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的多级符号系统与词义的理据性

4．1．2　词语的多级符号系统与词义的理据性

4．1．2．1　索绪尔的语符观和二级符号系统说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是一种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静态符号结构系统，能指是指音响形象，所指是指书写形象，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存在的理由就是表现前者”。（索绪尔，1980）这个观点可以表述为“文字是专门为记录语言而创制的第二套符号系统”，书写形象是语音的表征，语音形式又是概念的表征，按照索绪尔的语符观点，我们可以从下图看出西方印欧语系的表音文字体系是如何反映思维的：

索绪尔的语符观图（T11）：

索绪尔这种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是任意的观点对于世界上许多属于他源型的拼音文字来说也许是普遍适用的，但对于像汉字这样自源型的表意文字也许就不完全适应。表意文字体系通过字形使人直接同它所要标记的客观事物或观念联系起来，字形成为观念的轨迹；表音文字体系通过字形来标记某种音响形象，然后再使人间接地同这种音响形象所表示的客观事物或观念联系起来，字形仅仅是某种音响形象的代替物。

吴国华博士从符号学的角度研究词语的民族文化语义，将民族文化语义置于两级符号系统中进行研究，第一层级符号系统是词的本义（概念意义），分为理性意义和内部形式意义，第二层级符号系统是词的引申意义或者非理性意义。他认为词义的发展变化受民族文化因素的影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①民族文化因素影响词的概念意义的形成；②民族文化因素影响词义的引申发展。在第一层级符号系统中，语言的民族文化特点主要反映在词的理据性上，吴国华从语音、形态和语义三个方面探讨了词语的内部理据性，（吴国华，2000：65～76）他们在《文化语义学》第五章中借助义素和功能语义场的概念分析了词语的非理性意义的分类和形成机制。

在第二层级符号系统中，作为第一层级符号系统中具有符号地位的东西充当能指，并通过“传统观念”起作用，产生新的能指，主要手段是隐喻和换喻。“词的引申变义反映了民族生活的现实，反映了民族的审美、价值观，反映了语言使用者对词的所指对象的心理印象。”（吴国华，2000：99）可以说，二级符号系统理论推动了中国俄语词语的民族文化语义研究，也有助于其他外语学科借助该理论深入发掘词语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语义。但是，二级符号系统说只注意到了语符的内部理据，没有关注语符意义、概念和概念意义之间的关系；二级符号系统说只注意到了词的理性意义和非理性意义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注意到概念意义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认知理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在《语言理据研究》中，王艾录和司富珍虽然把词语的理据分为语词内理据和语词外理据，但他们没有继续进一步探究概念意义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认知理据。（王艾录，2002： 58），他们所关心的是语言系统外部的句法理据研究，即认知语法中的句法象似性。

吴国华的语符观图（T12）：

4．1．2．2　我们的语符观：多级语言符号系统说与词义的理据

我们认为，语言是一个多级的符号系统，在语言的实际应用过程中，语言符号不仅受到任意性原则的支配，同时还受到理据性的支配。在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背后，潜在地隐含着深刻而坚定的理据性底蕴，这种词义的理据性是以特定的民族文化为基础的。由于语言的听觉形式语音与其书写形式语符之间有一种能指（能指a1）与所指（所指a2）关系，人们往往喜欢把这种语言符号系统内部多层级结构简化为一个层面（即上文所说的第一层级符号系统）来认识语言符号的理据性，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因为使用不同语种的群体，他们所建立和使用的语言符号都有其主观的任意性和客观的理据性，二者的对立统一便形成语言符号，所以我们必须懂得语言符号的形式（即发音形式和书写形式）和意义之间是否有理据；另外还要了解语言符号语表形式和语表内容（所负载的语义或概念）之间的结合是否有理据；最后，我们还要了解语言符号和客观所指对象之间是否具有心理现实性，以及人们认知如何利用概念来有效地表征客观中现实存在的事物；这三个层次的任一方面都是由一定的理据性和任意性相耦合而成立的，无一例外。

在多级语言符号系统的第一层次中实际上包含了A、B、C三个层级，在A层级我们可以从音位（phoneme）或声旁的角度讨论词的语音形式和意义的关系，也可以从语素（morpheme）或形位的角度^[2]讨论词的书写形式和意义的关系，词的语音形式（能指a1）和词的书写形式（所指a2）之间存在着拟声理据、形态理据、语义理据三种形式。从B层级看，词的语音形式和词的书写形式结合以后又变成了新的更高级的能指形式——语符词（能指b1，即英文中的word和汉语中的字），语符词相结合构成语符义，用来表征人脑中的概念。法国符号学家巴特尔认为，在指称过程中存在着多重符号系统，他举一束玫瑰花为例，用玫瑰花来表示激情，这样玫瑰花就是能指，激情就是所指，两者的关系产生第三个术语“意含”（signification），一个充实的符号。也就是说，在第一级符号系统中具有符号地位的书写形式（能指和所指结合组成的联想式整体）在第二级符号系统中又成了纯粹的能指。“可见，词的内部符号系统是多层级的。”（石安石，1994）而第一层级符号系统的观点只注重了语言结构表层形式（主要是语音形式）是否具有理据性，而对B层级上表达的不同层次上的意义（如词的语符意义和概念意义，词的概念意义在大脑中的心理意义）不加区分，如果考虑到词的概念意义在大脑中的心理意义，概念意义如何通过心理意义与客观事物对应，那么语言实际上是一个多层级符号系统。

多级语言符号系统说图（T13）：

因此，我们把词语的第一层级符号系统叫做词语的内部符号系统，包括A、B、C三个层级的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内我们可以从语符词以下角度探讨词语意义的理据性。从语符词往上看，人们通过语（字）符组合来构建语符意义，并用语符意义来表征词语所代表的概念意义，然后用概念意义指称客观世界中的对象。到了词的概念意义这一层，我们就涉及词语的心理现实性问题，而词的概念意义实际上又是反映人脑中的一种心理印象，涉及人类的认知能力在概念意义、联想意义和概念所指称的客观现实之间的互动。在理想化的状态下，我们可以直接将词的形式导入词的语符义，然后又将词的语符义导入概念义，将概念义导入人类意识，但实际状态并非如此，所以我们把这一层叫做词语的外部符号系统，我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的角度探讨词语意义的理据性。两级符号系统说使词的语符意义、词的概念意义和词的心理意义等各种意义纠缠在一起，将人脑中的心理意义与词所表现的概念意义都当做一般语符意义来加以分析，让我们无法发现语言符号系统在表达概念时所具有的多层级理据性。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地分析语符表达的多层次结构及其表达不同意义时所呈现的不同层次。以语言符号系统中的词为例，人类在认知过程中形成的概念一旦选用语言符号来表达，词的语音形式和语符形式在结合后实际上必须通过A、B、C、D、E五个层级表达意义，从而在语符表达的不同层面上展现各种意义。

从狭义角度探讨词语意义的理据性，就是从概念意义出发，探讨基本概念意义和次要概念意义之间的关系以及词族之间的关系。从广义的角度探讨词语意义的理据性，就涉及词语的概念意义和引申意义之间的关系，二级符号系统说主要从这个角度探讨第二级符号系统的理据性。概括地说，词语的概念意义是一种不以语境为转移的固定的静态意义，词语的引申意义是一种以语境为转移的动态的语用内涵意义，词语的内涵意义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对象做概括反映时所伴随的主观评价、感情态度和产生的联想，是人们主观上对概念意义的延伸，二者统一于词语的运用环境中，词义是概念意义与内涵意义的统一。我们认为民族文化语义在两级符号系统中都有所表现，只不过在第一级符号系统中，语义的民族文化属性表现得比较隐蔽，在第二级符号系统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近年来兴起的认知语义学在揭示民族文化因素影响词的基本概念意义的形成方面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认知语言学的一个任务就是研究不同语言层面（语音、词汇、句法）的象似性或者说理据性，以反驳索绪尔的任意说；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分析的基本符号单位中只有语音和语义，语言结构是人类认知的一部分，和人类的生理结构、文化经验和物质基础有深刻的对应关系。（Lakoff，1987； Langacker，1987）这些观点与过去音义研究的理念不谋而合，认知语言学的诞生为音义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有人认为音义学不是索绪尔结构主义的音义学，也不是乔姆斯基形式主义的音义学，而是认知语言学派的认知音义学。（贺川生，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