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如新闻纸之善矣”到“择当译之本”

第一节　从“莫如新闻纸之善矣”到“择当译之本”

众所周知，在近代小说翻译的最初阶段《申报》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1872年，在《申报》的发刊词上，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至于稗官小说，代有传书。若张华志博物，干宝记搜神，齐谐为志怪之书，虞初为文章之选。凡兹诸例，均可流观。维其事或荒诞无稽，其文皆典瞻有则，是仅能助儒者之清谈，未必为雅俗所共赏。求其记述当今时事，文则质而不俚，事则简而能详;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皆能通晓者，则莫如新闻纸之善矣。^[2]

从字面上看，以上文字只是言说了新闻与史部和子部的关系，尤其是新闻与稗官小说的差异。但从该报之后刊发的大量翻译小说这一事实出发细细品味，我们不难看出发刊词上的这段重要文字几乎成了《申报》办报者和围绕在它周围的诸多翻译者翻译文本选择观——既能“上而学士大夫，下及农工商贾”，又能“广中土之见闻”^[3]的足具“新闻纸”性的文本。有了这种“莫如新闻纸之善矣”的翻译文本选择观，无怪乎《谈瀛小录》、《一睡七十年》、《乃苏国奇闻》、《昕夕闲谈》等成为我国近代文学翻译的筚路蓝缕之作。

但这种文本选择观在国势日蹙、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势必为逐渐崛起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图强之士所抛弃。面对当时芜杂的翻译文本，梁启超先是在1896年的《论译书》中痛陈：

今以西人每年每国新著之书，动数万卷，举吾所译之区区置于其间，其视一蟁一蝱不如矣。况所译者未必为彼中之善本也。即善本矣，而彼中群学，日新月异;新法一出，而旧论辄废。其有吾方视为环宝，而彼久吐弃不屑道者，比比然也……吁!中国旧译之病，尽于是矣。虽其中体例严谨，文笔雅驯者，未始无之，而驳杂繁芜，讹谬俚俗，十居六七。^[4]

有鉴于此，他响亮地提出：“故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5]梁氏所言“择当译之本”，很显然是翻译文本选择的问题。他把“择当译之本”列为译书三义之首义，可以说是抓住了近代中国译事之要务。在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下，“择当译之本”的理念并未停留在空泛的口号上，而是相继衍生出了“译印政治小说”^[6]的文本选择观、“必自科学小说始”^[7]的文本选择观和“侦探之事业，乃集合种种科学而成之一种混合科学”^[8]的文本选择观。

在1898年《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经历了戊戌变法失败的梁启超在“择当译之本”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其翻译文本的选择标准：

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中土小说，虽列之于九流，然自‘虞初’以来，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陈陈相因，涂涂递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今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附于报末，爱国之士，或庶览焉。^[9]

换言之，就是要大力输入能够改良社会与政治结构、实现社会革命的西方小说。自此，“译印政治小说”的翻译文本选择观正式确立。译坛老将林纾，1907年在他的《〈爱国二童子传〉达旨》中也分外动情地说：“死固有时，吾但留一日之命，即一日泣血以告天下之学生，请治实业自振;更能不死者，即强支此不死期内，多译有益之书，以代弹词，为劝喻之助。……较诸吾国小说中人物，始由患难，终以得官为止境，乐一人之私利，无益于国家。若是书者，盖全副精神不悖于爱国之宗旨矣。”^[10]可见，林氏此时的翻译文本选择观与梁启超的“译印政治小说”是遥相呼应的。

在“译印政治小说”口号鼓舞下，诸多译者选材政治化的倾向愈演愈烈，汉译域外“政治小说”风靡一时。例如：梁启超译《佳人奇遇》(1898)、佚名译《经国美谈》(1900)、林纾译《黑奴吁天录》(1901)、吴超译《比律宾志士独立传》(1902)、玉瑟斋主人译《回天绮谈》(1903)、亡国遗民译《多少头颅》(1904)、甘永龙译《炼才炉》(1906)、陈鸿璧译《苏格兰独立记》(1906)、唐人杰与徐凤书译《模范町村》(1908)、汤红绂女士译《旅顺双杰传》(1909)、东侠与啸侯同译《不疯人院》(1911)等。这些作品大都以争取民主自由，反抗专制暴政为主题，它们给近代中国文坛以及当时知识分子的政治观念都带来了较大的冲击。例如，梁启超所翻译的日本柴四郎的小说《佳人奇遇》，主要表现的就是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政治理念。该文本的选择就是完全吻合了生活在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近代中国翻译家的翻译文本选择标准。梁启超在翻译这部小说中所宣泄的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澎湃情感，是中国传统小说中所罕见的，而这恰恰撞击了爱国士人的心弦，因而使该译本具有较强的感染力。

但毋庸讳言，翻译的“政治小说”大多在娱乐性上不占优势，故事性较弱，而且脱离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这就使读惯了才子佳人、侠义公案小说的中国近代读者，在经历了对“政治小说”因新奇而产生的狂热之后，大多与之渐行渐远。因此，1903年蜕庵就敏锐地指出：

日本之《雪中梅》、《花间莺》，当初出时，号称名作，噪动全国，及今已无过问，盖当时议院政治初行，此等书即以匡其敝者也。今中国亦有译之者，则如嚼蜡焉尔。凡著译小说者，不可不审此理。^[11]

1906年，吴趼人面对“政治小说”给译界所带来的表面上的繁盛也深有感触地说：

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今夫汗万牛充万栋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其能体关系群治之意者，吾不敢谓必无;然而怪诞支离之著作，佶屈聱牙之译本，吾盖数见不鲜矣。凡如是者，他人读之，不知谓之何，以吾观之，殊未足以动吾之感情也。于所谓群治之关系，杳乎其不相涉也，然而彼且嚣嚣然自鸣曰：‘吾将改良社会也，吾将佐群治之进化也。’^[12]

进而，他试探性地指出今后翻译小说应注重的方面：

读小说者，其专注在寻绎趣味，而新知识实即暗寓于趣味之中，故随趣味而输入之而不自觉也。小说能具此二大能力，则凡著小说者、译小说者，当如何其审慎耶?^[13]

这样，企图借翻译小说来救国启民的“译印政治小说”论者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了趣味性较强的域外侦探小说和科学小说。此时，“译印政治小说”的大旗仍顽强地树立着，但这个翻译文本选择观已产生蜕变，它被周桂笙、早期的鲁迅等作了概念上的扩大或置换。他们在侦探小说和科学小说所包含的科学新知的成分上大做文章，甚至有时极为牵强地给它们抹上一点点政治色彩以使之与强国救民的“政治小说”为伍，竭力使时人相信“补救之方，必自输入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始。盖中国小说中，全无此三者性质;而此三者，尤为小说全体之关键也。”^[14]

言及侦探小说，刘半农在《〈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跋》中执著地认为“彼柯南·道尔，抱启发民智之宏愿……庶读者得恍然于侦探之事业，乃集合种种科学而成之一种混合科学，决非贩夫走卒、市井流氓，所得妄假其名义，以为啖饭之地者也”^[15]。在此，刘半农竭力为译介侦探小说戴上了“启发民智之宏愿”^[16]的高帽。陈熙绩也认为侦探小说“使吾国男子，人人皆如是坚忍沈挚，百折不挠，则何事不可成，何侮之足虑?”^[17]总之，译者们认为翻译西方侦探小说“于我国法律政治之改良不无小补”^[18]。

谈到科学小说的翻译，早期的鲁迅在1903年的《月界旅行·辨言》中认为，译介科学小说能使国人“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19]。包天笑在《铁世界·译余赘言》中的一段话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科学小说者，文明世界之先导也。世有不喜科学书，而未有不喜科学小说者。则其输入文明思想，最为敏捷。”^[20]

据此可见，这些译者在“译印政治小说”这一改良政治、启迪民智的翻译文本选择观的影响下，为迎合时代潮流和目标读者作了方向性的改革。在“必自科学小说始”和“侦探之事业，乃集合种种科学而成之一种混合科学”的翻译文本选择标准下，我们见到了数量可观的科学小说译本：陈绎如译房朱力士(凡尔纳)的《八十日环游记》(1900)、梁启超译佛林玛里安的《世界末日记》(1902)、鲁迅译凡尔纳的《月界旅行》(1903)、梁启超译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1901)、海天独啸子译押川春浪的《空中飞艇》(1903)、杨德森译达爱斯克洛提斯的《梦游二十一世纪》(1903)、鲁迅译路易斯托仑的《造人术》(1905)吴趼人译菊地幽芳的《电术奇谈》(1905)、鲁迅译凡尔纳的《地底旅行》(1906)等。侦探小说的译本数量更是难以企及，正如陈平原实事求是所说：“……域外小说之真正打开局面并最终能在中国生根开花，部分应归功于侦探小说的魅力。”^[21]1896年梁启超任主编时，《时务报》就陆续刊发了由张坤德翻译的英国柯南道尔的四篇福尔摩斯探案小说。紧接着，1899年时务报馆译《包探案》、1902年警察学生译《续包探案》、1903年商务印书馆译《华生包探案》等等，直至1916年程小青等还译了《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在1896至1916年出版的翻译小说中，数量第一的是柯南道尔，32种。”^[22]另外，译坛名将周桂笙、包天笑等也都纷纷投身侦探小说的翻译之中，相继译出了《福尔摩斯再生案》、《红痣案》、《一粒砂》等。

梁启超所钟爱的纯正汉译“政治小说”虽未彻底消亡，但汉译侦探小说和科学小说伴随着翻译文本选择观从“莫如新闻纸之善矣”到“译印政治小说”，再到“必自科学小说始”和“侦探之事业，乃集合种种科学而成之一种混合科学”这样一种复杂的蜕变而渐成气候，成为近代翻译文本的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