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忌口，日本人的补品

2008年10月的某个早上，起床后左脚刚着地，一股剧痛袭来。我明显地感觉到脸上血色全无，因为当天下午在地方上安排了一场演讲。照这个样子的话是没法行动了，我慌忙地试着揉了揉脚，并贴上了膏药。

脑海当中也浮现出给主办方某大型IT企业打电话，告诉他今天没法进行演讲的想法。但是想到万一当天取消演讲的话，未免太给对方添堵了，就暗下决心：即便爬着去，也要准时赶到会场。

一边和剧痛斗争着，我一边往车站赶。平时四分钟就可以抵达最近的车站JR（日本铁道公司）锦丝町站，那天打了的士还用了近三十分钟。汗水湿透了衬衫，这才意识到恐怕以一己之力是无法完成在东京车站的换乘了。

于是，向锦丝町站的工作人员寻求帮助。车站工作人员询问了我的去处，用车站备用的轮椅迅速把我送到了站台。后面几站的车站人员通过接力赛的方式护送我一路移动。

没想到我竟然以临时残障人员的身份体验了一把铁路部门为其准备的设备和服务。除了在伊东车站这场接力赛稍有不顺之外，我对铁路部门的完美应对佩服得五体投地。

演讲结束以后，在主办方某大型IT企业人员的陪同下急忙赶到当地医院进行检查，医生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就诊断说“你这是痛风”。

朋友听说后，劝我要少吃海鲜。日本的医生则告诉我尽量避免喝酒、吃鱼子类的东西。两者的说法有微妙的差别。

这使我想起了十几年前的一段往事。1997年7月，香港回归的报道告一段落之后，我终于回到东京，恢复了往常的生活。大概是由于疲劳过度的原因吧，身上到处起了一些红色斑点，奇痒难当。妻子看到后向我下达严厉指示：快去医院就诊。那天晚上以后，生猛海鲜就从我家的菜单上彻底消失了。作为上海人的妻子，根据她的医学知识，认定生猛海鲜有可能诱发皮肤病，特别是海鱼等决不能再放上餐桌。

的确，在中国通常把海鱼等看作是容易诱发疾病的发物，吃中药期间或出现荨麻疹、皮肤病等症状时，有尽量避免食用发物的习惯。

中国文化中有医食同源的说法。对于生病的人先用食疗的办法治疗，如不奏效，再使用药物医治。早在战国时代（公元前476-前221年）就出现了倡导这一做法的医生。

源自同一种考量，根据时机、情况、身体状况等，有的食物不宜在某个时间食用。中文中称之为“禁口”或“忌口”。

孕妇、病人、身体欠佳者，不宜食用生冷食物，包括发物在内大致可分为七种“禁口”。其中的发物主要指鸡头、猪头、海产品、牛肉、羊肉、虾蟹等一部分淡水鱼贝类，范围很广泛。

这种思维方式深深地渗透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一方面为了强身健体可以从食物当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要因时因地地避免吃一些对身体不好的东西。这种思维方式及习惯和医食同源互为表里，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的生活当中。妻子所采取的措施正是这种饮食文化的表现。

在中国通常把海鱼等看作是容易诱发疾病的发物。中国文化中有医食同源的说法。

这么说来，我在成人之前从来没有吃过猪头肉。母亲家境相对富裕，来到上海时候，被迫过上一种相对拮据的日子。但是即便生活不太富裕，她还是倔强地坚持着，从来没买过猪头肉。

理由是猪头肉容易诱发疾病。不仅猪头肉上了我家菜谱的黑名单，猪脖子周围的“槽头肉”也决不会买回家。据说这种肉也会诱发疾病。没钱就少吃几次肉，但是买的肉的质量绝对不能差。这就是母亲的生活哲学。

我在这种环境之下长大，理所当然就被灌输了“猪头肉和槽头肉还是不吃为妙的想法”，成家立业之后，我也固执地坚守着母亲的教导。去中国的菜场看一看就会明白，猪头肉和槽头肉确实价格低廉。但是我从来没有被低廉的价格所诱惑而去买过。

在和妻子谈恋爱的时候，周末也会去她家里。她家有五个兄弟姐妹，经济状况所限，有时做菜不买精肉，而是选择价格相对便宜的猪头肉。

吃饭时，如果对猪头肉不动筷子的话未免太失礼，又考虑到必须要给未来的岳父岳母留下好印象，思前想后，我终于鼓起勇气夹起一块猪头肉送到了嘴里。生平第一次吃猪头肉，或许是味道调得妙，竟然出乎意料地好吃。

但是，直至成家立业、结婚生子后，我家的餐桌上还是没有出现过猪头肉这道菜。时至今日，更没有吃过一次槽头肉，不知道味道究竟如何。

这些事情在日本人看来可能比较滑稽，但是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这些正是中医养生的基础。反而，有些日本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却觉得不可思议。

大学时，在上海学习的日语教材中有一处提到了水俣病问题。当时水俣病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在熊本县水俣一带，为了给那些身体出现异常情况的人滋补身子，不断地让他们吃活蹦乱跳的鲜鱼。当然，到了后来才知道这种滋补方式其实是让身患水俣病的人雪上加霜。

记得读到教科书上关于水俣病的章节时，我被彻底震惊了。我虽然没有问周边的同学，但是大概他们应该和我一样疑惑不解。那就是：为什么给身体欠佳的人吃海产品呢？那不是更容易诱发疾病吗？所以迄今我仍对教科书中的这些内容记忆犹新。

随着我读的日语书越来越多，并且对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越来越了解，我逐渐明白那时的惊讶是我对日本文化无知的表现。

日本人居住在四面环海的岛国，自古以来他们就有从海味中摄取人体不可或缺的营养的智慧。

对于日本人来说，鱼贝类产品不仅是他们的生活食粮，还是宝贵的蛋白质来源。鳗鱼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从绳文时代的贝冢当中出土了鳗鱼的骨头，在《万叶集》当中也有诗人大伴家持吟咏的和歌曲。

致石麻吕

日品九味衣带宽，

石麻吕君听我言。

消除苦夏有良方，

多食奈良海边鳗。

劝石

人瘦尚可肥，

命丢不可医。

莫为食鳗鲡，

溺水小河里。

从这两首古诗歌中可以知道，古代日本人就把鳗鱼作为有营养的食物来食用了。本来用来应对苦夏的鳗鱼被当做滋补品来食用，这一饮食习惯到了奈良时代、平安时代，已是世人皆知的事情了。

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饮食习惯逐渐形成并固定下来。文化年间（19世纪初）每逢土用丑日吃鳗鱼的习惯已经成为日本的夏日风物诗而固定了下来。

我家定居日本不过十几年，现在每逢土用丑日，也把烤鳗鱼烧摆上了餐桌。入乡随俗，家住在海边，盛夏时节必吃鳗鱼。

中国人也吃鳗鱼。从医食同源的角度出发，也劝结核病患者或为寄生虫而苦恼的人吃鳗鱼。但是，对鳗鱼的评价，并未达到迷信的程度。

1980年代初，我在北京参加了为期一年的进修。我的一位亲戚在北京某大学教书，他告诉我：北方人不太吃鳗鱼，北京的鳗鱼很便宜。进修所在大学的食堂饭菜实在不敢恭维，每逢节假日，我和同事就利用休息时间，一起买来鳗鱼、螃蟹等自己做饭吃。去大学附近的菜场一看，的确鳗鱼、螃蟹价格很便宜。

但是，如今中国流行美食文化，鳗鱼的价格恐怕是今非昔比了。

日本人居住在四面环海的岛国，自古以来他们就有从海味中摄取人体不可或缺的营养的智慧。

读一读与日本饮食文化相关的书籍就会发现，在鱼中之王鲷鱼当中，黑鲷被认为可益精血，不能给身体虚弱者、负伤者、孕妇食用。相反，脂肪较多的海鳝在纪州等地方常用来给孕妇吃。海狗丸作为壮阳药被视作宝物，在艳笑谭中时常登场。鲸鱼的阴茎在伊势志摩等地区仍被供奉着，日本人认为那也是壮阳食物。

在日本，不仅鱼贝类，就连海藻也被当做宝物，认为有益于人体健康。

其中的海带更被视作海中极品，主要成分为蛋白质、藻朊酸、山梨糖醇、矿物质、碘等，作为海中药草对高血压有效果。海带根在日本非常有人气。最近随着节食和对健康食品的关心，海带的功能越来越受重视。

海带还能给头发补充营养，其药用价值也深受好评。据田村勇的《海洋文化志》（雄山阁出版）一书显示，在千叶县有食用黑海带的习惯。冬日收割的海带切好晾干保存，吃的时候用水浸泡，放入味噌汤食用。当地以袋装的干海带为健康食品，当做地方特产销售。1975年，有销售商发现了这一商机，大量采购，然后制成粉末，当做生发剂销售。

作为药草究竟有多少效果无从知晓，但是长久以来日本人有效利用海带，丰富了他们的饮食生活，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据说在江户时代，还有人用它来酿造酱油。池田菊苗博士研究认为，现在常用的调味品“味之素”（味精）也是抽取海带中的精华成分谷氨酸制作而成的。

即便是现在，做日本料理时，也常用海带制作高汤。尤其是做清澄的高汤时，常使用利尻地区产的海带和日本真海带（北海道产）。日本真海带味道鲜美，自古以来广为人知。

由于受中国饮食文化和饮食习惯的影响，古代日本也存在着一种饮食习惯，认为海鲜中的一部分为发物，不可多吃。

日本人虽然贪吃海鲜，但是在《徒然草》写成的元德二年（1330）有一说法，劝人不要吃过多的鲣鱼，容易长肿物。大概受到这一说法的影响，兼好法师才借用镰仓某位老人的说法在文中写道：老人们在他们年轻时招待重要的客人之时，从不用鲣鱼。

暂且撇下发物不谈，和在中国一样，有的东西在日本也不可以同时食用。

平安时代的《医心方》中有训诫，“猪肉不可与鱼同吃，不利于人”、“奶酪不可与生鱼片同食，肠中可生虫”。

也就是说猪肉和鱼同时吃的话，不利于身体健康。同时一起吃乳制品和生鱼肉丝也不好，肠子里容易生寄生虫。中国的书籍当中也有同样的记载，成了这一说法的根据。

现在的卫生状况有了很大的进步，所以先前的说法看起来有一点滑稽了。但是想一想那个时期的卫生状况和加工技术，其担心也是不无道理的。

中国人动辄对海产品持有一种本能的警戒，而日本人则看起来对海鲜没有抵触。这只能说是不同的生活环境带来的饮食文化的差异。我在日本长期生活，万一有什么事情时，我究竟应该遵从哪种饮食文化呢？

由于受中国饮食文化和饮食习惯的影响，古代日本也有人存在一种饮食习惯，认为海鲜中的一部分为发物，不可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