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能否排行

对大学排行的态度，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赞同者认为，排行榜能满足考生及家长的需求，促进大学的办学竞争，引导社会对大学的资助，有利于政府和社会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大学社会评价机制的形成。反对者则认为，大学排行类似于一场商业秀，不科学的大学排行背离大学宗旨，有违大学精神，损害大学的声誉，容易误导社会，加剧大学的浮躁和急功近利。大学是十分复杂的社会组织，注重个性和特色是办好大学的关键，正如苹果中的红富士和印度青各有所长，表演艺术中的美声唱法与民族唱法难以同台竞技一样，大学也是不可比的。

那么，大学到底能否排行呢？我们认为，大学是能够排行的。为什么呢？有这么三点理由：一是大学组织特性决定。任何一类社会组织，都有其特定的活动范围和目标任务，其活动成效如何，是可以考核、测量与评价的。数学科学发展到今天，早已从技术手段上为这种评价测量提供了可能。大学是社会组织之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是已公认的现代大学三大基本职能，大学都是围绕着这三大职能运转的，不同大学这些职能发挥的情况及实现程度如何，也是可以测量、比较和评价的。作为大学评价的形式之一，大学排行是公民个人和社会组织对大学的一种价值判断，是依据一定的评价指标及评价结果对大学的一种排序，只要评价方案科学公正，实施过程符合规范程序，在此基础上的排行排序就是可行的。大学固然要有个性和特色，但个性与共性是密切相关的，个性再特殊，也是共性中的个性，跳不出共性这个圈子。红富士和印度青虽然各有特色，但它们其实都是苹果，同样也是有程度差异和可比可排的。

二是社会需要使然。大学在它产生的初期，只是为了满足部分人闲逸的好奇。随着社会发展，大学逐步走出象牙塔，与社会各方面形成广泛而密切的关系。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大学教育的质量如何、效率怎样、办学实力强不强，越来越为社会各方所关注。大学是否需要排行，政府可以表明立场，大学的校长们也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最有资格做出回答的应该是大学校园外、作为大学服务对象的社会各界。“今天，中国社会日益复杂化，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舆论和政策环境也很复杂，如何把大学的信息全面、准确地传递给公众，使公众在做出自己的教育选择时摆脱信息弱势地位，行使知情权，这正是大学排行榜所可以做到的，也是应该做到的。”^[8]所以，大学排行存在的主要理由是什么？答案就是社会需要。

三是世界各国的通例。自1983年《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推出第一份美国大学排行以来，许多国家都纷纷推进了自己的大学排行，如英国的《泰晤士报》、《金融时报》、《每日电讯》、《卫报》、日本的《钻石》周刊、《朝日新闻》、加拿大的《麦克林》新闻周刊、德国的《明镜》周刊、俄罗斯的《职业》杂志、印度的《今日印度报》等。近年来，一些区域性和全球大学排名也开始出现。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始于2003年，2004年出现了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的“全球最佳大学排名榜”，以及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的世界大学排名，2008年《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也推进了自己的世界最佳大学排名，大学排行正逐渐成为一种国际高等教育评估潮流和趋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专门成立了改进高等教育排名体系的国际专家工作小组，并连续举办专题国际会议。在2006年5月德国柏林召开的第二届大学排名国际专家组会议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并倡导“大学排行的柏林原则”，对大学排行的目的、指标体系和权重的分配、数据的收集和处理及排名结果的公布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以作为对高等教育机构进行排名需遵守的共同准则。

排行活动是一种普遍社会现象，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尽管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谁也不愿意自己成为别人评头品足的对象，但比较和排行却从来不会因为被评者的反对而停止。最初的比较和评价是笼统的、模糊的。在统计数据更加完备、检索更加方便、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日益发达的当今世界，当大学之间的比较可以量化成一张具体的排行榜时，我们也就情愿或不情愿地被带进了一个“大学排行榜时代”，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人们也许可以表示怀疑甚至反对，但却没有人能够阻止。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席Jandlak强调的，“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学习如何与大学排名共同相处的时代”。^[9]

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大学排行是大学社会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之一。大学的社会评价是社会力量对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满足社会和受教育者个人需要的程度做出价值判断的活动，是区别于政府和高校的“第三方评价”。随着社会力量在我国高等教育影响的日益加强，政府和民间对社会评价在质量保障中的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开展由政府、学校、家长及社会各方面参与的教育质量评价活动”，“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一次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大学评价的发展方向，大学的社会评价必将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