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概况

一、两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概况⁽¹⁾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先后共进行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全国性辞书编写出版规划工作（分别为1975年和1988年）。这两次全国辞书规划的制订、颁布与实施对我国辞书编纂出版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影响非常重大，成效也非常显著。其中，尽管第一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的制订和颁布是在1975年，但它的主要实施和完成期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正是这次大规模的辞书编写出版规划为我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事业的大发展最先勾画出了基本蓝图。

1﹒外语类辞书相关规划的制订

我国两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中有关外语类辞书规划的制订都与当时我国外语类辞书使用的现实需求状况密切相关。就第一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工作而言，对外语类辞书的全面安排部署首先得益于当时我国外交形势的变化和毛泽东及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对我国未来各类外语辞书编纂出版重要性的高瞻远瞩。据相关研究资料记载，1970年，“就在中美两国领导人相互传递‘口信’，为实现双方高级会晤做准备的时候，毛泽东主席想到应该尽快组织力量翻译有关资料和编纂外语词典。1972年由吴文藻、谢冰心和费孝通等组成了翻译组，翻译英国历史学家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于1971年9月制订了《汉英词典》的编撰计划，10月开始编撰工作”⁽²⁾。由此可见，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外语书籍翻译及辞书编纂这些具体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其次，当时我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事业发展严重滞后于辞书使用社会需求则是最根本的动因。正如1975年3月22日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和教育部联合给国务院的《关于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的请示报告》中所描述的，“当前……国际斗争和外交战线也取得了新的胜利。因此，各方面对中外文词典的需求更加迫切。但是，目前各种词典的编写和出版，都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教学、科研、外事等方面需要的外语词典，也极为缺乏，给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³⁾。

第三，我国首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的制订也是基于当时编写出版中外文词典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来考虑的。据上述的历史文件记载，“目前有些省、市正在组织力量，编写或修订一些中外语文词典。……当前存在的问题：对词典的编写方针和原则还不够明确，对词典的编写工作缺乏统筹规划和安排。编写力量比较薄弱和分散，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不少困难，都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⁴⁾。由此可以看出，辞书编纂出版规划的制订对于辞书事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能够进行长远而科学的整体规划，而且有利于解决一些现实的具体实践问题。

1975年5月23日至6月17日，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和国家出版局组织了全国各地区和各相关领域的115名专家和代表，在广州召开了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从1975年7月16日由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呈交国务院的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当时“文革”的阴影仍然存在，但我国辞书编纂出版事业的发展基调已经确定，即“目前新出的词典还很少，与当前形势发展的要求很不适应。同志们认为，对中外语文词典的编写出版工作，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十分必要。一致表示，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树雄心，立壮志，大干快上，努力编写出版更多更好的新词典，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做出积极的贡献”⁽⁵⁾。

在这份非常重要的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报告中，有关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规划制订方面的内容也考虑得较为全面。首先，明确了编纂方针和原则，即“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独立自主，敢于创新，走自己编写新型语文词典的道路。……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编写的词典，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地吸收和借鉴其中可取的东西，为我所用。……既要体现革命的思想内容，又要尊重语言规律”⁽⁶⁾。其次，明确了规划编制和分工协作的安排，即“编写出版中外语文词典，必须全面规划，统筹安排，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分工协作，定期完成”⁽⁷⁾。同时，该报告中也具体描述了完成一百六十种中外文词典编纂出版任务的“两步走”规划。就外语类辞书的规划制订来说，“第一步，在一九七五至一九八零年内，……（出版）外语词典七十八种。为了适应当前的迫切需要，……外语方面，应首先抓紧编写英、日、俄、法、德、西班牙、阿拉伯等语种的词典。第二步，在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五年内，出版……外语词典五十一种。争取在十年左右逐步达到大中小型的汉语词典和主要语种的外汉和汉外词典配套补齐”⁽⁸⁾。而且在此报告中也进一步明确了对国外辞书成果的借鉴策略，即“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还可以适当引进和影印某些具有参考价值的外国词典，供内部使用”⁽⁹⁾。第三，明确了辞书规划实施的组织保障。报告中强调，“要把词典的编写工作同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结合起来。要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尽快建立或充实编写班子，并从人力、物力和时间上给以保证。……编写班子要保持相对的稳定，一些重点词典出版后，仍应保留少数人员，继续收集资料，听取群众意见，进行修订、加工，不断改进，精益求精”⁽¹⁰⁾。

这份报告呈交国务院后，1975年8月，周恩来总理抱病审阅了这份报告并及时批准了这个规划。很快，1975年8月22日，一份国务院文件便正式下发到了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以及国务院各部委。这份周总理生前最后一次关于出版工作的重要批示为我国改革开放30年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事业的早期快速发展提供了最为关键而有力的国家政策保障。

相比之下，第二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制订时，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10年之后的一个快速发展阶段，整体的社会发展环境更加宽松有利。《新闻出版署关于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1988—2000）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为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新闻出版署于1988年11月底在成都召开了第二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会议总结了辞书编写出版经验，讨论制订了1988年至2000年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草案）。”⁽¹¹⁾但是，从规划制订的一般规律而言，此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制订的难度比前一次更大。以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的情况为例，第一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工作是在百废待兴的基础上来考虑的，外语类辞书的紧迫需求是规划工作考虑的重点，因此当时的重点就放在了最急需考虑的语文辞书的编纂出版方面，主要目标是各类外语辞书从无到有的编纂与配套。然而，这第二次的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工作是在第一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实施完成之后，整个国家的辞书编纂出版状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变的情况下展开的。所谓改变，一方面是我国已经编纂出版了相当一大批的规划辞书和非规划辞书，另一方面这些已经编纂出版的辞书本身的质量也存在参差不齐的现象。因此，立足于辞书编纂出版现实和长远需求的规划工作变得更加复杂，难度自然就加大了。或者说，这第二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对制订规划者的专业性和科学性要求也更高了。

鉴于上述情况，新闻出版署在呈交国务院的关于第二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的报告中首先就分析了当时我国辞书编纂出版的基本状况，这是规划工作的必要前提。这其中有两个关键词，即“快速发展”和“存在问题”。前者是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整个出版工作恢复和发展很快，辞书的编写出版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新局面”⁽¹²⁾。而后者则重点强调了“在辞书出版发展快、数量大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是选题交叉，特别是‘热门’词典大量重复；一些辞书质量不高，甚至粗制滥造，有的词典抄袭现象严重。此外，在辞书发展中还存在不够协调的问题，如语文词典中，大语种多，小语种少；专科词典中综合性的多，专业性的少，等等”⁽¹³⁾。与此同时，这份报告也重点阐述了辞书编写出版的方针和原则，作为此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期间辞书编纂出版总的指导思想，即“加强管理，调整结构，保证重点，提高质量”⁽¹⁴⁾。基于这样一个宗旨，该规划报告还明确提出了“五要”原则，即“（1）要认真研究古今中外科学文化的发展，正确吸收古今中外的文化成果。（2）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3）要依靠专家和学者。（4）要努力提高辞书的质量。（5）要坚持按专业分工出书的原则”⁽¹⁵⁾。很显然，这“五要”原则重在鼓励辞书编纂出版领域的探索和创新，强调辞书编纂出版的高质量、专业化水平和行业标准与规范，重视辞书理论研究和中外交流与合作。这给未来辞书规划的具体实施指出了明确的努力方向。

第二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的制订采用了自下而上的工作流程，也就是“在汇集全国110多家出版社的辞书编写出版长远规划，2 500多个规划项目的基础上，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根据加强管理、调整结构、保证重点、提高质量的方针，和大型项目规划、中型项目协调、小型项目开放的原则，反复协商、研究制订的”⁽¹⁶⁾。这样的规划制订方法更多地吸纳了全国各相关出版机构的局部规划需求，使国家规划的考虑也更全面合理。以外语类辞书的编纂出版规划来看，“主要是规划大中型综合类外汉和汉外详解词典，适当兼顾语文专科词典；外语小语种词典作了特殊照顾，保证了重要的外语小语种能有一种规模较大的综合词典”⁽¹⁷⁾。这样的规划安排对于我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事业朝着合理有序的目标前进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根据我们的相关数据统计与分析，我国改革开放30年当中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在快速发展期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跟此次规划的正确导向关系密切。

在这份规划报告中，辞书规划的重要性被置于非常突出和重要的地位。报告中明确指出，“10年来辞书编写出版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是辞书的编写出版需要通盘考虑，制订国家规划，加强宏观指导。……制订辞书长远规划是推动辞书事业发展的重要条件”⁽¹⁸⁾。此外，报告还特别说明了国家规划与各出版机构局部规划之间的关系，以及此次规划实施的步骤，即“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只是辞书编写出版的重点项目。它与全国各出版社的辞书编写长远规划互为补充。国家规划在执行中还可以适当补充、调整。这个规划大体分两个阶段完成，1988至1993年为第一阶段，1994年至2000年为第二阶段”⁽¹⁹⁾。同样，本次规划报告的最后也特别指出“加强对辞书编写出版工作的领导，是保证辞书在改革中健康发展的关键”⁽²⁰⁾。

综上所述，新中国历史上的这两次大规模国家辞书编写出版规划是符合各自特定历史时期我国辞书事业发展的特点和需要的，它们的制订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外语类辞书事业总体发展的重要保证。

2﹒外语类辞书相关规划的特点

在我国两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制订的过程中，外语类辞书的相关规划表现出其自身的一些特点。

第一，外语类辞书规划内容所占比重很大，受重视程度较高。如前文所述，外语类辞书的编纂出版往往受到国家对外开放及外语教育政策的影响与制约，因此其规划工作的稳定性与延续性相对于母语类辞书的编纂出版要弱一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两次全国性辞书规划分别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期和快速发展期，因而外语类辞书规划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在整个国家辞书编写出版规划中所占比例最大。具体来看，1975年第一次全国辞书规划中，共规划编纂出版160部中外语文词典，其中外语类辞书就有129部，占到规划总数的80.63％，所涉及的外语语种有英语、日语、俄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等，这样的安排旨在“努力编写出版更多更好的新词典，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作出积极的贡献”⁽²¹⁾，也符合既定的规划目标，即“争取在十年内逐步达到大、中、小型的汉语词典和主要语种的外汉和汉外词典配套补齐”⁽²²⁾。从规划的实施结果来看，本次规划为新中国外语类辞书的前期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满足了当时社会各方面的总体使用需求。第一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实施完成后，时隔两年，第二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就展开了。在1988年的第二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中，规划辞书选题169种，其中汉语语文词典43种（25.44％），外语语文词典59种（34.91％），民族语文词典1种（0.59％），百科全书9种（5.33％），社会科学专科辞典48种（28.40％），科学技术专科词典9种（5.33％）。显然，外语类辞书所占的比例是最高的。本次规划中“外语语文词典中的通用外语语文词典，主要是规划大中型综合类外汉和汉外详解词典，适当兼顾语文专科词典；外语小语种词典作了特殊照顾，保证了重要的外语小语种能有一种规模较大的综合词典，专科词典首先确保基本学科的大型综合性词典的建设，并注意具有中国特色词典的选题安排”⁽²³⁾。

第二，外语类辞书规划中大型辞书是规划的重点。在两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中，外语类大型辞书的规划是重点，这充分体现了“大型项目规划、中型项目协调、小型项目开放的原则”⁽²⁴⁾，从而确保了编纂难度较大且周期较长的大型外语类辞书项目的有计划实施。同时，从辞书编纂出版类型体系建设的角度看，这样的安排也非常有利于我国各类外语辞书配套成龙，形成层次体系，因为大型辞书是辞书类型体系构建的重要基础。如果说，我国第一次国家辞书编写出版规划中外语类辞书的规划主要集中在中大型辞书（10万至12万条目）方面，是受当时外语类辞书的需求特点及编纂水平所限，那么，第二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制订时，以大型辞书（20万条目左右）编纂出版为重点的原则显得更加突出。当然，这也得益于我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事业经过10年快速发展的总体水平的提升。此外，就两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所涉及的外语类辞书编纂力量的安排来看，集全国之力来重点完成大型辞书项目更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次全国辞书编纂出版规划中，外语类所重点规划的中大型辞书确保了外语类辞书体系的基础构建，第二次全国辞书编纂出版规划则推进了我国大型外语类辞书的编纂出版工作，有利于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提升其编纂出版水平。据所掌握的研究资料，这两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的相关数据分析对比如下：

表2-1　两次全国辞书规划中外语类辞书规划相关数据对比

如表2-1的数据对比所示，两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中，外语类的大型辞书都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而且第二次辞书编写出版规划中的比例更高，达到了一半以上（53.03％）。从语种的分布来看，英、法、德、日、俄、西班牙以及朝鲜语等常用的非通用语种类均有大型辞书的规划，考虑得比较全面。

第三，外语类辞书规划的制订初显层级性特征并有一定的延续性。在这两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中，从外语类辞书规划的内容来看，已经初步体现出层级性特征，而且在某些细节内容方面有一定的延续性。首先，在外语类各语种相关的辞书规模方面，规划考虑了不同规模层级的辞书，特别是规模较大的辞书的层次，如收词规模在20万条以上的大型辞书、收词规模在10万条以上的中大型辞书、收词规模在5万条以上的中型辞书以及收词规模在5万条以下的辞书。这种规划的层级性特征对于合理构建我国外语类辞书的基础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比较一下我国两次大规模国家级辞书编写出版规划，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二次国家规划中外语类辞书规划内容的层级性特征更趋合理，详细的数据统计分析如下表。

表2-2　两次全国辞书规划中外语类辞书规划的规模层次分布情况（单位：部）

另一方面，从两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中外语类辞书的具体内容来比较分析，我们也能看出前后两次国家规划制订方面也有一定的延续性考虑。这主要体现在所规划辞书的数量、规模、功能类型以及语种类别等方面的数字调整，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家总体形势的发展变化，外语类辞书的规划建设能够因时制宜，有延续和发展的眼光。比如说，第二次外语类辞书规划中，总体规划的数字有了大幅度回调，从第一次规划的129部减少到了66部，基本上减少了一半。然而，值得关注的是，第二次国家规划中，大型辞书、中大型辞书以及中型辞书所占的比例有了更为合理的安排，即大型辞书（收词20万条以上）占6.06％，中大型辞书（收词10万条以上）占4.55％，中型辞书（收词5万条以上）占42.42％，而小型辞书（收词5万条以下）占46.97％。如表2 3所示，这个比例安排体现了第二次全国辞书规划在前一次规划之后的发展基础上重点加强大中型辞书编纂出版的总体结构调整。这是根据首次全国辞书规划实施后我国各主要类别的外语辞书编纂出版有了相当数量积累、实现了基本的应急配套以后所作出的合理调整。

表2-3　两次全国辞书规划中外语类辞书规模类别比例分布对比

与此同时，第二次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中，外语类辞书规划在完善辞书功能类型配套方面也有了新的考虑，即增加了专科类外语辞书的规划。此外，第二次外语类辞书规划中除延续前一次规划的原创辞书为主原则外，还增加了引进双解辞书的新类别。在各非通用语种类辞书的规划分布方面也体现了前后两次全国性规划之间的基本延续性，这些做法充分体现了规划制订者对外语类辞书需求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意识，值得提倡。具体信息详见表2-4和表2-5：

表2-4　两次全国辞书规划中外语类辞书规划的功能类别分布对比

续表

表2-5　两次全国辞书规划中外语类辞书规划的语种分布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