完全相同的,看不出有什么差别。下面给出一个例句以见一斑: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周礼·地官司徒·司市》)

文献中“量度”极少见,大量使用的是“度量”,或用为名词,或用为动词。下面举出一个用作动词的例子: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为,而后使焉。(《管子·形势解》)

可见“度量”和“量度”都兼备动名两种词性,语义和用法上并没有明显的区分,只不过“量度”出现的频率极低而已。“量度”偶尔当作动词用的几个例子恰好出现在《墨子》里,且都集中于《天志中》篇,这可能跟当时记录者个人的语言习惯有关。一般认为,《墨子》各篇中,除了有些是战国晚期墨家后学所附益者外,有不少是门人所记录的墨子讲演,故或分上中下,其思想内容大体一致,语言组织却不尽相同,《天志》上中下三篇当是不同弟子所记录的不同版本。上篇用“度”而不用“量度”,中篇本身也或用“量”。“量”、“度”、“量度”意义用法皆同。因此,所谓“度量”、“量度”的区分可能只是偶然形成的,不一定是作者有意识作出的异序构词。即使承认在《墨子》书中“度量”和“量度”客观上已经形成对立区别,也不可以将这种区别看作是当时自然语言的事实。

同理,由于“赐赏”在《墨子》中只出现一例,“赏赐”只见三例,也难以说明什么“区别”。而且在词性的判定上不是没有可商榷之处。先列出“赐赏”用例:

其不欲为吏,而欲以受赐赏爵禄,若赎出亲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许之。(《墨子·号令》)

我们肯定其中的“赐赏”确实是名词。但三例“赏赐”似乎不应该全看成是动词,如下面一例:

士受赏赐者,守必身自致之其亲之其亲之所,见其见守之任。(《墨子·号令》)

这里的“赏赐”和上面的“赐赏”出现的语境是一样的,为什么把后例定为动词,却认为前例是名词呢?再看看其他书中的“赐赏”,发现既有作名词用的,也有用为动词的,没有明确的用法限制。下面是用作动词的两例:

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师内御,总别列爵,论贤不肖士吏,赋秘,赐赏于四境之内,发故粟以田数。(《管子·五行》)

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赋,不赐赏,而大斩伐伤。(同上)

同样的,“饮食”和“食饮”也不是区分得很清楚。限于篇幅,就不再举例说明了。

伍宗文先生在论及先秦汉语中字序对换的双音词之间的意义关系时,谈到二者意义有“两两迥异”的情况,也举了几个例子:土壤/壤土、清洁/洁清⁽¹²⁾。伍先生认为:“‘土壤’指泥土,而‘壤土’则或指田土,或指国土;‘清洁’义近现在的‘廉洁’,而‘洁清’倒相当于今天的‘清洁’。”这种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土壤”与“壤土”、“清洁”与“洁清”的意义并没有什么不同,更谈不上“两两迥异”。

这里的问题在于太拘泥于语料的统计。其实,根据语料统计结果得出的结论虽然有一定科学性,但在处理语料以及根据统计结果作判断时仍需审慎,原因就在于语料本身有局限性、统计本身有时难以做到绝对的科学性。例如,所考察的语料是否真能全面反映语言的真实状况?如果统计到的例子只有寥寥数条,没有形成规模,就尤其要慎重对待。因为在有限的样例中所呈现出来的所谓“对立”,可能只是偶然的个别现象,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何况,统计有时难免有所遗漏,这就更会大大影响结论。例如,我们就找到几条例句说明二者意义无差别:

古之用兵,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淮南·兵略训》)

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仅以救亡者。(《战国策·卷三》)

以上二例“土壤”皆指国土、田土,并不是“泥土”。

研究古汉语素序问题,应该注意到两点:内部意义关系相同的同素异序词本来没有意义上的差异,但是在两个形式之间,总会有一个常见(使用频率高),另外一个使用较少(有时甚至只有孤例),如果后者在所检索到的文例中的具体使用义恰好与前者不同,就容易被研究者看作是意义上的对立。此外,从共时层面来看意义有差异的同素异序词,可能是由历时使用的交替性造成的。例如,一对同素异序词在早期也许通用过,但后来其中一个形式不用了,另一个形式继续使用,然而语义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衍生出的新意义由保留下来的形式承担,与另一个被废的形式无关了。词汇的历时发展发展积淀到平面上,从纂集材料中的储存义来看,二者就有差别,似乎形成某种“对立”了。于是容易认为二者早已产生分化,在某个时期里把它们看成是意义不同的词。

虽然在最初组合时,成分的先后次序可以是自由的,但这只是就组合的语法规则而言。词语实际生成过程中还要受到语义、语音、语用诸条件的制约,所以次序的确定又不是任意的。从语言发展的事实来看,有些并列合成词从来就只有一种素序,如“手足”、“父子”等;有些并列词虽然曾经出现过两种素序,但后来其中一个语序被固定,另一种形式则被淘汰,如“丘陵/陵丘”、“埋葬/葬埋”、“状态/态状”等;还有的并列词,两种素序被分化为两个语义和语法功能不同的词,如“愿意/意愿”、“缓和/和缓”、“网罗/罗网”、“喜欢/欢喜”等等;只有少量并列词在现代汉语里仍保留着两种素序而语义语法不变,如“层级/级层”等。仅以上古汉语而论,殷国光(1997a)考察了《吕氏春秋》里的并列组合,发现绝大多数并列组合的次序是固定的,前后位置可以互换例子的极少,只占1%。我们考察了《墨子》的双音并列组合,统计出次序互换的仅36例,约占全书并列组合的4%⁽¹³⁾。这充分说明了,在双音并列组合中,孰先孰后,要受到一些因素的控制,不是随意的。

那么,决定这些并列词素序的原因是什么?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论。主要有三种观点:有的人认为语义决定语序,有的人认为语音(主要指声调)是素序的决定因素,而另有一些人则持调和的观点,认为语义语音同时起作用,只不过作用的范围不一样。这方面的讨论,可以参看潘文国等(1993:271-292)的介绍。此外,张国宪(1992)、崔希亮(1991)、张博(1996)、伍宗文(2001:259-264)等陆续有探讨。我们认为,决定素序的因素比较复杂,不是单纯由语义决定的,除了语音条件外,还要受到语用的影响,很多并列词的素序只是语用习惯的结果。上述同素异序并列词的分化,是词汇发展区别律的结果。意义渐趋丰富化和精密化,人类语言在语义表达上有信息明确的要求,原来不甚区分的词就不断分化出来,被赋予不同的语义内容或语法功能。

【注释】

(1)Claire Hsun-huei Chang 1997:V-V compounds in Mandarin Chinese:Argument Structure and semantics.In Packard (ed.) New Approaches to Chinese Word Formation.Berlin and New York:Mouton de Gruyter．

(2)有时“俭”表面上似乎可以带宾语,如《孟子·公孙丑下》:“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今按,此“亲”并非真正的受事宾语,实际上是省略了介词“于”。赵岐章句云:“不以天下人所得用之物俭约於其亲。”正补足“於”字。还有极少数带宾语的例子,如《管子·正世》:“百官有常,法不繁匿,万民敦悫,反本而俭力。”实际上仍相当于“俭于力”。从语义上来说,“俭”不重动作性,主要是指人的品性和表现,更近于形容词,所以“俭”常和“吝”“啬”“恭”“贫”等这些形容词结合,如《墨子·非命中》:“内之不能善事其亲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长,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使身至有饥寒冻馁之忧……”,《世说新语·德行》:“陈太丘诣荀朗陵,贫俭无仆役。”《世说新语·俭啬》:“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

(3)如《墨子·兼爱下》:“故约食为其难为也。”《管子·五辅》:“节饮食,撙衣服,則财用足。”《管子·五辅》:“纤啬省用,以备饥馑。”

(4)略举文献中的部分例子如次:“孝子不谀其亲,忠臣不谄其君。”(《庄子·天地》)“初,莽为安汉公時,又谄太后。”(《汉书·元后传》)“谄谀我者,吾贼也。”(《荀子·修身》)“昔者虢君骄恣自伐,谄谀亲贵。”(《贾谊新书》)“大臣享其禄,弗谏而阿之。”(《国语·周语》)“遊士妄作妖言阿谀王,王喜,多赐予之。”(《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天后内史宗楚客性谄佞。”(张鷟《朝野佥载》)

(5)此例据王政白1992:313。

(6)《说文》:“攎,挐持也。”这里的“挐”即今之“拿”。《汉书·扬雄传》:“扼熊罴,拖豪猪。”颜师古注:“扼,捉持之也。”《后汉书·袁绍传》:“扼其喉而不得进”。李贤注:“扼谓捉持之也。”《说文》:“玃,母猴也。从犬,矍声。《尔雅》云:玃父善顾,攫持人也。”除了“捉持”较多出现在中古文献中,“拿持”、“攫持”均极少见。

(7)《汉语大词典》“抓”字第二义项“用手、爪取物或握物”下,引汉代枚乘《上书谏吴王》“夫十围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绝,手可擢而抓”为书证,颇为可疑。这里的“抓”应与“搔”同义,仍是“划刮”而不是“握持”的意思。

(8)《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叔武将沐,闻君至,喜,捉发走去。”按,此“捉”即《说文》“捽”字。《说文》:“捽,持头发也。”“捉”“捽”为同源字。

(9)对这组词的详细分析可参看王凤阳《古辞辨》687~688页。

(10)以上图式中,粗黑线及阴影部分表示语义焦点。

(11)有的同素异序词,其中一个虽然是并列式合成词,另一个却不是并列词,内部语法结构是不一样的。例如“臣下”是并列词,反序的“下臣”却是偏正式。这有点象前文所说的“同形异构”。

(12)伍宗文《先秦汉语中字序对换的双音词》,《汉语史研究集刊》,巴蜀书社,2000年。

(13)其中成词者有32例,见本书第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