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征与控制的神经成像研究

3.2　表征与控制的神经成像研究

有很长一段时间，语言研究都集中在一种语言是如何呈现和使用上的。但事实上，大部分人都在使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语言。目前，更多的学者致力于双语研究。正如Grosjean在1998年提出的那样，双语者不应该被简单地视为两个单语者的集合，因为人们发现单语的使用机制无法解释双语的使用。双语者拥有两种不同语法结构的语言词库。其引出的问题是，双语者如何在两种词库中选择想要的那个词？

3.2.1　争论焦点

相比起单语者，双语者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给图片命名，但如果是判断图片所示物体是人造的还是自然的，其反应时间则和单语者没有太大的区别（Gollan，et al.，2005）。可以想象，在图片命名任务实验中反应时的相对延迟反映了双语者（每门语言的使用频率相似）实际上在任何一门的命名实验中都不是十分熟练。他们大脑词库中的单词都处在一个较低功能频率上。Michael和Gollan（2005）的综述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说法。日记研究和实验研究表明，双语者更容易在两门语言间徘徊不定，除非目标语言是同源词或是名字，而两种词在两门语言中发音相同。

然而，这些研究结果还可以用另一种可能性来解释。就双语者而言，表达和理解某一种沟通意图可能是一个固有的竞争过程。他们必须控制语音、句法和韵律系统间的相互竞争。完成阅读任务时，他们必须管理不同的从正字法到音韵学的映射。具体地说，词汇节点或词条，即有具体概念的词汇在不同的语言中可能存在选择的竞争（Gollan，et al.，2005；Green，1986；Green，1993；Green，1998；Hermans，et al.，1999；Kroll，et al.，2006；Lee，et al.，2001）。如果竞争是一个基本存在的过程，当双语者面对某些可能成为竞争性的线索时，他们会善于做出对矛盾冲突的选择反应，即使是一个非语言任务。这个预测由Bialystok等人（2004；2006）提出并得到验证。

根据抑制控制等竞争模式，竞争的解决过程是指排除非目标语言的竞争而选择正确的目标语。但是，竞争的程度和性质，以及解决方法的性质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尽管有一系列的行为学数据支持，到现在并没有统一的结论。我们用两个不同的模式对结果进行说明：图片命名模式和语言转码模式。该模式的数据差异不能用单词在使用中的频率来说明。因此，尽管在只用母语交流的条件下，单词频率可以用来解释某些词更难通达，但是它并不能作为解释双语制的通达模式。

在图片命名模式中，被试被要求在不同语境条件下，把目标词和与目标词在语义或语音上意思相近的词进行比较，判断它们是一门还是不同的语言。一个关键的发现是，当目标词和图片语义相近时，即使它们不是一门语言，也会促进图片命名（Costa ＆Caramazza，1999；Hermans，et al.，1999）。从表面来看，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不同语言的词条存在竞争，双语者在说话时必须解决这种竞争，从而能够使用正确的语言。在语言转换的范例中，一个重要发现是，在数字命名或图片命名任务中，双语者从非优势语言转码到优势语言需要更多的时间。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要用非优势语言来命名，存在着和优势语言的竞争；要想激活非优势语言，就必须要抑制优势语言。

这些调查结果没有争议，但是对它们的解释却存在着很大争议。人们一致认为，概念通达是一种非选择性过程（Dijkstra ＆Van Heuven，1998；Dijkstra ＆Van Heuven，2002；French ＆Jacquet，2004）。非目标语言中存在意义上干扰的词，这些词可能会激活两门语言中相应的词或词条，但是只有目标语言的词才能产生冲突（Costa＆Caramazza，1999）。在Roelof的计算模型中，有个将目标语言作为目标的原则。如果某个词不符合目标语言的要求，那么就不能参与竞争并形成矛盾冲突，这个解释的优点在于它不繁琐。成功的语言交流只需要心理词汇外单一的外部控制系统。在言语产生之前，双语者其实已经获得了一个语言选择信息，而目标语言的激活程度高于非目标语言的激活（La Heij，2005a）。

另一个结果似乎对语言间干扰提出了最大的质疑。有研究发现，当语义干扰项正是另一门语言的对应意思时，图片命名的速度就加快了［例如，意大利语中的cane（意思是dog）和画着dog的图片］，而这个干扰项应该是目标语言最大的竞争。然而，这里可能存在某种反效应。非目标语言对应词可能也可以促进词汇通达，从而加快识别速度（Green，2002；Hermans，1998）。这种促进可能比干扰更加显著。另一种可能是在言语产生时，候选语言都需要进入一个言语输出缓冲带，非目标语的发音可能就这样被抑制（Green，1986）或者被屏蔽掉（Finkbeiner，et al.，2006a；Finkbeiner，et al.，2006b）。假设没有竞争存在，那么选择正确语言就取决于非目标语言进入缓冲带的速度，从而被屏蔽或被排除。直译对应项能够快速进入缓冲带，从而可以很快被排除。Finkbeiner等人（2006b）进一步提出，这个机制可以利用词形在语言中的相关信息。但是非目标语是如何被成功排除的还尚不清楚，特别是当双语者越是了解非目标语言的信息，就越能够成功排除该词。

第二个重要的信息来源来自于对语言转码的研究。当被试要求先后用不同语言命名数字，这个过程就存在着一种转码消耗（Jackson，et al.，2001；Meuter ＆Allport，1999）。另外转换至强势语言需要更大的消耗。一种合理的解释是非目标语言的词条被强烈抑制，而这种抑制程度在强势语言中更加显著（Wang，et al.2007）。但到底在何种环境中会产生这种消耗不平衡性尚不清楚。用两门语言命名某一物体并不是一个充要条件，因为Costa和Santesteban（2004）的研究发现，当被试两门语言熟练程度相当时，这种不平衡性就没有出现。用两门语言准确命名图片也不是一个必要条件，因为这种现象首先出现在先后用两门语言命名的任务中（Wodniecka，et al.，2005）。Finkbeiner等人（2006a）试图为边界条件寻求明确的证据。他们要求被试命名阿拉伯数字（1～9）和一小部分的图片。如果是阿拉伯数字，被试要求根据颜色线索用L1或L2来命名。与此相反，他们总是用母语为图片命名。他们也发现了阿拉伯数字命名转码消耗的不平衡性——转码到母语比转码到L2的反应时慢。与此相反，他们发现不管先前的数字命名是L1还是L2，图片命名速度同样快。他们就此认为，这与语言抑制观点发生了冲突，因为当用一门语言命名时，没有发现不平衡性。而在该研究中，被试在命名图片时其实是在进行两个任务间的转码，即用L1或L2命名数字和用L1命名图片。因此，这个实验的数据是很复杂的。根据IC模型，被试要使用语言必须经历语言间的竞争，而这种竞争的时间消费要比抑制一个词或者整个非目标语言的时间要长。

此外，高水平的熟练双语者在L1和非熟练的第三语言间或者是L1和L2间的转码时没有表现出非平衡性。但是当他们在第三和第四语言间转码时，又表现出了平衡性（Costa，et al.，2006）。Costa等人（2006）认为当语言和词汇之间的黏结够紧密时，语言的产生机制就会不同。在这样的条件下，双语者不用经历与另一门语言的竞争就可以选择目标语言。但是熟练双语者刚刚用一门语言命名图片后，马上用另一门语言命名图片时，命名速度就会下降（Wodniecka，et al.，2005）。但这里面是否牵涉一个不同的机制尚不清楚。其他的行为学数据可能会支持或反对某一个理论观点，但是至今没有一个模型可以透彻地解释整个行为学数据。经验上说，语言选择不是一个简单事件。如果是这样，不同的认知和神经机制都会参与到这一竞争的解决。

3.2.2　表达、控制和神经学成像数据的作用

对于双语言语产生过程的合理解释必须包括表达和控制。这种说法与强调人一生的认知变化这一说法相吻合（Craik ＆Bialystok，2006）。广义的构想认为控制有助于表述的建设（例如，获取决定和使用一种语言）。反过来，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改变（例如，学习新的L2词汇）又给控制带来了新的问题（例如，竞争的管理），也提供了新的沟通可能（扩展话题面）。针对某一具体技巧的练习对语言信息如何呈现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表达和控制语言的神经区域和网络本身的约束是可以练习并改变的。例如，随着个体年龄的增大，对于一些例行的方式也许难以改变。我们把控制语言和选择词汇的机制与面对竞争的线索采取行动的机制之间的这种联系作为我们的出发点。衡量控制的认知程度时，我们用“水平”这一词来做单位。确定控制水平时，我们用到神经结构、点、区，说到结构或区的联系时，我们用网络或是回路进行描述。

个人面对相同刺激时可能采取不同的行动。举例来说，一个双语者可以用L1命名一个词或把它翻译成L2。个人在面对冲突任务时也必须围绕目标任务，并且协调各种行动来完成任务。一旦建立了一个任务（用L2交谈），那么与其他可能任务（用L1交谈）的竞争就会自动被执行。Norman和Shallice（1986）命名这个过程为竞争程序（contention scheduling）。如果个人想从一个任务转码到另一个任务，那么他必须从这个任务中跳出进入另一个任务（Cappelletti，et al.，2002；Green，1998；Wodniecka，et al.，2005）。包含目的信息的词汇概念需要被选择和输出。一个行为反应是很多过程的结果，它是促进目标和抑制干扰的结果。

功能神经影像学技术为了解和表达控制机制提供了一个重要工具，脑数据是行为学数据的有利补充。它可以更加充分地展示认知所涉及的神经系统，也可以揭示行为反应相同时不同个体的神经机制差异。例如，Bialystok等人（2005）研究了双语和单语者在Simon任务中MEG数据上的差异。在采用这些技术之前，双语失语症为不同语言在脑神经机制上的不同提供了证据（Paradis，1994；Paradis，et al.，1982）。这些数据为哪一部分脑区执行任务提供了帮助。但是，它没法说明这种障碍是因为病变发生在这个脑区还是病变影响了这个脑区的正常功能（Abutalebi，et al.，2001；Abutalebi，et al.，2005；Green ＆Price，2001；Vaid ＆Hull，2002）。功能脑成像为从正常人脑激活的角度研究语言通达使用提供了机会。我们建议结合双语失语症的数据来揭示微妙的控制过程以及进一步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