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小结

第三节　小结——译本文体 ——近代文学话语建设中的“第三语码”

弗劳利(William Frawley)在论述翻译问题时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三语码”^[74]这一概念。他认为，译语文本是具有双重血统的，它“本身作为一种代码出现，有其自身标准、结构预设和蕴涵，尽管这些标准、结构预设和蕴涵必然源自于(源文本)和(目标语)”^[75]。尽管弗劳利所谓的第三语码起初只是局限在符号学范畴内，认为译文的语言为了在译语中传达原文本信息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原语的某些特征。但翻译学者们认可并发展了这一观念，逐渐将其导向翻译本身的典型语言特征范畴。

在对翻译文本语言进行大量研究的基础上，贝克(Mona Baker)指出译文文本是既不同于原文也不同于译入语的原创性文本，认为译文文本实际上是“源语码和目标语码对抗的结果”^[76]。可见，“第三语码”观与传统语文学和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原语导向(Soucre Language－oriented)观是根本不同的。传统语文学翻译理论关注的是如何在修辞层面达到与原文同样的艺术效果，语言学翻译理论则聚集于不同语言的系统差异和转换机制，并试图通过理想的转换机制最终实现奈达等人所谓的“对等”或“等效”。但我们知道，无论是传统语文学翻译理论还是语言学翻译理论，它们的根本原则都是要求译文应成为原文的再现，换言之，译文必须无条件地“忠实”于原文。这样，在原语导向的翻译理论中译文永远只能屈居次席，成为原作的衍生品。

韦勒克与沃伦认为“文体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正是将文学作品的语言与当时语言的一般用法相对照”^[77]。从小说翻译的视角综观中国近代译本文体思想的演变，我们不难发现：不论是在译本语体方面，还是在译名方面，译本文体本身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话语体系。我们知道，“翻译能够有助于本土文学话语的建构，它就不可避免地被用来支持雄心勃勃的文化建设，特别是本土语言与文化的发展。而这些项目总是导致了与特定社会集团、阶级与民族相一致的文化身份的塑造”^[78]。因此，既不同于已有的文言文体，亦非五四以后定型的白话文文体的译本文体，应该被视为中国近代文学话语建设中从文言文体向白话文文体过渡的、不可或缺的“第三语码”。

翻译本质上讲是某种主体文化出于自身的需求或迫于外部的刺激而进行的一种社会活动。因此，对域外文化因子刺激的欢迎或反抗，首先会在文化层面体现，而且在开始阶段，建立在对语言基础之上的各种讨论不会上升到自觉的意识层次，因此翻译的可能性也不会成为问题。只有到后期阶段，该主体文化的语言层面对翻译的抵抗和反应才会逐渐显现，从而被该文化集体感受以及认知^[79]。在中国近代译本文体中的语体方面，如前文所述，近代文学翻译语体经历了从“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到“全非抄袭旧小说的白话，乃是一种特创的白话”的曲折演进历程;在译名方面，从“好在小说重关目，不重名词也”到“翻译名义之当从音译，抑从义译，此必视制语时之情况为衡”，近代译名思想同样也走过了一条崎岖之路。

近代初期的翻译小说几乎都采用文言，而且使用文言进行汉译的巨匠林纾还开创性地译出了文言语体的长篇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一出版，风行一万余册，读者都是知识分子。他们一向读古文、写古文，可是从来没有读到用古文写的长篇言情小说。这种形式的小说，文体既不是唐人传奇，内容又不同于《红楼梦》，于是，他们对小说另眼相看，促成了文学观念的一大转变。”^[80]自然地，新名词的输入在这股文言翻译洪流中也就无从谈起了。一方面由于文言接纳域外新名词的能力实在有限;一方面文学译者只注重故事情节的译介，对西方新鲜的术语名词还是从天朝大国的角度出发对之不屑一顾，正如张南峰所言“当一个文化系统处于或自认为处于世界文化强势时，它是不善于接受异质事物的”^[81]，所以域外新名词大多被牵强地进行了汉化。罗家伦曾对这种情况讽刺说：“林先生以为更改意思，尚不满足;巴不得将西洋的一切风俗习惯，饮食起居，一律变成中国式，方才快意。”^[82]

作为使用文言汉译代表的林纾，尽管是出于对文言文的热爱以及对文言文命运的忧虑等原因而坚持以文言作为其翻译语体，但为了中国文学的更新和进化，曾提出“以彼新理，助我行文”^[83]口号的他并非全然拒绝外国文学中典型句法因子进入其翻译文本。所以，林纾译本中的文言语体已在渐渐突破古文中的某些桎梏，正是由于他的译文语体呈现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84]等特点，无数读者才会趋之若鹜。言及林译小说语体，郭沫若曾说过：

我最初读的Haggard的《迦茵小传》……这怕是我所读过的西洋小说的第一种。这在世界文学史上并没有什么地位，但经林琴南的那种简洁的古文译出来，却增了不少的光彩……后来我虽然也读过《Tempest》、《Hamlet》、《Romeo and Juliet》等莎氏的原作，但总觉得没有小时候所读的那种童话式的译述来得亲切了。^[85]

贝尔曼(A·Berman)在论及翻译语体重要性时犀利地指出：“翻译时在语言上下工夫，一方面恢复作品特定的意指过程(这种过程不局限于意义)，另一方面改造目的语。”^[86]乐黛云也认为：“文学翻译不只是文字符号的转换，而且是文化观念的传递与重塑，翻译文学不可能脱离译者自己的文学再创造而存在，翻译家的责任不仅是有创造性地再现原意，而且还要在‘无法交流处，创造交流的可能’，也就是在两种语言相切的地方，不仅传输外来语言而且发展本土语言。”^[87]关于新名词的引入，黄兴涛曾尖锐地指出：“在清末民初的中国，许多情况下，外来新名词、新概念的社会化实践或运用，实质上都不是单纯的所谓‘跨语际’问题，不是语言概念自身模糊性或不自明性的动态实践问题，而是外来观念本身的近现代新意义、新内涵所带来的影响力的社会化，或者是强势语言对弱势语言的特殊影响性的问题。”^[88]因此，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白话文运动的展开，翻译领域在语体和译名上的变革也日益显著。

主张近代语言改革的梁启超、鲁迅、胡适等都清楚地知道让中国文学话语从选择文言到选择白话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于是他们纷纷投身于小说翻译的事业，希冀借助翻译所形成的“第三语码”来改造中国的文学话语体系，即实现“改造目的语”的语言改革理想。他们在翻译语体中除了增加白话因子，还大量引入域外句法结构。因此从近代开始，“所用的文学叙述话语却是‘混杂的’和‘不中不西’的，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翻译文学。翻译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中国古典文学语言的正统性，使之‘欧化’进而‘现代化’”^[89]。胡适论及欧化的白话文时就说：

欧化的白话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语言的细密的结构，使我们的文字能够传达复杂的思想，曲折的理论。……旧小说的白话实在太简单了，在实际应用上，大家早已感觉有改变的必要了。初期的白话作家，有些是受过西洋语言文字的训练的，他们的作风早已带有不少的‘欧化’成分。虽然欧化的程度有多少的不同，技术也有巧拙的不同，但明眼的人都能看出，凡具有充分吸收西洋文学的法度的技巧的作家，他们的成绩往往特别好，他们的作风往往特别可爱。^[90]

1910年视“翻译名义，译事之中坚也”^[91]的梁启超已能较自如地在其译作及“新文体”作品中掺入域外名词。鲁迅译本中也处处体现着改革母语的精神，季羡林在谈到鲁迅的直译方法时曾经说过：“鲁迅主张直译。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介绍外国思想以供借鉴的同时，还要通过译文改造我们的语言。”^[92]

“欧、和文化，灌输脑界，异质化合，乃孳新种。”^[93]在含有众多域外句法因子的译本语体影响下，汉语句法在逐渐发生着变化：被动结构的使用频率、范围不断扩大;句子中主谓关系较以前更加明显;句式的整体结构渐渐复杂化，多样化，长度加大的定语已不鲜见，一些表达形式逻辑关系的“因为……所以”、“如果……就”等频繁使用。与此同时，近代翻译所引入的大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新鲜词汇是传统中国文言和旧白话中所没有的，这极大地扩充了汉语的词汇储存。外来词语打破了古汉语单音词一统天下的局面，“正是从晚清开始，双音节词多音节词逐渐在汉语表达中日益趋于重要，直到占据主要地位”^[94]。其实，这些词汇不仅仅是作为语言的“形而下”的工具性物质名词而存在，更重要的是它们使近代小说文体自身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更富有柔韧性和表现力，而且它们还在慢慢地变为思想层面“形而上”的思想性词汇。

这样，一种介于文言和白话之间半文半白的、既不像文言那么古奥也不像白话那么浅白、杂糅进西方新鲜句法及词汇特征和时代特征的中间性、过渡性话语即近代文学话语建设中的“第三语码”渐渐形成了。这种“第三语码”是相互排斥与竞争的文言和白话在近代翻译大潮的洗礼下彼此渗透、彼此转化的特殊产物。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独特的翻译环境中，它一方面努力吸收西方语言和文本的特点使翻译文本“留下了文化色彩上带有异国情调的朦胧印象”^[95]并逐步构建起旨在丰富当时汉语体系的“翻译库”^[96]，另一方面它又竭力使引入的域外语言文化因子在近代汉语文化体系中能够最大限度地得到认可，尽量使译文对近代汉语语言规范的偏离更细微、更乐见。应该说，这种“第三语码”在近代汉语的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正如李陀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五四’之前‘翻译体’大兴，无形中成为白话文写作的模范，使欧化的语法深刻影响了白话文的形成……”^[97]

当然，对于文言文体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文坛来说，若想在短暂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样一个特定时期借助近代翻译运动尤其是小说翻译来实现话语改革显然是不现实的，其间的迂回与反复是不言而喻的。1905年，姚鹏图在《论白话小说》一文中就对过激的语体改革表示不满：

《申报》文例，却非白话。不过浅近易解耳。凡文义稍高之人，授以纯全白话之书，转不如文话之易阅。鄙人近年为人捉刀，做开会演说、启蒙讲义，皆用白话体裁，下笔之难，百倍于文话。起初每请人执笔，而口授之，久之乃能搦管自书。然总不如文话之简捷易明，往往累牍连篇，笔不及挥，不过抵文话数十字，数句之用。固以为文人结习过深，断不可据一人之私见，以议论白话之短长也。^[98]

因此，梁启超在《翻译文体之讨论》中曾深有感触地说：

翻译文体之问题……其在启蒙时代，语义两未娴洽，依文转写而已。……稍进，则顺俗晓畅，以期弘通，而于原文是否吻合，不甚厝意。……及兹业浸盛，新本日出，玉石混淆，于是求真之念骤炽，而尊尚直译之论起。然而矫枉太过，诘鞠为病，复生发动，则意译论转昌。卒乃两者调和，而中外醇化之新文体出焉。^[99]

例如鲁迅早期翻译《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小说时，使用的大多是浅近文言，但1909年的《域外小说集》的译本文体风格又退回到了古奥的文言。甚至到了1918年，译界夙将林纾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中仍然执著地说：“即所谓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100]次年，在北京《公言报》上他又进一步强调：

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若云《水浒》、《红楼》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不知《水浒》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编》，《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及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101]

但这些在文体方面不时跳出的复古论调，恰恰说明在文言与白话的竞争中翻译活动所带来的“第三语码”在二者之间所起的过渡与调谐作用是多么的必要。

其实，翻译之所以成为一种可能，就是因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建构了一种不同于原有语言文化的话语体系，正是凭借这种话语体系译者才得以将源语文化移植到目的语文化当中，两种迥异的话语空间才得以协调。因此，张隆溪认为：“陌生化了的文本——那种使形式变得困难和隐晦了的文本——迫使读者注意语言符号本身，迫使读者用新鲜的、醒悟的感觉去感受语言中再现的事物。”^[102]

【注释】

[1]郭沫若《〈浮士德〉简论》，罗新璋《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335页。

[2]吴趼人《〈预备立宪〉按语》，《月月小说》，1906，2。

[3]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93页。

[4]季羡林：《季羡林谈翻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21页。

[5]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96页。

[6]吴汝纶《答严幼陵》，徐中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2)，上海书店，1995年，677页。

[7]贺麟《严复的翻译》，罗新璋《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151页。

[8]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325页。

[9]林纾《黑奴吁天录·例言》，罗新璋《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163页。

[10]鲁迅《集外集·序言》，鲁迅《灯下漫笔》，海南出版社，1997年，296页。

[11]周作人《点滴·序》，周作人《周作人文类编》(第八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56页。

[12]冯桂芬《复庄卫生书》，郭绍虞、罗根泽《中国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4页。

[13]王韬《园文录外编·自序》，王韬《园文录外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31页。

[14]黄遵宪《杂感》，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31页。

[15]黄遵宪《梅水诗传序》，徐中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1)，上海书店，1994年，56页。

[16]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徐中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1)，上海书店，1994年，83页。

[17]梁启超《论进步》，洪治纲《梁启超经典文存》，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41页。

[18]同上，41－42页。

[19]梁启超《小说丛话》，徐中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2)，上海书店，1995年，308－309页。

[2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79页。

[21]徐志啸《外来文化思潮与世纪初文坛》，《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2期，37页。

[22]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150页。

[23]前驻俄公使某君，曼殊室主人译《俄皇宫中之人鬼》，《新小说》，1902，2(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24]笠顿先生，陈景韩(冷血)译《圣人欤盗贼欤》，《新新小说》，1904，1。

[25]陈匪石《最后一课·译者识语》，施蛰存《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1)，上海书店，1990年，733页。

[26]吴趼人《毒蛇圈·第三回评语》，《新小说》，1904，9。

[27]爱克乃斯格平，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幻想翼》，《绣像小说》，1905，53。

[28]周桂笙《解颐语·叙言》，《月月小说》，1907，一年七号(光绪三十三年三月望日)。

[29]林纾《拊掌录·跋尾》，《林纾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39页。

[30]钱钟书《林纾的翻译》，罗新璋《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713页。

[31]同上，714页。

[32]德富健次郎，林纾、魏易译：《不如归》，商务印书馆，1981年，63页。

[33]徐念慈《余之小说观》，徐中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2)，上海书店，1995年，352页。

[34]罗家伦《今日中国之小说界》，徐中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2)，上海书店，1995年，476页。

[35]梁启超《十五小豪杰·译后语》，罗新璋《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131页。

[36]鲁迅《月界旅行·辨言》，鲁迅《译文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2页。

[37]黄翠凝、陈信芳译《地狱村》，《小说林》，1908，9。

[38]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2页。

[39]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徐中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1)，上海书店，1994年，329页。

[40]同上，332页。

[41]同上，340页。

[42]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徐中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1)，上海书店，1994年，342－343页。

[43]管达如《说小说》，《小说月报》，1912，7。

[44]钱玄同《寄陈独秀》，见：徐中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1)，上海书店，1994年，324－325页。

[45]胡适《论短篇小说》，《新青年》，1918，4卷5号。

[46]陈平原：《中，196页。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47]高凤谦《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徐中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2)，上海书店，1995年，733－734页。

[48]严复《天演论·译例言》，《严复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148页。

[49]同上。

[50]同上。

[51]鬘红女史《红粉劫·评语》，《红粉劫》，国华书局，1914年，1页。

[52]严复《天演论·译例言》，《严复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148页。

[53]张之洞《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教育杂志》，1903。

[54]小仲马，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施蛰存《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1)，上海书店，1990年，141页。

[55]小仲马，王振孙译：《茶花女》，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5页。

[56]我佛山人《电术奇谈·附记》，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09－110页。

[57]徐卓呆《大除夕·译者小引》，施蛰存《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1)，上海书店，1990年，314页。

[58]苏德蒙，吴梼译《卖国奴》，施蛰存《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1)，上海书店，1990年，360页。

[59]同上，367页。

[60]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386页。

[61]鲁迅《华盖集·咬文嚼字(一)》，《鲁迅文集》(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130页。

[62]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200页。

[63]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徐中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2)，上海书店，1995年，721页。

[64]梁启超：《梁启超讲国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190页。

[65]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徐中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2)，上海书店，1995年，721页。

[66]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徐中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1)，上海书店，1994年，298页。

[67]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徐中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2)，上海书店，1995年，721页。

[68]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0页。

[69]林纾《拊掌录·跋尾》，《林纾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39页。

[70]林纾《古文辞类纂选本·序》，《林纾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102页。

[71]鲁迅《域外小说集·略例》，鲁迅《译文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8页。

[72]章士钊《论翻译名义》，《国风报》，1910，11(22)(第29期)。

[73]章士钊《论译名》，《民立报》，1912，5(17)。

[74]Frawley，William．Prolegomenon to a Theory of Translation．In：William Frawley(ed)．Translation：Literary，Linguistic，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London＆Toronto：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1984：169．

[75]同上。

[76]Baker，Mona．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In：Mona Baker，Gill Francis＆Elena Tognini－Bonelli(eds)．Text and Technology：In Honor of John Sinclair．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3：245．

[77]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198页。

[78]劳伦斯·韦努蒂，查正贤译，刘健芝校《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塑造》，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372页。

[79]Lefevere，Andre．Translation：Its Genealogy in the West．In：Susan Basnett，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History，and Culture．New York：Cassell，1995：14－28．

[80]施蛰存《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导言》，施蛰存《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1)，上海书店，1990年，24页。

[81]张南峰《特性与共性——论中国翻译学与翻译学的关系》，《中国翻译》，2000年第2期，4页。

[82]罗家伦《今日中国之小说界》，徐中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2)，上海书店，1995年，477页。

[83]林纾《洪罕女郎传·跋语》，《林纾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27页。

[84]钱钟书《林纾的翻译》，罗新璋《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714页。

[85]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86]Berman，A．Translation and the Trials of the Foreign．In：L．Venuti(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297．

[87]乐黛云《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174页。

[88]黄兴涛《“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160页。

[89]王宁《现代性、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重构》，《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38页。

[90]胡适《建设理论集·导言》，刘运峰《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21页。

[91]梁启超《论翻译名义·按语》，《国风报》，1910，11(22)(第29期)。

[92]季羡林：《季羡林谈翻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5页。

[93]黄人《清文汇序》，徐中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1)，上海书店，1994年，309页。

[94]陈伯海：《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371页。

[95]Baker，Mona．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In：Mona Baker，Gill Francis＆Elena Tognini－Bonelli(eds)．Text and Technology：In Honor of John Sinclair．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3：245．

[96]Rabin，C．The Linguistics of Translation．In：A．H．Smith(ed．)．Aspests of Translation．London：Secker＆Warburg，1958：123．

[97]李陀《道不自器，舆之圆方》，《读书》1998年第6期。

[98]姚鹏图《论白话小说》，《广益丛报》，1905，65：17。

[99]梁启超：《梁启超讲国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180页。

[100]林纾《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林纾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95页。

[101]林纾《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公言报》，1919，3(18)。

[102]张隆溪，冯川译：《道与逻各斯》，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