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的汉语所面临的若干战略问题思考

走向世界的汉语所面临的若干战略问题思考

张西平

提　要：随着孔子学院在全球的设立，汉语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发展，由此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必须从语言战略的角度来加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我们需要将汉语的对外传播列入国家和平发展战略之中，从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高度，全面调整对汉语传播的政策和方针，探索一种和平的、平等的语言传播模式；积极与海外汉学界互动，为汉语走向世界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加强对海外孔子学院运行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同时，加强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

关键词：汉语国际传播　孔子学院　战略

随着孔子学院在全球的设立，汉语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发展，孔子学院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极大地加快了汉语在世界传播的速度，扩大了汉语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给汉语的海外传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这些问题许多都是语言战略问题，或者是必须从语言战略的角度来加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语言传播的战略问题已经成为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一个崭新而又重大的问题，已经成为在这个领域工作的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领域的战略性问题首先都是由学术界来进行思考和规划的。没有学术界介入的战略问题研究都很难经受住历史和学术的最终检验。

一　国家和平崛起战略之中的汉语国际传播

和平崛起是国家的战略性决策。和平崛起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扩大中国的软实力，充分利用中国悠久的文化资源，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智慧和魅力。无疑，汉语的传播是扩大中国软实力的一个有效的途径。如果我们如此认识这个问题，就会对“对外汉语教学是国家和民族的事业”这一结论有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解。将汉语的对外传播列入国家和平发展战略之中，从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高度，全面调整对汉语传播的政策和方针，使其在新的形势下，为整个国家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当我们将孔子学院作为国家的软实力的运用来考虑时，我们就要研究国家软实力的特点，作为软实力的孔子学院的运作形式，它如何“软”起来，它“软”的特点和形式，它和国家的经济、政治实力的关系，它如何和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实力相配合，这是我们目前在运作孔子学院时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国家的全球战略和全球利益是我们始终要放在首位考虑的问题。如果不考虑国家的全球利益和战略部署，而仅仅将孔子学院作为教育部门的事来做，那就会对孔子学院的战略使命认识不清。如果对文化传播的特点和一个国家在运用软实力的方式不能认真、周密和成熟地考虑，仅仅在一种政治热情中来考虑问题，其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的，它对国家长期的战略利益的负面影响最终会显现出来。这些都需要学术界来认真考虑。

当我们从国家文化发展的战略来考虑汉语国际传播问题时，我们就要研究文化传播的特点和规律，就要对那种过度依靠行政手段的方法来传播汉语的做法和政策进行反思，应真正从文化软实力的特点出发来规划语言的发展和传播，行政力量是重要，但如何在语言的传播中按照其语言和文化的规律与特点展开我们的工作，如何巧妙地运用行政的力量，行政力量如何在语言和文化的传播中表现出来，它表现的形式和特点是什么，这些都应根据孔子学院运作的经验和教训来重新思考和研究。

将汉语国际传播列入国家战略之中，作为提高和加强中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需要国家给汉语国际传播事业更大的支持，在政策上给予扶持，在资金上给予支持，在学术研究上给予支持。应该说，孔子学院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巨大的成绩面前，如何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广泛征求学术界的意见，广开言路，听取各种意见。这样才能使这项伟大的、前无古人的事业更为健康地发展。

二　探索一种和平的、平等的语言传播模式

当我们有了这个基本的出发点时，我们就不再将我们的目光仅仅局限在课堂教学和对外汉语教法的问题上，尽管这些问题仍是我们的核心问题之一。正如李宇明先生所指出的：“研究语言传播是语言学等学科的天然职责，但以往的学术精力集中在第二语言教学的技术层面，对语言传播的宏观规律关注较少，认识有限。”（李宇明，2007）一旦汉语大规模走向世界，此时，我们发现中国尚缺乏在全球如此大的规模传播自己文化和语言的经验和历史，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崭新的问题。我们开始关注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语言传播经验。但我们发现我们面临的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这就是发达国家的语言向外传播是和其殖民的历史紧密相连的，是和其“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连在一起的。直到今天，在英语等西方国家的语言传播也仍隐含着这样的倾向。20世纪60年代，非洲大多数国家在制定重要的教育规划时往往不注重本土语言，他们直接套用殖民地模式，青睐欧洲语言，在大部分的“援助”项目中只采用英语，而不重视本土语言，从而脱离了第三世界学习者所面对的多语言现实和文化的独特性。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对一种西方语言和西方教育原理的依赖与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依赖密切相关，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导致富裕的西方国家势力的加强，也同样会带来贫穷国家经济、文化甚至语言上的落后的局面，西方依然处在决定原料价格以及语言规范性的大国地位。”（周庆生，2001）⁷¹⁵他们将这称为“语言主义”。

这告诉我们西方强势语言向外传播的经验并非十全十美，他们的经验仍有其历史的痕迹。他们的不少经验在技术侧面值得我们学习，但在文化立场上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做为一个后发现代化的国家，作为一个曾深受帝国主义侵害和压迫的国家，如何根据我们自己的历史和特点，确定我们自己的语言传播和传播的政策仍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我们当然希望在汉语传播的过程中，中国文化得到传播，中国的国际形象得以改善，但我们从未有“汉语中心主义”。语言是平等的，如同文化和国家的平等一样。回顾新中国前百年的中国英语教育史，期间的辛酸泪是不堪回首的，因为那时的英语教育并不仅仅是知识和语言的获取，同时还是对西方国家文化的认同，对中国文化的冷谈，对自己文化立场的动摇与模糊。今天，在传播汉语时，我们没有西方国家在传播语言中所包含的为“橙色革命”培养力量的野心，我们所展现的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伟大中国，所坚持的是平和、平等的语言传播观。

所以，要学习西方国家语言推广的历史经验，但必须看到这样的经验是有历史的局限性的，对于中国当下的语言传播理论的构建的价值有其限度。所以，从语言学的角度，也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认真梳理总结“西方国家语言传播的历史与经验”是我们汉语向外传播过程中必须要做的一项基础性研究工作（王建勤，2007）。我们应在实践中总结出中华民族自己的和平、平等的的语言传播经验，这是我们这一代学者的重要使命。

三　加强调查研究，注意语言传播政策的研究

语言传播政策研究是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中长期被忽略的问题。从社会语言学的观点来看，描写语言学只研究语言本体，语言自身的结构，而社会语言学则反其道而行之，“它的研究对象不仅仅是语言，而是兼顾言语，提倡联系语言本体之外的社会因素研究语言，研究在社会生活中实际的语言是如何运用的。”（游汝杰，郭嘉彦，2004）²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是对语言和政治关系的研究，“语言政策的形成必须考虑到语言对个体、族群、民族、社会及国家的意义，其中也涉及到认同的概念。”（蔡芬芳，2002）¹⁰⁰它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部分。在一般的语言政策研究中大都是从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如何处理好国家统一的语言和各民族语言的关系，使语言的规划更加合理。但实际上在国家间也存在着语言政策的研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欧盟，在一个庞大的政治、经济联合体中如何处理各个民族国家间的语言问题（丁元亨，2002）。

语言对外传播涉及语言间的关系问题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传播语言和接受语言之间的关系，这绝不是语言学本身能够解决的。例如，我们从日语的传播政策史中可以看到，在日本对东亚的侵略和扩张过程中，它的整个语言传播和传播政策的目的就是“把亚洲人民教育成日本帝国的臣民，政治家的野心是想在大东亚共荣圈内把日语传播为通用语言。”（周庆生，2001）⁶⁷⁸日语的传播和其国家政策紧密相连。因此，政治、经济、民族、国家关系等多方面问题都应成为语言传播政策研究的内容。

调查研究是一切政策决策的前提，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仍是我们在进行汉语对外传播工作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为做好全球范围内的汉语教育情况的调查，应尽快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科技手段，对汉语在海外传播的基本情况做系统的调查，对重大的政策问题做深入的理论研究，使我们的决策机构能够随时、动态地了解在全球范围内汉语传播的基本情况，从而使汉语传播政策的制定更为及时与合理。目前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在三年前已经成立了汉语国际传播战略研究所，创办了国内第一份以研究汉语国外传播的学术辑刊《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2006年与商务印书馆、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中心召开了首届中国语言战略发展研讨会，我们中心将继续在这一方向努力，为丰富中国的语言传播政策尽力。

在调查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汉语政策研究。在国家财力和人力有限的情况下，我们的对外汉语传播不能平面地展开，而应根据国家利益和不同的地区特点等多方面情况有重点地展开，对全球汉语教育的展开也应有一个基本的设计和规划。而要做到这两点，都需要有对重点国家和地区的汉语政策的深入研究。因为文化和政治情况不同，每个国家与中国的国家关系不同，从而形成了各个国家不同的汉语政策。对于这些国家或者地区的汉语政策，我们应做历史和现实的考察与分析，从而制定出我们传播汉语的不同政策。

分类指导，区别对待，这是我们在制定汉语传播政策时的基本原则。近年来我们已经开始了这项政策研究，但无论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显得不够。这方面英语传播的历史和法语传播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

从对外汉语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来说，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应将社会语言学研究、将语言传播政策研究作为学术展开的一个新的方面。在领导机关的学术咨询中应注意吸收社会语言学家、语言政策学家参加。汉语走向世界的过程就是我们的学术视野不断开拓的过程，就是我们的知识不断扩大的过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我们的汉语传播事业发展更为平稳和顺利。

与此同时，在调查各国的汉语政策时，我们应展开国别汉语学习史研究。对外汉语史研究、国外汉语学习史研究是近年来对外汉语界在学术上的重大提升。以往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只是从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上考虑的，现在则证明这个领域研究的展开将会对汉语国际传播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个研究是和海外汉学史的研究紧密相连的，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无论是基础性研究还是政策性研究，这都是一个亟待发展的方向和领域。^[1]

四　积极与海外汉学界互动，为汉语走向世界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汉语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如何认识海外汉学家这个群体？如何与海外汉学界展开良性的互动？这是一个关系到汉语向外传播的一个重要问题。过去，在这个问题上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的认识并不统一。一些人认为，我们只做汉语教学，而不是做汉学研究，因此，没有必要和汉学家打交道。所以，一段时间内在我们这个领域中对于如何对待海外汉学，存在着分歧。现在更多的人则认为不重视海外汉学家的做法是不利于汉语向世界的传播的，加强与海外汉学家的互动是我们做好汉语传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认识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汉语在海外传播的最主要支持者就是海外汉学家，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汉语在海外的传播就会产生困难。团结和帮助汉学家将是汉语向外传播的一项长期政策。

将对海外汉学的研究作为对外传播汉语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对外汉学教学学科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或者说我们应拓宽对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的理解。即便不将海外汉学研究列入其学科范围，也应从国家和民族的事业这个更为广阔的视角，支持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只有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的历史现状、汉学家的基本情况有了系统的研究，我们在海外各国的汉语传播中才能寻到真正的合作者，使我们所展开的国别和地区的汉语政策研究等一系列关于汉语传播的问题有了人力上的支持。应将对海外汉学（中国学）史的了解作为所有到海外从事汉语教学的中国本土教学人员的一个基本修养，并将“海外汉学史”作为对外汉语本科专业阶段或研究生专业阶段的基本课程，使所有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人员对海外汉学的历史和现状有个基本的了解，以便他们在海外从事汉语传播时更好地和汉学家展开合作。

做好海外汉学家的工作对于我们已经展开的孔子学院计划有着重要的意义，有了汉学家的支持，我们在海外建立的孔子学院就有了较好的外部环境。目前我们所开始的孔子学院计划如何和海外汉学家展开互动，如何利用汉学家这批资源都有待于深入的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已经成立13年，13年来接待近2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汉学家，对各国的汉学史也做了深入的研究，我们所主办的《国际汉学》成为整个研究领域最有影响的学术辑刊。在这方面，北外的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五　加强对海外孔子学院运行理论与实践的研究^[2]

目前对外汉语事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发展。2008年12月，世界汉语大会在京召开，现在已经在全球78个国家建立了249所孔子学院，56个孔子课堂。据统计：2003年，美国有200所中小学校开设中文课，2006年增长3倍；2004年，中国派出69个对外汉语教师，2006年应需求派出1000名志愿者和1000名教师；2005年，海外有近3万人参加汉语考试，2006年翻了一番。目前全球学习汉语者超过3000万人。面对这样的形势，学术界应有更为冷静的思考，从学术的角度对应这种快速发展的汉语教学，并为其发展提供理论和学术的支持。

我认为有四个问题需要我们高度重视：

首先，从中国和平发展的全局出发，精心布局孔子学院。孔子学院是中国软实力战略发展的一部分，目前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之中，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世界性的发展。因此，孔子学院应该围绕着国家的和平发展这个总的战略布局，使孔子学院在全球的布局更为合理。为国家在全球的发展服务，为国家在全球的利益服务，这应是布局孔子学院的基本出发点。在孔子学院的建点问题上，应更多地从国家的整体安排和国家的实际发展需要出发，而不能仅仅将对方的要求和需要作为设立的主要动因。这样，就需要我们真正了解国家在全球的战略和利益，有全局在胸，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孔子学院的软实力作用。

从迅速发展到精心布局，这是孔子学院从初级发展到高级发展的重要转变，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

其次，走出功利性语言推广的思路。在目前的孔子学院建立的过程中需要借助一定的市场运作方式、市场运作的手段，并通过这样的市场化手段使孔子学院发展的费用达到良性的循环。这样的思路并不错，甚至这个方面我们应该像美国托福那样精心地设计我们的市场化计划。但我们应考虑在孔子学院运作过程中的市场运作和市场机制的范围和限度，也就是说，在多大的范围内运用市场化的原则，在多大的程度上要依赖于市场化的原则。作为软实力形式的孔子学院的目标是非常清晰的，我们希望各国朋友通过在孔子学院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使他们了解中国；使孔子学院成为展示中国悠久文化和当代中国发展成就的窗口，成为沟通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桥梁。经济上的营利从来不是它追求的必要目标。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反其道而行之，那就会从根本上动摇孔子学院作为软实力形式所应遵守的基本规律和原则。当我们对孔子学院的软实力特点有了这样的认识后，我们对那些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其目的的合作者就会采取正确的态度。同时，我们对今后的孔子学院的规划也会更为理性与科学。

再次，借助孔子形象，做好文化推广。一位外国记者在谈到孔子学院时说，“选择‘孔子学院’这一精心挑选的名称正好表示了北京希望提升软实力的雄心，也不会使人联想到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作为大教育家的孔子也代表着和平、和谐。和平与和谐是中国目前一直宣称的价值观，中国希望以此来消除别的国家对中国迅速崛起的担忧。”这个评论说明了孔子学院作为一个品牌已经获得了国际上的认可，以“孔子”为名作为学院的名字，说明我们已经开始较好地理解了软实力的特点。但我们必须看到，从事孔子学院工作的基本队伍大多数来自国内高校的对外汉语教师。他们对孔子学院所承担的文化功能认识并不很清楚，他们大多数人也不具备在语言之外运用孔子学院展开文化外交的思想准备和必要的能力。孔子学院是“立足语言教学，而不局限于语言教学”，这是由其软实力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必须承认，目前，在对孔子学院的这个特点的认识上还远远不够。“立足语言，侧重文化，通过语言传播文化”，这是孔子学院的重要工作方针，这是其软实力性质对它的必然要求。我们应由此出发制定出我们的孔子学院的师资培养计划，并由此出发制定出已经成立的孔子学院的工作计划。

最后，探索更为成熟的运作形式是孔子学院需要考虑的问题。在推广自己国家的语言方面，西方国家有着更为成熟的经验，德国的歌德学院，西班牙的塞万提学院，法国的法语联盟，英国的文化委员会等等，他们的共同成熟经验是“国家支持，民间运作”。这点美国的富布赖特基金会的运作就十分典型。1946年美国通过了《富布赖特法案》，利用销售美国作战的剩余物质所得为学院和文化交流活动提供经费。这个法案暗含的原理就是，任何通过运用富布赖特基金会而获得学术成果的人士都要感谢富布赖特，感谢美国，从而在心理上对美国亲近。1961年美国又通过了《互相教育与文化交流法案》和《富布赖特——海斯法案》，正如一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所说，这两项立法“将国际教育和交流重建为官方外交关系的公共领域。”显然，这是一种国家的行为，但在具体的操作上，富布赖特采取了民间的基金会形式，这样使它的运作有更大的回旋空间，在行为的把握上更富有弹性。这些成熟的经验都需要我们重新考虑和设计我们孔子学院的运作形式，使其运作更为圆润，使其活动空间更为广阔，使其机制更富有活力和弹性，从而为中国软实力的发展提供更为成熟的经验。

李宇明先生指出：“中华民族的语言，随着中国的发展加快了向外传播的步伐，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也早成为外语教育的最大国度。但是，我国处理现代语言传播的经验十分不足，理性思考也相当欠缺。全面观察语言传播现象，深入探讨语言传播规律，按照语言规律做好语言传播规划，已成为国家发展不容忽视、不敢懈怠的社会课题。”（李宇明，2007）

六　加强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国家汉办2006年提出的对外汉语要实行六大转变，汉语国际传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但同时，快速发展的汉语国际传播形势也对我们原有学科的设计提出了问题。以往那种主要以教学法为主的研究思路显然跟不上当前的发展，从对外汉语到国际汉语教育将是我们这个领域最重大的转变，如何适应这样的转变，在学科建设上重新规划，开辟新的学科教学课程，这些都需要学者们重新思考。

参考文献

蔡芬芳.2002.比利时语言政策.台北：台湾前卫出版社：100.

程裕祯.2005.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丁元亨.2002.欧洲整合与欧洲语言政策.台北：台湾前卫出版社.

李宇明.2007.探索语言传播规律.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3）.

王建勤.2007.美国国家语言战略与我国语言文化安全对策.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

游汝杰，邹嘉彦.2004.社会语言学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张西平.2003.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调查.北京：大百科出版社.

张西平.2008.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世界汉语教学（1）.

赵国臣.2008.孔子学院与汉语国际推广.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

周庆生.2001.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北京：语文出版社.

作者简介

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亚非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言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注释】

[1]参阅张西平，《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调查》，大百科出版社，2003年；程裕祯主编《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张西平，《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世界汉语教学》，2008年第1期。

[2]参阅赵国臣《孔子学院与汉语国际推广》，《国外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2008年第1期，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