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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语言规划

时间:2022-04-0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日本语言规划包联群提 要:本文在介绍先行研究的同时,对日本语言规划内容作了分类考察。如上所述,有关日本语言规划问题学术界存在分歧。说起语言规划,最近中国语言学界的研究显得非常活跃。真田信治认为,语言规划作为社会语言学的应用领域,是解除围绕这些语言问题群为目的而对语言进行的人为的改造行为。国语是全体国民唯一的语言这一意识早已树立。

日本语言规划

包联群

提 要:本文在介绍先行研究的同时,对日本语言规划内容作了分类考察。至少从19世纪开始,日本就开始了地位规划、本体规划、习得规划和功能规划等多种性质的语言规划。本文也分析了日本语言规划形成过程的特征,包括“先规划后研究”、“先研究后规划”、“基层规划发展成国家规划”和几种模式的相互作用等特征。

关键词:日本 语言规划 类型

一 日本语言规划研究

有关语言规划研究,直到目前为止,在日本社会语言学界没有被引起足够的重视,导致语言规划这一术语其出现的频率也不是很高。虽然许多学者(铃木孝夫,1995;原圣等,2002)在相关的论著中有所涉及,但是,有关以语言规划为标题的论著却寥寥无几。在这一方面与当今中国以国家机关为主体而进行语言规划研究的情况截然不同。当然,存在这一差距的原因也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日本一直主张自己是单一民族的国家,所以,就政府机关来讲,不存在如中国、美国、加拿大等政府那样需解决多语的问题。但是,也有许多学者开始认为,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剧,日本也已经开始走向多语国家。如以原圣(2007)4为代表的日本“多语言社会研究会”于1998年成立,并发表了许多论著。但是,就有关语言规划内容之一的语言地位问题,正如日本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家真田信治(2006)233所述,“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机关就有关日本的国语与公用语问题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表态。在日本是否应该制定国语与公用语?如果制定的话应该以哪一个语言为准?此时,是否应该考虑到原住民艾依弩民族[1]的社会地位呢?对艾依弩语应该以何种形式进行语言规划?”等等。也有学者(铃木孝夫1995)称,日本从来没有对外实施过有意识的语言战略规划。相反,也有学者认为,在早期的日本,学术界虽然没有专门涉及有关的语言规划,但是,其内容早已是语言规划的内容。如樱井隆(2007)27认为,庆应二年(1866)由前岛密提出了“汉字御废止之建议”,明治六年(1873)森有礼在《Education in Japan》的序文中曾强烈主张要引进英语[2]。虽然他们不是语言学家,但是樱井隆根据真田信治(1992)的分类,认为这也是属于语言规划。樱井隆(2007)28认为,明治时期的语言研究几乎都是在语言规划的框架中进行的。虽然大家知道这一事实,但是并没有把它放在社会语言学范畴之中而已。如上所述,有关日本语言规划问题学术界存在分歧。但是,值得提及的一点是,就连日本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家真田信治在他所编写的社会语言学教科书(2006)中也未提及过殖民地统治时期的语言规划问题,对于这一点樱井隆(2007)30也已发现,并指出:“我们应该知道,从1920开始一直到战争结束,对于殖民地的语言政策问题曾经有过非常活跃的讨论,并积累了许多成果”。

综上所述,日本并不是没有语言规划研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体现而已。由于日本语言规划这一标题本身涉及面极广,其内容也是跨世纪的,因此它并不是作者在短时间内所能够概括的内容。本文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与有限的时间内对此进行概括并阐述己见,还望学者们不吝指正。

说起语言规划,最近中国语言学界的研究显得非常活跃。比如,有教育部语用所社会语言学与媒体语言研究室编著的《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2006),李宇明著《中国语言规划》(2010)等。陈章太(2006)13-18对“当代中国的语言规划”进行了论述,徐大明(2010a)143-159论述了中国语言战略研究的重要性,刘海涛(2006)55-60一文介绍了语言规划这一术语最早的提倡者以及世界各地学者所阐述的各种定义。而美国学者费希曼(Fishman,2006)11-24,考巴如比阿斯(Cobarrubias)和费希曼(1983)对语言规划(如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也进行过详细的讨论。在此,我们主要介绍日本社会语言学真田信治(2006)222对语言规划所下的定义以及对此进行的分类。真田信治认为,语言规划作为社会语言学的应用领域,是解除围绕这些语言问题群为目的而对语言进行的人为的改造行为。并把语言规划分为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和普及规划。但是,作者根据目前日本国内实施的语言规划状况,把日本语言规划分为四种,即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以及习得规划和功能规划。下面就此进行分别讨论。

二 语言规划内容

(一)地位规划

从日本实施的语言规划来看,主要包括两个内容。第一是着重日本国内的“国语”(日语)地位的确立[3]。由于日本一直主张自己是单一民族(历史上曾对艾依弩民族实施过同化政策),由此在法律方面基本上否认了原住民艾依弩民族的存在。默认了“国语”的地位。国语是全体国民唯一的语言这一意识早已树立。虽然从1997年开始,实施了艾依弩新法,但是至今在户口方面也不存在所谓的“艾依弩族”。2008年日本政府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会议上一致通过了承认艾依弩族地位的决议(原圣,2010)8。可以说,这只是从法律上保障了对“艾依弩族”的“认同”而已。第二是如何把日语推向国际社会,确保日语在国际舞台上作为“公用语”的地位。多年来,日本在不同的领域参与国际事务,从各个方面对国际社会进行了大量的援助。我们可以说,其中也包括语言战略方面的设想及地位规划的考量。

从樱井隆(2007)27的研究,我们可以得知,从很早以前日本就已有过语言规划方面的动向。如庆应二年(1866)由前岛密提出了“汉字御废止之建议”。明治二年(1869)前岛密又根据南部义畴最初的罗马字论提出了“修国语论”(盐田纪和,1973)25。而提出这些语言规划建议的前岛密在明治三十年(1897)任帝国大学教授的同时担任了日本文部省普通学务局长。而在纽约出版《Education in Japan》(1873)的森有礼却在1886年已担任责任内阁制最初的文部大臣。据石刚(2003)125-127的研究得知,上田万年于1894年从德国留学归来之后,担任了文科大学教授。然后作过以“国语与国家”、“有关国语研究”等为题的著名的演讲,又发表了“有关标准语”等论文。上田万年主张国家对语言的介入,积极参与了制订语法、普及标准语教育等。可见他们的言行对于当时的日本决策层已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由此我们也就不难想象樱井隆(2007)为什么提出日本早期就已经有语言规划这一观点了。

在语言地位规划方面,当时也有过许多争论。例如,森有礼提出把英语作为日本国语的意见(田中克彦,1993)15-16之后,紧接着在明治十八年(1885)7月,高田早苗在横滨功学会上又做了同样的演讲。其后,在大正十二年(1923)北一辉提出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其中包括“学校改造案”,“废除英语,把国际语(Esperanto)作为第二语言”之案,其理由是“日语的文言文字非常恶劣”。他还设想通过50年的过渡期,国民可以很自然地把国际语作为第一语言来使用。战争结束后,志贺直哉在《中央公论》杂志上发表了采用法语论,这引起了许多人的责难。对此,盐田纪和(1973)28认为,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以上各种意见的话,都是为国担忧而已。因此,他说,主张应该从日语选择标准语的人也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强化国家中心论而已。

我们可以说,在殖民地时期,日本军队代表当时的日本政府对外实施了语言规划政策,即保证了语言规划当中“国语”(日语)的绝对优势地位。但是李妍淑(イ·ヨンスク,1989)认为,在近代日本,有关对殖民地的语言问题看不到设立过一贯可以叫做政策的东西,也没有通过组织实施过的迹象,这只是政策以前的语言暴力,可以说是无政策的我行我素而已。而对此石刚(2003)12认为,“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对日本殖民地语言政策的一种批判的华丽词藻,那可以说是一种猛烈的批判,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它同时也封闭了对政策的内容进行更深入探讨之路”。同时他也认为,研究清楚日本的殖民地语言政策并不是那么简单。由于日本的国家与军事支配极其密切相关,所以语言政策所具有的作为文化政策的一面很容易被覆盖和隐藏。正如石刚(2003)13-15所示,从1895年以来仅在半个世纪以内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台湾、朝鲜半岛、中国大陆以及更广范围的东南亚地区。通过51年的统治,在一定期间内相对来说具有了稳定的统治,也进行过有组织并且是大规模的语言上的统治,以学校教育为首,在法律用语和公用语以及军队用语等领域进行了有计划的普及,这已明确说明曾经存在过语言政策这一事实。如有台湾教育令(1919,1922),“满洲国”的新学制(1938)等。并且,当时日本政府官员及日语教师以及语言研究学者,政策决策人员等也参加了各种激烈的论争,这已经说明学者参与了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如石刚(2003)所述,我们也认为在殖民地时期实施了语言地位规划政策。

明治二十八年(1895),日本军队统治台湾之后,由台湾总督府实施了日语教育政策。据石刚(2003)13所述,台湾语言政策中心人物是伊泽秀二,他对当时台湾总督乃木希典提出了“具申书”。内容是他反对减少国语学校和国语传习所的职员。在殖民地时期,主要采取了在当地建立许多“国语学校”(日语),专门传授日语的政策。这样理所当然日语比当地语言占优势地位,也就实施了他们的语言地位规划。他们从国内派遣多名日语教师,以弥补人员的不足,后来甚至使国内教师紧缺,导致提出抗议,禁止派遣教师等现象。据盐田纪和(1973)22所述,日本曾对外实施了同化政策。积极地对外派遣本国教师,给留学生各种补助,让他们同本国人一样说日本标准语,使他们得到同化。并说山口喜一郎教谕在台湾实施这种方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其后,这种方法同样用于其他的殖民地地区。例如,1932年在中国大陆东北部地区建立了“满洲国”,其“国语”是满语(大体上是指汉语)和日语。但是公用语被定为日语。并在许多学校开设了日语课程。在1937年通过法令,从1938年1月1日新学期一开始就给予了日语第一“国语”的地位。而当时的“满语”和“蒙古语”地位都次于日语。这种推广普及日语的政策不仅仅局限于学校,它涉及了当时的各个行政机关以及企事业等单位(石刚2003)52-68。论及地位规划的还有如铃木孝夫(1995),书名为《日语能否成为国际语?——对外语言战略论》。铃木孝夫(1995)11指出,日本合并中国台湾和朝鲜,想要把这些地方变成自己的领土,当然它为了统治经营殖民地首先是要解决语言问题,此时当事人所想的是要把包括国内不同语言在内的所有语言作为同化政策的一部分来把它们置换为日语。以上的事实说明,即使在日本殖民地时期,同样也存在过语言地位规划政策。

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振兴和发展,日本语言规划内容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为了确保日语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日本政府规划让日语走向世界,努力让世界上更多的人能学习日语。同时努力争取联合国等国际机构能把日语作为公用语来使用,以确保日语的国际地位。例如,在2000年的国语审议会的答辩会“日语应如何适应国际社会”上,提出了日语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和推广日语的基本要领以及日语的国际化等问题。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使日本的语言本体规划也走入了正轨。学术界开始从各个角度对国语(日语)进行了严密细致的研究。

(二)本体规划

笔者认为,本体规划是以地位规划为前提,对其被选定的语言本身进行各种改造规划。真田信治(2006)225认为,有关本体规划,日语主要是围绕文字和书写以及标准化问题进行了讨论。下面我们就此进行具体考察,概观本体规划是如何被实施,其所包含的内容又有哪些等问题。

1.文字和书写等

日语的文字和书写等问题主要包括汉字和假名的使用以及外来语的书写,汉字字体等问题。据盐田纪和(1973)44所述,明治四年(1871)由日本文部省出版了《单词篇》(3册),同时文部省也在进行编写“词汇”。明治五年(1872)由田中义廉编写了《新撰字书》(3167字)。这些都是日本文部省在明治五年(1872)发布的与“学制”相关联的工作。盐田纪和(1973)认为,可以把它看作是制作有关适用于国民教育的语言和文字基础教材资料。此外,虽然还编辑出版了直接使用的教材类书籍,但是其文体还是以汉文训读调的文语为主。从明治二十四年(1891)开始规定由文部省鉴定合格的教科书才可用于学校教学,可以说这种规定也一直沿用至今。当时,由于使用古典假名以及在书写口语和汉字时出现了各种困难,所以,在明治三十三年(1900)改正小学校令施行规则中,明确了假名字体标准表(50音图),表音的字音假名使用规则及在小学4年阶段应该掌握的1200字表等。直到昭和二十年(1945),提出了6年之间大体上要掌握1600字的目标。由政府主导而实施语言政策的行政机关从明治以后至今曾几度改名。如在明治三十三年(1900),受到舆论压力,成立了由8人组成的国语调查会,两年后的明治三十五年(1902),改为由15人组成的国语调查委员会,并设有委员长1人。据盐田纪和(1973)46所述,此委员会做的最大工作是调查了全国方言,明确了日本口语的现状,为标准语的确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国语调查委员会从1902年一直延续到了被废除的1913年。之后从1921年至1934年之间又成立了临时国语调查会。其间,在昭和十二年(1937)审议通过了“汉字字体整理案”,昭和十七年(1942)又审议通过了“标准汉字表”(2528字)和“新字音假名遣”,并在昭和二十一年(1946)发表了“当用汉字表”和“现代假名的使用”,政府采用了此方案,并发布了内阁训令和内阁告示。在此期间,由联合国军司令官邀请来的美国教育使节团,在其报告书中劝告“国语国字问题委员会需具有调整国语改良规划案的责任”,随后,在昭和二十五年(1950)4月,把在一年前设立的“罗马字调查审议会”更名为“罗马字分科审议会”,纵览此后的各种改革迹象,不难得知当时的美国对日本国内的语言规划与政策方面也进行过干预。而后的1934年至2000年临时国语调查会改名为国语审议会,从2001年至今更改为文化审议会国语分科会,属文部省和文化厅管辖。真田信治(2006)229把这期间的工作概括为以下三点,即:

(a)经过明治维新,日本在树立如欧洲似的近代国家形象的过程中,尝试着要断然制定国语的时期(明治—昭和前期)。以欧美的语言状况为模型,比起传统来更重视现在的语言状况和简易性,但是也曾受到了来自维护传统者的批判。

(b)由宣告战争结束而在日本传统价值观崩溃的状况下,围绕限制汉字和使用假名重视表音性而被立案的(a)时期的许多规划都被付诸于实施的时期(昭和中期)。

(c)战后的混乱趋于稳定,迎来了高度经济成长期时,传统的价值观再一次被肯定的时期(昭和后期)。这是(b)的一系列政策被重新修改的时期。

例如,1981年把在1946年制定的“当用汉字”改名为“常用汉字”就是其中一例。其后,有关假名问题也引起过许多争议。可见,实施本体规划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2.标准语

就日语本身而言,也存在许多方言。同时也有因语言地域差别和性别差异及地位身份不同而引起语言的不同现象。也有因社会历史经济等方面的因素而引起语言变化与语言变异的现象(如小笠原诸岛的由日语和英语形成的混合语等)。考虑到国民之间需要沟通的语言,学校教育语言、公共媒体语言以及对外日语教育等具体问题,就有必要确定“标准语”。据盐田纪和(1973)79-80所述,在日本“标准语”这一术语最初出现在明治二十八年(1895)1月,是上田万年在《帝国文学》杂志上以“有关标准语”为题而发表的。明治三十三年(1900)一直在文部省担任国语调查的保科孝一在他的“语言学大意”一文中提到:“国语统一的工作虽然是随着文化的进步能自然地达到某种程度,但是另一方面必须要努力进行人为的推敲使其尽快达到目的。因此我在这里说的要人为地推敲,是要创造标准语消灭方言”。这样,在明治时期各地曾一度掀起过各地方言的标准化和在学校推广标准语及消灭方言的运动(铃木孝夫,1995)11。明治四十三年(1910)保科孝一在他出版的“国语学精义”一文中又提到:“即使把东京语选定为标准语,要想把它作为日本的标准语,还得需要进行人为的种种完善与推敲”。由此可见,当时的所谓的标准语概念并不等同于如今的标准语。当时,也有人主张应该叫做“共同语”。

1905年文部省作为国家机构对日语的语音、语法和词汇等做过具体的指示。例如,“语法方面应该允许的事项”,“从今以后的敬语”(1952)。之后其重点主要放在了各个领域中的语言使用问题上。1949年设立了国立国语研究所。其间,从标准语的角度,为适应时代的需求,对日语进行过各种修订。例如,1956年的国语审议会提出“关于改善口语”的建议,1986年提出“改订现代假名使用”,1995年又提出了“关于适应新时代的国语措施”(提倡尊重方言),2002年在国立国语研究所设置了“外来语”委员会,探讨置换外来语等问题。平成二十二年(2010)6月7日文化审议会的答申“改订常用汉字表”[4],其基本内容是:对现行常用汉字进行补充和修订。为适应信息化社会的发展和针对当前汉字的现状,强调了作为国语对策的汉字的重要性,并进行了字种、音训的选定;追加了字种的字体;以及对字体·书体·字形·手写体等提出了改订措施。以上这些事实足以说明,这些扎实的语言本体规划为更好地学习日语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保障了日语学习规划得以顺利实施。

3.习得规划

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语言学习规划可以包括以下内容:即对本国标准语(或公用语甚至是其他语种)或外国语的推广进而制定的语言教育政策。日本的语言习得规划,除了语言教育政策以外,也包括如徐大明(2010b)所提到的“以推广普通话为目标的方言调查”内容。为了推广标准语,掌握国内的语言现状,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施了大规模的方言调查。这种调查研究,为推广标准语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也使得其推广得以顺利实施,为习得规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方言调查研究至今还在延续。

同时,我们认为日本的语言习得规划还包括:日语对外教育与习得(包括日语国际化);居住在日本国内外国人的日语习得规划;日本国民的日语教育习得规划(主要是指对因各种理由辍学未完成基本教育的一部分人所进行的“夜间学校”教育方式)等。

为了确保日语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日本政府规划,首先积极援助国外大学、各种学校社团及机构人员把日语作为第二外语来习得;其次达到能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把日语作为公用语来使用,以确保日语的国际地位。对于前一项,日本从很早就开始通过在外政府机关,如国际交流基金、国际协力机构、国际学友会等组织来实施支援日语教育规划。除此之外,也包括地方自治体(基层行政组织)、学会、民间企业、学校和个人等。如德川宗贤(1994)1在“今日的日语教育”中曾谈到:日语教育的环境发生了突变,这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国外学习日语的人数在急剧增加。并认为把这种现象可概括为具有紧急性、复杂性、初次体验性及国际性。德川宗贤预测国外学习日语的人数大约有300—400百万。据德川宗贤(1994)11所述,在日本作为日语教育的机关有:文部省学术国际局国际企划课教育文化交流室、同局留学生课、文化厅文化部国语课等等。

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2001年12月7日,法律第148号)第19条中有明确规定[5]:国家为了有助于外国人对我国文化艺术的理解,要充实对外国人的日语教育,要培养从事日语教育者,完善研修体制,开发有关日语教育教材,寻求其他的必要措施。此外,我们还可以把文部省的语言习得规划概括为以下三点,即:依据学习者人数采取相应的日语教育措施;根据地区实际情况开设日语教室,培养从事日语教育志愿者;有效地利用通讯信息技术提供日语教材等。下面我们再来探讨日本国内外国人的日语习得规划及习得情况。

在2008年,日本政府宣布要把留学生人数从当时的12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30万人[6]。据2010年5月22日统计数据显示,在日留学生人数已达到141,774万人。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和地区依次是中国大陆(86,173人),韩国(20,202人),台湾地区(5297人),越南(3597人),马来西亚(2465人)等[7]。而在日外国人总人数2009年末已达到了2,186,121人。约占同年日本总人口125,831,000的1.7%[8]。因此,对于外国人的日语教育和语言服务也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日本政府在平成二十二年(2010)5月19日提出了“关于作为生活者的外国人日语教育标准教学大纲(计划案)”[9]。并从平成十九年(2007)开始文化审议会国语分科会设置了日语教育小委员会,对“作为生活者的外国人”的日语教育体制和内容的完善与否连续两年进行了审议。之后,又提出了“对外国人子女进行紧急援助”等规定[10],然后提出了如上所述的“规划案”。据文化厅文化课国语部在2009年11月1日的调查结果显示,学习日语的人数已达到历年最多的170,858人[11]。此外,文化厅又设置了“作为生活者的外国人的日语教室事业”项目,面向全国招标,其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即:日语教室的设置运营;培养以具有日语能力的外国人为对象的指导者;以志愿者为对象的实践研修。去年实施这些工作的单位和团体有:全国国际交流团体,财团法人团体,日语学校,大学,民间团体,市行政等单位[12]。可以说,这些都是属于由政府主导的日语习得规划。

如今,对在日外国人实施日语教育的机构或团体主要有以下几类,即:日本政府、地方基层组织、民间团体等。如日本文化厅提出“关于作为生活者的外国人日语教育标准教学大纲”,日本文部省提出“对外国人子女进行紧急援助”等具体指南,再由政府各个基层行政机构去实施,如学校或区域行政机关等。在日外国人居留的形态有多种,如日本残留孤儿及其家属和子女(如韩国和中国等),日裔第2代或第3代巴西人(也称移民),与日本人结婚的外国人,在日工作外国人及家属和子女(包括难民),还有留学生及家属和就学生等(对于能够在学校接受正规日语教育的留学生和就学生,在此不再讨论)。为了保证外国人能在日本安心工作和生活,在国内有以各种方式进行的日语教育。对于外国人集聚地由地方组织提出各种日语教育方案,由此有的已形成了政策与规划,如在日巴西人集聚地就是一例。据野山广(2007)10,河原俊昭、野山广(2007)5所述,1990年由于出入国管理局及难民认定法的改正和实施,允许日裔到日工作,由此引来大量外国移民,在一些地区,大约占据了居民的35%,有些地区出现了占15%左右的情况。这些人由于受语言障碍,出现了日常交流不便等问题。于是各地方政府及团体及时行动,积极成立日语教室,援助日语教育。据野山广(2004)38所述,受文化厅委托,在八个地区(浜松市,太田市,大阪市,川崎市等)开展了“地区日语教育推进事业”试点。除此之外,其中最典型而且持续时间最长的有“夜间中学校日语教室”。至今,在全国有35个日语教室,已经遍布全国各地。从1971年成立至今已有40年的历史。甚至还成立了“夜间中学校研究会”。下面我们主要以东京都为例,概观对外国人实施的日语教育情况。东京都有8所“夜间中学校”,其中有5所开设了“夜间中学校日语教室”。如墨田区立文化中学校、葛饰区立双叶中学校、世田谷区立三宿中学校等。据东京都夜间中学校研究会(2009)2,从2005年开始比起在日残留孤儿及其家属和子女来,新来日的学生人数明显增加,已占据首位。下页表1是2009年的统计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新来日者”明显占优势,占总人数的61.4%。其次是“残留孤儿”,占总人数的21.6%。为了掌握实际情况,2011年2月2日下午3点至晚8点,作者与其他大学的两位老师到墨田区立文化中学校现场调查和体验观摩了“夜间中学校日语教室”学生授课情况。此学校共有学生67人,其中41人在“日语班”学习日语。年龄最小的15岁,最大的74岁。在我们听课的“升学日语班”(高中)有6名学生,其中4人来自中国,一人来自哥伦比亚,一人来自菲律宾。来日时间从3个月到半年左右不等。“普通日语班”的学生年龄偏大,从30到60岁左右不等。他们大多来自中国,年龄偏大的来自东北地区,其他的来自广东或福建等地。授课教材大多使用教师自编的日语教科书。对于这种日语教育方式,日本律师协会准备要提出立法案,以此来保障这些学习者的权益。

表1:学生类别在学人数调查(据東京都夜間中学校研究会2009: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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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如上所述的全国“夜间中学校”,也有许多日本学生。他们在此接受识字教育。到2010年12月为止,全国夜间中学校研究会已召开过第56次研究大会。大会得到了文部省和各个县、市教育委员会等的支持和援助。除了国家制定的“夜间中学校”以外,也有许多自主设置的“夜间中学校”或“夜间学习会”等,从北部的北海道到南部的冲绳(第56次全国夜间中学校研究大会事务局,2010),已经遍布全国各地。这些学员主要以提高日语书写,阅读等识字能力为目的,同时也学习其他知识。可以说,这种具有全国规模的日语教育也是“语言规划”的一种,是为提高国民素质为目的的一种“习得规划”。此外,我们认为,政府提出的有关学习外国语的各种战略规划也应该包括在习得规划之内。

4.功能规划

功能规划是以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及习得规划为基础,对其进行验证与研究实施的一种手段。如包括对国语(汉字、敬语等)和外国人(国外与国内)日语的使用情况调查,语言生活调查以及语言规划实施机关(如有关汉字有经济产业省、法务省、文化厅、国立国语研究所等负责)等。其中,文化厅国语课每年都要实施全国性的“有关国语民意测验”的抽样调查。

据富田哲(2002,2003)得知,1905年在日本国内准备实施全国性的“民意测验”,但由于日俄战争推迟到1920年才得以实施。相反,在中国台湾,从1905年开始至1940年共实施过7次“民意测验”。除了1925年和1935年实施的调查以外,其中的4次调查都有关于语言(读写假名等)方面的调查内容。1925年和1930年在朝鲜也实施过同样的调查。从1949开始,国立国语研究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日语为研究对象,对地区社会的语言生活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如,在福岛县白河市、山形县鹤岗市、长野县饭田市等市实施过语言生活24小时调查(真田信治,2006)76-80。南不二男(1971)“接待应酬(待遇)表达现状—松江24小时调查—”,柴田武(1978)“语言生活24小时调查”等就是这些调查的成果。

对国语(汉字、敬语等)和外国人日语使用情况调查:如经济产业省对JIS规格进行规划,法务省确定用于人名的汉字,而常用汉字表等是由文化厅国语审议会来确定的。至于假名等语言调查是由国立国语研究所来规划实施的。例如,2001年至2005年国立国语研究所以“现代杂志200万字语言调查”为题,实施了语言使用调查;其他的成果有:建立了汉字数据库;日语会话信息库;日语的现在;有关日语教育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手段的调查研究等。国立国语研究所语言资源系以“构筑现代日语书面语数据库”,语言生活部以“语言生活现状调查”(包括敬语使用情况调查),“文字生活调查”(包括汉字使用情况调查)等为题,在先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实施继续开发研究[14]。2003年国立国语研究所以“有关外来语态度调查(全国调查)”为题,对全国680个自治体(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2004年又进行了同样的调查;2008年12月又以“生活用语态度调查”为题,对日本人和外国人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抽样调查[15]。如上所述,由政府机关主导实施语言使用情况和语言生活情况等调查的同时,也有许多国家政府机构发挥着研究语言功能规划的作用。

三 语言规划特征

(一)语言规划形成过程之特征

1.先研究后规划

比如,文部省或文化厅通过以委托研究的方式,对每一个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论证,然后再提出语言规划。或者早有一部分学者对此问题有过一定的研究或探讨,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立法或者通过行政手段来实施规划。如据野山广(2004)38所述,由1994年至2000年在8个试点地区实施的“地区日语推进事业”是受文化厅委托得以实现的。这样经过多年的现状分析和调查,然后才正式形成国家规划。

2.先规划后研究

在突发情况下,也有先规划后实施的语言规划情况。在战争时期的对外日语教育就是先有规划,然后才对其所实施的规划或政策进行了研究。如,山口喜一郎教谕在中国台湾实施的日语教育方式取得了成功。其后,这些经验被应用到了当时的朝鲜等殖民地国家和地区。

3.个人规划或基层行政规划(团体)可发展成为国家规划

这种规划可具有以下的关系:个人规划→团体规划(或基层行政规划→横向发展成全国基层行政规划)→立法成为国家规划。

我们认为,语言规划不仅包括国家主导型的规划,其实也可以包括个人或团体的小型语言规划。国家是由团体组成的,团体是由个人组成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语言规划并不应该是专属于政府主导型的规划。当然最终要由一个向国家型规划转换的过程。从前文的“习得规划”一节我们可以得知,对外国人的日语教育规划,首先是以个人和团体的小型规划起步的,然后,随着外国人的急剧增加,最终变成了以国家为主导型的语言规划,进行了语言立法等。据野山广(2007)11所述,在2001年10月,初次召开了外国人集聚都市会议,提出了“浜松宣言”,比国家提前一步讨论了教育、入管局、保险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宣言文。大约半年后在“日语研讨会全国联盟”上,“东京宣言”也被采纳,宣言提倡了作为第二语言和生活语言的日语教育的重要性。随后,这些问题都被政府关注,出台了许多新的政策(野山広,木村護郎,クリストフ他,2009)174-175。另外,“夜间中学校日语教室”的情况也与此类同(東京都夜間中学校研究会,1998,2007,2009)。因此可以说,这些个案为以上的观点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二)相互衔接与相互影响

本文认为日本语言规划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其内容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它从殖民地时期重视“地位规划”转变到了符合现今国际化时代的重视“习得规划”,而其中已经打好基础的本体规划为习得规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功能规划又服务于本体规划和习得规划。因此,我们认为他们之间具有相补相承、互相影响的关系。这正如Coulmas(クルマス,1987)104所述:“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虽然是语言规划重要的不同的两个方面,但是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它们是有相互关联的”。鸟瞰当今日本“习得规划”,回顾过去“本体规划”成果,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之间具有衔接性的一面。有关这些规划之间的关系,我们在每个小节中都涉及到过,故在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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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包联群,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学术研究员,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注释】

[1]艾依弩民族从17世纪到19世纪主要居住在日本东北地区和北海道一带,还有一部分居住在桦太,千岛列岛等广泛的领域,是原土著居民。现在其语言和文化等基本上被同化。北海道实施的“艾依弩生活现状调查”显示,2006年居住于北海道的艾依弩民族有23,782人。据1988年东京都市实施的调查显示,居住在东京的艾依弩居民有2700人。2008年6月,日本参议院和众议院全会一致通过了“要求把艾依弩民族作为原住民的决议”。北海道艾依弩协会网址:http://www.ainu-assn.or.jp/about03.html。

[2]经作者核实,樱井隆(2007)27所述《Education in Japan》出版时间明治六年(1872)有误。明治六年应该是1873年。另外,庆应二年也应该是1866年,而不是1986年,作者在此作了修改。

[3]据山本忠行(2004)2-3和河原俊昭,山本忠行(2004),“国语教育”是指对以日语为母语的人进行的教育。日语教育是指对日语非母语的学习者为对象进行的教育。

[4]文部省网址http://www.bunka.go.jp/bunkashingikai/soukai/pdf/kaitei_kanji_toushin.pdf。

[5]文化技術振興法http://www.bunka.go.jp/1aramasi/main.asp%7B0fl=show&id=1000001203&clc=1000000001&cmc=1000000025&cli=1000001106&cmi=1000001199%7B9.html。

[6]文部省网址http://www.mext.go.jp/b_menu/houdou/20/07/08080109.htm。http://www.kantei.go.jp/jp/tyoukanpress/rireki/2008/07/29kossi.pdf。

[7]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http://www.jasso.go.jp/kouhou/press/press101222.html。

[8]社会实情资料图录,外国人总人数:http://www2.ttcn.ne.jp/honkawa/1180.html。
厚生劳动省,日本总人口:http://www.mhlw.go.jp/toukei/saikin/hw/jinkou/suikei09/index.html。

[9]文化厅网址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kyouiku/nihongo_curriculum/index.html。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kyouiku/nihongo_curriculum/pdf/curriculum_ver03.pdf。

[10]文部省网址http://www.mext.go.jp/b_menu/houdou/21/01/1234694.htm。

[11]文化厅网址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jittaichousa/h21/gaikoku_4.html。

[12]文化厅网址http://www.bunka.go.jp/bunkashingikai/kondankaitou/nihongo_kyouin/01/excel/sankou_32.xls。
委托事业实施内容报告书:培养日语指导者(2009年):http://www.bunka.go.jp/kokugo_nihongo/kyouiku/seikatsusya/h21/pdf/yousei_shizuoka_01.pdf。

[13]对于本表,作者在此附加说明。如在每一个表格当中省略书写“家属,子女”字样,即把“残留孤儿及家属和子女”缩写为“残留孤儿”,其他相同。

[14]国立国语研究所 http://www.ninjal.ac.jp/productsk/katsudo/seika/goityosa/http://www.ninjal.ac.jp/products-k/katsudo/seika/http://www.ninjal.ac.jp/products-k/katsudo/kenkyu_kadai/01/。

[15]国立国语研究所http://www.ninjal.ac.jp/productsk/katsudo/seika/genzai/ishiki/16index.html
http://www.ninjal.ac.jp/products-k/katsudo/seika/nihongo_syllabus/research/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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