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交际语言学研究

第三节　国外交际语言学研究

国外对语言交际研究的历史也比较早，大约可追溯到公元前25世纪，但这些研究大都依附于修辞学等学科。

一　国外交际语言学研究概述

国外对语言交际的研究可追溯到公元前25世纪的古埃及、古印度和古巴比伦。据史料记载，埃及伊雷斯法老的老臣普塔霍特写的《教喻》可以算作是语言交际研究较早的文字记载了。

此后，古希腊、古罗马出现了大批能言善辩之士，例如，荷马、普罗塔格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昆体良等。古希腊人称《荷马史诗》的作者荷马为“演讲术之父”，普罗塔格拉是智者派的开创人之一。苏格拉底一生致力于演讲术的研究，是当时古希腊家喻户晓的雄辩家。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很重视辩术，一生有很多著作，流传至今的有《理想国》、《高尔吉亚篇》、《费德罗斯篇》等40余篇。亚里士多德被称作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辩论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修辞学》一书中，这一著作是西方传播学家公认的第一部系统、科学的说服学巨作。昆体良对“话术”的研究影响甚远，他的《演讲术指南》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是西方古典“话术”研究的奠基性著作。

中世纪的“话术”研究主要为宗教服务，这一时期的研究大都偏重于学校的“话术”教学，理论上的成果甚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口语交际的地位才大大提高。这一时期的社会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各国间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接触日益频繁，迫切需要一些研究交际语言的新课题出现。不同于以往学者对话术”的研究，现代学者把交际语言研究纳入现代科学中的一个交叉学科，综合运用现代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物理学、数学的成果和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科学研究方法，描写人类语言交际现象，探讨各种类型的语言交际的表达技巧，研究语言交际的特点和规律。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研究交际语言的理论和流派，例如以格赖斯的合作原则与会话含义理论为代表的学者探索了话语交际的原则和意义，以奥斯汀（Austin）与塞尔（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为代表的学者考察了话语交际的性质，以斯珀伯（Sperber）与威尔逊（Wilson）的关联性理论为代表的学者探讨了话语交际的认知规律，莱文森（Levinson）、萨克斯（Sacks）、谢格罗夫（Schegloff）等人的会话结构理论从话语交际的结构形式探讨会话构成的规律，卡南（Kanan）、辛格尔（Singer）等学者从社会学、交际学以及心理学等学科入手，对话语交际进行了应用性的交叉研究。以甘柏兹为首的交际社会语言学派把面对面交际中的语言作为研究对象。格雷戈里（Gregory）以加拿大约克大学的格兰顿学院为基地继续从事对语言的语内变体的研究，并从中发展出一套完整的语言学框架，用于话语分析和描写，称之为交际语言学。美国学者邓斯（Denes）和平森（Pinson）合作的《言语链——说和听的科学》采用多学科的描述方法研究语言交际，目的是建立一个比较完善而科学的“说学”体系。

二　国外交际语言学的理论研究

（一）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的创始人是英国哲学家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认为，人们在交际中使用的话语绝不仅仅只是为了描述事物状态或陈述某一事实，而是在完成某种行为，存有一定的目的性。奥斯汀的初期理论把语句分为“表述句”、“施为句”两大类。他的后期理论进一步把语句分为：以言指事、以言行事、以言成事，但他将重点放在了以言行事上，并于1962年首次将以言行事分类，即：裁决类、行使类、承诺类、表述类、行动类。可惜他的分类缺乏系统科学统一的分类标准，并没有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甚至招致许多批评。塞尔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了重新分类，即：断言类、指令类、承诺类、表达类、宣告类。这一分类以心理状态、适从方向、以言行事目的为标准，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概括性，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

（二）会话含义理论

在人类语言交际中，话语本身的意义与说话人使用该话语表述的实际意义有时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人们在交谈时，有时不是直接说出自己想要说的话，而常常是含蓄地向对方表示自己的意思。人们用语言所表达的意义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说话人说出的词句所表达的字面意义，另一种是说话人通过说话所含蓄地表示的意义。这样，说话内容就可分为两大范畴：直说内容和含蓄内容。直说内容也就是说话的语义内容，含蓄内容又可分为规约性的和非规约性的。规约性的含蓄内容是由所使用的词句本身所具有的规约意义决定的；非规约性的含蓄内容是以语义为基础的，与说话人所用的词句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但说话人所要表达的内容要超出语义内容。话语的“直说内容”和“含蓄内容”之间的区别相当于“字义”和“用意”之间的区别。当我们说的话与我们说话的用意之间有一定距离时。这种话语的用意就是“会话含义”。由此可以看出，语义只能给交际提供很有限的解释，它只解决了人们说了些什么，而无法解决说这些话意味着什么。

格赖斯（Grice）的会话含义理论形成于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的系列讲座，他的意义理论往往被看做一种交际理论，会话含义这一概念则说明非常规性意向交际是如何实现的，这一理论主要是研究话语的理解的，格赖斯以说话人为出发点，提出了意向性交际，设想说话时遵守合作原则，并设想在违反合作原则下听话人要推导出话语含义。根据他的观点，话语可以传递语义内容以外的信息，听话人能够识别话语的隐含意义，因为人类交际受制于一定的普遍原则。格赖斯的合作原则有四个准则：1.量准则，包括（1）所说的话应包含交谈目的所需要的信息；（2）所说的话不应超出所需要的信息。2.质准则，包括（1）不要说自知是虚假的话；（2）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3.关联准则，包括（1）不要说对方不感兴趣的话题;（2）不能频繁转移话题。4.方式准则，包括（1）避免晦涩；（2）避免歧义；（3）要简练（避免啰嗦），（4）要井井有条。

根据合作原则，在正常的言语交际中说话人应该遵守其中的各条准则，然而，话语的含意不仅仅是其字面意义。当说话人明示地或故意地违反合作原则的某一原则时，就有可能产生会话含义。

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和会话含义学说是语用学的一个重大进步，这一学说的提出引起了语言哲学及语言学家的广泛重视。它为从新的角度研究语用问题打下了理论基础，从此人们更加确信无疑地广泛地开始了话语理解的语用学研究。

（三）关联理论

关联理论是一种有关人类交际与话语理解的认知理论。格赖斯提出了利用会话含义理论去解释一系列不同问题的大致构架，但没有详细论述，构架比较笼统，斯珀伯与威尔逊成功地发展了他的基本思想，使其成为了一个更具解释力的交际与认知模式。斯珀伯与威尔逊认为格赖斯语用理论的价值在于，不是认为人们交际中必须遵守合作原则这一总原则，而是指出了话语的语义表征和它的特定语境条件下的交际意义这两者之间的信息差是通过推理弥合的，而非简单的编码与解码。在格赖斯的推理性交际理论的基础上，二人提出了明示推理模式。格赖斯的合作原则与会话含意对哲学、语言学，尤其对语用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也存在一些缺陷：第一，格赖斯太过于强调言语交际遵守合作原则的诸多原则；第二，格赖斯又过于强调违反准则的作用；第三，格赖斯只强调交际话语中的“隐含”信息，而忽略话语中的“明说”；第四，格赖斯没有注意交际中的语境或语境假设。斯珀伯与威尔逊首先区分了“明示”和“隐含”，认为“明说”不只表述交际命题，它不但可以表示话语的命题，而且还能够指出言语行为类型和命题态度的信息，从明说得出隐含意义，必须经过两个步骤：先得出隐含前提，然后再推导出隐含结论。之后，二人又对格赖斯的合作原则进行了质疑，认为合作原则中的准则既没有必要，也容易产生误导，并提出将合作原则中的所有原则缩减为一条准则，即关系准则，后演变为关联原则，即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它具有最佳关联性。关联理论对交际过程进行了解释。

1.说话人讲真话，即遵守质准则，是听话人衡量话语关联与否的先决条件；

2.如果说话人不能提供足够信息，即违反量准则，他们的行为本身不关联；

3.关联涉及语境含意的产生，如果话语带有歧义、晦涩或冗长、即违反方式准则，就会增加话语理解的难度；

4.说话人不仅要尽可能做到话语相关，即遵守关系准则，而且还要尽可能做到环境相关。

斯珀伯与威尔逊根据人类认知的特点，指出认知往往力求以最小的心理投入，获取最大的认知效果，因此理解话语时，听话人只会关注、处理那些具有足够关联性的话语，而且倾向于在与这些话语最大限度的关联语境中对其进行处理，并构建与这些话语有足够关联的心理表征。二位学者在批判格赖斯的推理模式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该理论，指出传统的编码解码过程附属于认知的推理过程。关联理论吸收了当代认知科学、心理学以及行为科学的某些研究成果，构成了人们的认知环境。该理论包含了人类交际行为的“经济原则”，即交际中人们总希望以最少的投入，去获取最佳的交际效果。关联理论还提倡说话人改变听话人的认知语境，这也符合人们的交际需要。

（四）会话分析理论

会话分析理论是话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这一理论把语言作为社会交往的工具来进行研究，会话分析是探索口头话语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会话分析的主要目的在于发现和描写说话人参与会话时所使用的方法或步骤以及其他涉及口头语言的社会交往形式。这些步骤构成一种普遍的、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

在一种交往活动的会话中，参与者在处理实际情景中的局部偶然情况时，总是使用一套有限的普遍步骤。话轮转换机制便是这样一种步骤。萨克斯等认为任何模式的话轮转换都必须对涉及会话的几个观察得到的事实作出说明。会话分析学家把会话活动看作是社会组织的交互作用的标本，他们是从其内部制约的角度来看待会话活动的，他们的研究兴趣主要在于话轮、序列等这些交往中所固有的单位。会话分析对于交往单位的注重并不意味着它不关心会话组织、话语结构与语法之间的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